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在北京的時候，我的老朋友萬之說他把瑞典文學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翻譯成了中文，同時邀請我參加今天的會議。然後，我讀到了《失憶》。故事似乎是瑞典教育部門的一個腐敗官員被雙規了，面對紀檢人員無法解釋清楚自己遠遠高於薪水的灰色收入。這是一個失憶者的講述，紀檢人員似乎也是失憶者，甚至社會也是一個失憶的社會。作者把人的失憶和社會的失憶描寫得絲絲入扣。
這是一部細緻入微的書，裡面的優美讓我想起了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裡面的不安讓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釋夢》，裡面時時出現的幽默讓我想起了微笑。一個失憶者在滔滔不絕的講述裡（也是自言自語）尋找自己在這個世界裡的痕跡：不可知的文件箱，一個新鮮的傷口，幾個日期，一封信，一個地址，一份發言稿，舊日曆等生活的碎片，它們之間缺少值得信任的聯結，而且這些碎片是否真實也是可疑的，但是這些碎片比失憶者更瞭解他自己，作者在寫到一堆鑰匙時說：「其中一把鑰匙比我自己更知道我的底細。」
我的閱讀過程十分奇妙，就像我離家時鎖上了門，可是在路上突然詢問自己門鎖了沒有？門沒有鎖上的念頭就會逐漸控制我的思維，我會無休止地在門是否鎖上的思維裡掙扎。或者說我在記憶深處尋找某一個名字或者某一件往事，當我覺得自己已經接近了的時候，有人在旁邊說出了一個錯誤的名字或者錯誤的事件時，我一下子又遠離了。
我似乎讀到了真相，接著又讀到了懷疑；我似乎讀到了肯定，接著又讀到了否定。這樣的感覺像是在讀中國的歷史：建立一個朝代，推翻一個朝代，再建立一個，再推翻一個，週而復始。
因此我要告訴大家，這不是一部用銀行點鈔機的方式可以閱讀的書，而是一部應該用警察在作案現場採取指紋的方式來閱讀的書；或者說不是用喝的方式來閱讀，應該是用品嚐的方式來閱讀。喝是迅速的，但味覺是少量的；品嚐是慢條斯理的，但味覺是無限的。
埃斯普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語法的，而這個世界是被語法規定好的，世界對於人來說就是一個無法擺脫的困境。而語法，在這部書中意味著很多，是權力，是歷史，是現實，等等，糟糕的是它們都是一個又一個的陷阱。這也是今天的主題，失憶的個人性和社會性。埃斯普馬克的這部小說，既是觀察自己的顯微鏡，也是觀察社會的放大鏡。
我想借此機會談談失憶的社會性，我要說兩個例子。第一個是去年十一月，挪威舉辦了一個中國文學周，我當時在美國為英文版新書做宣傳，沒有前往。我的朋友汪暉去了，他回來告訴我，挪威的記者採訪他的時候，都會問起前年的和平獎。今年十月我去了挪威，我在飛機上想好了如何回答和平獎的問題，結果沒有一個記者問起和平獎，挪威的記者失憶了。他們都問我即將召開的十八大，我說我很難回答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像我這樣的平民議論這個，屬於謠言。第二個例子是最近的釣魚島爭端，日本對待自己歷史的態度令中國人氣憤，可是仔細想想，我們對待自己歷史的態度也是可以質疑的。
中國有句俗話叫「抱著孩子找孩子」。一個母親抱著自己的孩子焦急地尋找自己的孩子，她忘記了孩子就在自己的懷抱裡，這是失憶的個人性；當所有看到這個抱著孩子找孩子的母親的人表現出了集體的視而不見時，這就是失憶的社會性了。
埃斯普馬克比我年長三十歲，他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和不同的文化裡，可是《失憶》像是鬧鐘一樣喚醒了我一些沉睡中的記憶，甚至是拿到了死亡證書的記憶。我想這就是文學的意義，這也是我喜歡《失憶》的原因。
我在此舉一個例子說明：書中的失憶者始終在尋找一個叫L的妻子（也許仍然是一個臨時妻子），失憶者幾乎完全忘記了L的一切，但是「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頭髮垂下的樣子」。在一本被撕破的護照上殘缺的照片裡，「只能朦朧地可見一綹半長的頭髮」。
女性的頭髮對我和埃斯普馬克來說是同樣的迷人。時尚雜誌總是對女性的三圍津津樂道，當然三圍也不錯。然而對於埃斯普馬克和我這樣的男人來說，女性頭髮的記憶比三圍美好得多。我有一個真實的經歷，我二十來歲的時候，沒有女朋友，當然也沒有結婚，曾經在一個地方，我忘記是哪裡了，只記得自己正在走上一個台階，一個姑娘走下來，可能是有人叫她的名字，她急速轉身時辮子飄揚起來了，辮梢從我臉上掃過，那個瞬間我的感官記住了她的辮梢，對於她的容貌和衣服的顏色，我一點也想不起來。這應該是我對女性最為美好的記憶之一，可是我竟然忘記了，畢竟三十多年過去了。現在，埃斯普馬克讓這個美好的記憶回到了我的身旁。
謝謝你！埃斯普馬克。
還有你，萬之，我的老朋友，你的譯文棒極了！昨晚我和陳思和一起讚揚了你中文的敘述才華。二十多年前你從北京坐上火車搖搖晃晃去了挪威，然後又去了瑞典，開始了你遠離中文的漂泊生涯。可是讀完中文版的《失憶》，讓我覺得你一天也沒有離開過中國，我懷疑你在遙遠北歐的生活是你虛構出來的。
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