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拔牙，我是在1978年3月獲得這份工作的。那個時候個人是沒有權利選擇工作的，那個時候叫國家分配。我中學畢業時剛好遇上1977年「文革」後的第一次高考，可是我不思進取沒有考上大學，那一屆的大學名額基本上被陳村這樣的人給掠奪了，這些人上山下鄉吃足了苦頭，知道考大學是改變自己命運的良機，萬萬不能錯過。而我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一頭栽進衛生院。國家把我分配到了海鹽縣武原鎮衛生院，讓我當起了牙醫。
牙醫是什麼工作？在過去是和修鞋的修鐘錶的打鐵的賣肉的理發的賣爆米花的一字兒排開，撐起一把洋傘，將鉗子什麼的和先前拔下的牙齒在櫃子上擺開，以此招徠顧客。我當牙醫的時候算是有點醫生的味道了，大醫院裡叫口腔科，我們衛生院小，所以還是叫牙科。我們的顧客主要是來自鄉下的農民，農民都不叫我們「醫院」，而是叫「牙齒店」。其實他們的叫法很準確，我們的衛生院確實像是一家店，我進去時是學徒，拔牙治牙做牙鑲牙是一條龍學習，比我年長的牙醫我都叫他們師傅，根本沒有正規醫院裡那些教授老師主任之類的稱呼。
我的師傅姓沈，沈師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醫，來我們衛生院發揮餘熱。現在我寫下沈師傅三個字時，又在懷疑是不是孫師傅，在我們海鹽話的發音裡「沈」和「孫」沒有區別，還是叫沈師傅吧。那時候沈師傅六十多歲，個子不高，身體發胖，戴著金絲框的眼鏡，頭髮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齊。
我第一次見到沈師傅的時候，他正在給人拔牙，可能是年紀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勁時，臉上出現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齒似的。那一天是我們衛生院的院長帶我過去的，告訴他我是新來的，要跟著他學習拔牙。沈師傅冷淡地向我點點頭，然後就讓我站在他的身旁，看著他如何用棉球將碘酒塗到上顎或者下顎，接著注射普魯卡因。注射完麻醉後，他就會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煙，等煙抽完了，他問一聲病人：「舌頭大了沒有？」當病人說大了，他就在一個盤子裡選出一把鉗子，開始拔牙了。
沈師傅讓我看著他拔了兩次後，就坐在椅子裡不起來了，他說下面的病人你去處理。當時我膽戰心驚，心想自己還沒怎麼明白過來就匆忙上陣了，好在我記住了前面塗碘酒和注射普魯卡因這兩個動作，我笨拙地讓病人張大嘴巴，然後笨拙地完成了那兩個動作。在等待麻醉的時候，我實在是手足無措，這中間的空閒在當時讓我非常難受。這時候沈師傅遞給我一支煙，和顏悅色地和我聊天了，他問我父母是做什麼工作的，家裡有幾個兄弟姐妹。抽完了煙，聊天也就結束了。謝天謝地我還記住了那句話，我就學著沈師傅的腔調問病人舌頭大了沒有，當病人說大了，我的頭皮是一陣陣地發麻，心想這叫什麼事，可是我又必須去拔那顆倒霉的牙齒，而且還必須裝著胸有成竹的樣子，不能讓病人起疑心。
我第一次拔牙的經歷讓我難忘，我記得當時讓病人張大了嘴巴，我也瞄準了那顆要拔下的牙齒，可是我回頭看到盤子裡一排大小和形狀都不同的鉗子時，我不知道應該用哪一把，於是我灰溜溜地撤下來，小聲問沈師傅應該用哪把鉗子。沈師傅欠起屁股往病人張大的嘴巴裡看，他問我是哪顆牙齒，那時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齒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給沈師傅看，沈師傅看完後指了指盤子裡的一把鉗子後，又一屁股坐到椅子裡去了。當時我有一種強烈的孤軍奮戰的感覺，我拿起鉗子，伸進病人的嘴巴，瞄準後鉗住了那顆牙齒。我很慶幸自己遇上的第一顆牙齒是那種不堪一擊的牙齒，我握緊鉗子只是搖晃了兩下，那顆牙齒就下來了。
真正的困難是在後來遇上的，也就是牙根斷在裡面。剛開始牙根斷了以後，坐在椅子裡的沈師傅只能放下他悠閒的二郎腿，由他來處理那些枯枝敗葉。挖牙根可是比拔牙麻煩多了，每一次沈師傅都是滿頭大汗。後來我自己會處理斷根後，沈師傅的好日子也就正式開始了。當時我們的科室裡有兩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進來兩個病人，讓他們在椅子上坐下後，然後像是工業托拉斯似的，同時給他們塗碘酒和注射麻醉，接下去的空閒裡我就會抽上一根煙，這也是沈師傅教的。等煙抽完了，又托拉斯似的給他們挨個拔牙，接著再同時叫進來兩個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師傅配合得天衣無縫，我負責叫進來病人和處理他們的病情，而沈師傅則是坐在椅子裡負責寫病歷開處方，只有遇上麻煩時，沈師傅才會親自出馬。隨著我手藝的不斷提高，沈師傅出馬的機會也是越來越少。
