——嚴歌苓筆下創新的文學筆觸
賀紹俊
「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這算得上是氣蓋山河的警句了，但這樣的警句卻是宋代的大理學家程頤論證寡婦不能再嫁的理由。每當想起這一點，我就不免感到一陣驚悚，中國的寡婦真不容易，她們自古以來就要承載如此宏大的道德責任。寡婦如果完成了這一道德責任，便有人為她立下一塊貞節牌坊，那些用石頭壘起的貞節牌坊曾經遍佈於鄉野村鎮，我覺得要讓弱小的婦女背負著這麼重的石頭，只有兩種可能，要麼是被沉重的石頭壓死，要麼是撕下臉面不背這些倒霉的石頭。因此，在文學作品中寡婦的形象往往是兩種類型，一種是被石頭壓死的形象，這類寡婦充滿著哀怨和悲淒；一種是撕下臉面的形象，這類寡婦則明顯帶有作者主觀的醜化。魯迅筆下的祥林嫂大概就是最為典型的哀怨型的寡婦形象。西方文化對待寡婦顯然沒有我們如此道德化，因此他們描寫寡婦就要隨意得多，有一部奧地利的輕歌劇《快樂的寡婦》，寫了一位快樂自由幸福的寡婦，竟風靡了世界，至今仍是經典。與魯迅同一個時代的林語堂也許是多吃了幾年的洋麵包，他也用快樂的眼光去看寡婦，他在《紅牡丹》中寫了一個光彩奪目的寡婦牡丹，作者首先卸去了寡婦背上的道德包袱，讓牡丹盡情地追求自己的愛情和自由。這樣的寡婦形象在中國多少算得上是一個異數了。但林語堂筆下的寡婦多半都是生活在深宅大院的貴婦，他將自己所欣賞的西方貴族情調傳遞在這些寡婦身上顯然十分貼切，不過多少與中國文化拉開了距離。如今嚴歌苓的「第九個寡婦」也是一個快樂寡婦，但這個快樂寡婦並不似林語堂筆下的其快樂源泉來自西方文化的寡婦，嚴歌苓寫的是一個地道的中國寡婦，她來自民間，像一隻在鄉野林間飛上飛下的喜鵲，體現出一種民間的快樂精神。
《第九個寡婦》可以說是鄉村普通寡婦王葡萄的生活史。鄉村一直是現代文學的主題，因為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必須面對廣袤的鄉村。這也決定了作家們多半是以啟蒙的姿態去對待鄉村尤其是鄉村的婦女，於是文學中的鄉村往往是苦難的、愚昧的。拯救鄉村的任務非常艱巨。嚴歌苓在這部小說中當然要寫以苦難，王葡萄的一生似乎始終伴隨著苦難，她七歲時就死了父母，跟著逃黃水的人群逃到了史屯，才被孫家收為童養媳。但嚴歌苓不是啟蒙主義者，甚至都不是人道主義者，她是以一種生活的樂觀主義者的姿態進入寫作的，她對生活充滿了熱情和愛意。因此她的小說不以發現生活的意義為目的，而是把生活看作是上帝對人類的恩賜。即使面對苦難，她不去寫人們如何被苦難所壓倒，而是要寫在苦難中磨礪得更加閃亮的韌性。當然，事實上嚴歌苓的小說並沒有拒絕意義，在她的對生活充滿了品賞和體悟的興趣中，也就彰顯出生活中的人性光輝。她對寡婦王葡萄就是非常欣賞的，她以快意的、鮮亮的語言講述著王葡萄的故事。王葡萄是一個很有主見、也很聰明的女性，生活對她來說是殘酷的，但她在生活面前始終是主人，表現出一種強悍的生存哲學。王葡萄十四歲就成了寡婦，但這並不妨礙她理直氣壯地生活，也不妨礙她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性愛願望。她的生存哲學是以民間的方式培養出來的。她的公公是她的最重要的老師，啟蒙課就是從洗衣服開始的。公公教她有人要考她的德行，所以衣服裡有什麼東西都不能拿。還不懂事的王葡萄從這裡不僅學到了德行，也學會了怎麼應事，怎麼做人。當然這種強悍的生存哲學突出表現在她救出被槍斃的公公，並將公公藏在地窯裡一藏就是一二十年。這是一個傳奇式的故事坯子，嚴歌苓卻消解了它的傳奇性，把它納入到一個人的日常生活史中，這樣一種處置方式，就使得主人公王葡萄的快樂自在的民間生存哲學更加強壯。雖然這是一個非常高明的處置方式，但我以為嚴歌苓還是有些浪費了這個傳奇式的故事。在一個封閉的窯洞裡，只有公公與守寡的媳婦兩人之間的交流，生與死，愛與恨，統統都在這個窄小的世界裡壓縮折疊，如果嚴歌苓多在這個世界裡作一些停留，她會發現王葡萄內心更豐富的色彩和更細微的變化。
我們第一次讀到這麼一位張揚著民間生存哲學的快樂寡婦，她雖然是小說中的第九個寡婦，卻是當代文壇上的第一個快樂寡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