我們兩個人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記得那時候和沈師傅在一起聊天非常愉快，他給我說了很多舊社會拔牙的事。沈師傅一個人住在海鹽時常覺得孤單，所以他時常要回上海去，他每次從上海回來時，都會送給我一盒鳳凰牌香煙。那時候鳳凰牌香煙可是奢侈品，我記得當時的人偶爾有一支這樣的香煙，都要拿到電影院去抽，在看電影時只要有人抽起鳳凰牌香煙，整個電影院都香成一片，所有的觀眾都會扭過頭去看那個抽煙的人。沈師傅送給我的就是這種香煙，他每次都是悄悄地塞給我，不讓衛生院的同事看到。
沈師傅讓我為他做過兩件事，可是我都沒有做好。第一件事是讓我洗印照片，那時候我的業餘愛好還不是寫作，而是洗印照片，經常在一個同學家裡，拿紅色的玻璃紙包住燈泡後，開始洗印，我最喜歡做的就是拿著鑷子，夾住照片在藥水裡拂動，然後看著照片上自己的臉和同學的臉在藥水裡漸漸浮現。沈師傅知道我經常幹這些事，有一次他從上海回來後，交給我一張底片，讓我在洗印照片時給他放大幾張。那張底片是印在一塊玻璃上的，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玻璃底片，是沈師傅的正面像。沈師傅當時一再叮囑我要小心，別弄壞了底片，他說這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一張底片，準備以後用來放大做遺像的。我當時聽他說到遺像，心裡吃了一驚，當時我很不習慣聽到這樣的話。後來我在同學家放大時，那位同學不小心將這張底片掉到地上弄碎了，我一個晚上都在破口大罵那位同學。到了第二天我硬著頭皮去告訴沈師傅，說底片碎了，然後將已經放大的幾張照片交給他。現在想起來當時沈師傅肯定很後悔，後悔將自己鍾愛的底片交給我這種靠不住的人。不過當時他表現得很豁達，他說沒關係，只要有照片就行，可以拿著照片去翻拍，這樣就又有底片了。
沈師傅讓我做的第二件事，是他離開海鹽前對我說的，他說他快七十了，一個人住在海鹽很累，他不想再工作了，要回家了。然後他說上海家裡的窗戶上沒有柵欄，不安全，問我能不能為他弄一些鋼條，我說沒問題。沈師傅離開後沒有幾天，我就讓一位同學在他們工廠拿了幾十根手指一樣粗的鋼條出來，當時我們衛生院的一位同事剛好要去上海，我就將鋼條交給她，請她帶到上海交給沈師傅。沈師傅走後差不多一年，有一天他又回來了，可能是在上海待著太清閒，他又想念工作了，所以又回到了我們衛生院，我們兩個人還是在一個門診科室。他回來時像往常一樣，悄悄塞給我一盒鳳凰煙。我們還是像過去一樣，一個負責拔牙，一個負責寫病歷開處方，空閒的時候我們一邊抽煙一邊聊天。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鋼條，我就問他能不能用上，他說他沒有收到鋼條，然後才知道我們那位同事將鋼條忘在她的床下了，忘了差不多有一年。這是沈師傅最後一次來我們衛生院工作，時間也很短，沒多久他又回上海了，以後再也沒有回來。我和沈師傅一別就是二十年，我沒有再見到他。
這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從十八歲開始，到二十三歲結束。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寫作，直到現在還在樂此不疲。我奇怪地感到自己青春的記憶就是牙醫生涯的記憶，當我二十三歲開始寫作以後，我的記憶已經不是青春的記憶了。這是我在寫這篇文章時的發現，更換一份工作會更換掉一種記憶，我現在努力回想自己二十三歲以後的經歷，試圖尋找到一些青春的氣息，可是我沒有成功，我覺得二十三歲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沒有什麼兩樣，而牙醫時的我和現在的我絕然不同。十八年來，我一直為寫作給自己帶來的無盡樂趣而沾沾自喜，今天我才知道這樣的樂趣犧牲了我的青春年華，連有關的記憶都沒有了。我的安慰是，我還有很多牙醫的記憶，這是我的青春，我的青春是由成千上萬張開的嘴巴構成的，我不知道是喜是憂。
二○○一年四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