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德寧打來電話，說今年9月是《北京文學》創刊五十週年的日子。章德寧在《北京文學》已經工作了二十多年，我成為《北京文學》的作者也有十七年了。我們在電話裡談到了周雁如，一位十年前去世的老編輯，在八十年代的前幾年，她一直是《北京文學》的實際主編，十七年前的一個下午，我在電話裡第一次聽到她的聲音，我相信這是一個改變我命運的電話。
當時我正在浙江海鹽縣的武原鎮衛生院裡拔牙，整個衛生院只有一部電話，是那種手搖的電話，通過總機轉號，而我們全縣也只有一個總機，在縣郵電局裡。我拿起電話時還以為是鎮上的某一位朋友打來的，可是我聽到了總機的聲音，她告訴我說有一個北京長途。接下去我拿著電話等了差不多有一個小時，其間還有幾個從我們鎮上打進來的電話騷擾我，然後在快要下班的時候，我聽到了周雁如的聲音，她告訴我，我寄給《北京文學》的三篇小說都要發表，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
這是我人生的轉折點，這一年我二十三歲，做了五年的牙醫，剛剛開始寫作，我還不知道自己今後的職業是寫作，還是繼續拔牙。我實在不喜歡牙醫的工作，每天八小時的工作，一輩子都要去看別人的口腔，這是世界上最沒有風景的地方，牙醫的人生道路讓我感到一片灰暗。當時我常常站在醫院的窗口，看著下面喧鬧的街道，心裡重複著一個可怕的念頭——難道我要在這裡站一輩子？當時我最大的願望就是能夠進入縣文化館，因為我看到在文化館工作的人經常在街道上遊蕩，我喜歡這樣的工作，游手好閒也可以算是工作，我想這樣的好工作除了文化館以外，恐怕只有天堂裡才有了。於是我開始寫作了，我一邊拔牙一邊寫作，拔牙是沒有辦法，寫作是為了以後不拔牙。當時我對自己充滿了希望，可是不知道今後的現實是什麼。
就是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當我們縣裡郵電局的總機告訴我是北京的長途時，我的心臟就開始狂跳了，我預感到是《北京文學》的電話，因為我們家在北京沒有親戚，就是有親戚也應該和我的父母聯繫。電話接通後，周雁如第一句話就是告訴我，她早晨一上班就掛了這個長途，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時才接通。我一生都不會忘記她當時的聲音，說話並不快，可是讓我感到她說得很急，她的聲音清晰準確，她告訴我路費和住宿費由《北京文學》承擔，這是我最關心的事，當時我每月的工資只有三十多元。她又告訴我在改稿期間每天還有出差補助，最後她告訴我《北京文學》的地址——西長安街七號，告訴我出了北京站後應該坐10路公交車。她其實並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門遠行，可是她那天說得十分耐心和仔細，就像是在囑咐一樣，將所有的細節告訴了我。我放下電話，第二天就坐上汽車去了上海，又從上海坐火車去了北京。
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學習期間，曾經和一位朋友去看望周雁如，她那時已經離休了，住在羊坊店路的新華社宿舍裡，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去周雁如的家，她的家讓我感到十分簡單和樸素。那天周雁如很高興，就像我第一次在《北京文學》編輯部見到她一樣，事實上我每次見到她，她都顯得很高興，其實她一直在承受著來自生活的壓力，她的丈夫和一個女兒長期患病，我相信這樣的壓力也針對著她的精神，可是她總是顯得很高興。那天從她家裡出來後，她一直送我們到大街上，和我們分手的時候，她流出了眼淚，當我們走遠了再回頭看她，她還站在那裡看著我們。這情景令我難忘，在此之前我們有過很多次告別，只有這一次讓我看到了周雁如依依不捨的神情，是因為離休以後的她和工作時的她有所不同了，這樣的不同也只是在分手告別的時候才顯示出來。現在，當我寫下這些時，想到周雁如去世都已經有十年了，而往事歷歷在目，我突然感到了人生的虛無。
我十分懷念那個時代，在八十年代的初期，幾乎所有的編輯都在認真地閱讀著自由來稿，一旦發現了一部好作品，編輯們就會互相傳閱，整個編輯部都會興奮起來。而且當時寄稿件不用花錢，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個角，就讓刊物去郵資總付了。我當時一邊做著牙醫，一邊寫著小說，我不認識任何雜誌的編輯，我只知道雜誌的地址，就將稿件寄給雜誌，一旦退稿後，我就將信封翻過來，用膠水粘上後寫下另一個雜誌的地址，再扔進郵筒，當然不能忘了剪掉一個角。那個時期我的作品都是免費地在各城市間旅遊著，它們不斷地回到我的身旁，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有時是一封薄薄的信，每當收到這樣的信，我就會激動起來，經驗告訴我某一部作品有希望了。
有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來自《北京文學》的薄薄的信，信的署名是王潔。王潔是我遇到的第一位重要的編輯，我所說的重要只是針對我個人而言。我認為自己很幸運，王潔在堆積如山的自由來稿中發現了我的作品，我的幸運使她讀完了我的作品，而且幸運還在延續，她喜歡上了我的作品。正是她的支持和幫助使我敲開了《北京文學》之門。
1983年11月，當我從海鹽來到北京，第一次走進西長安街七號的《北京文學》編輯部，是中午休息的時候，王潔剛剛洗完了頭，頭髮上還滴著水珠。然後是一位臉色紅潤的老太太走過來問我：「你就是余華？」這位老太太就是周雁如。這情景在我的記憶裡就像是日出一樣，永遠清晰可見。
我和王潔成為了很好的朋友，我來到北京改稿，不僅見到了一直給我寫信的王潔，也認識了她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叫大兵的朋友正在做生意，我改完稿離開北京時，就是王潔和大兵送我去北京站。第二年我來參加《北京文學》筆會時，他還來飯店看我，此後很多年沒有再見，可是有一次我在上海的街道上行走時，突然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我一看，大兵站在街道對面向我招手。又是很多年過去了，我再也沒有得到大兵的消息。
其實我和王潔也已經有十來年沒有見面了，當我在浙江的時候，我們保持著密切的通信，而當我定居北京以後，我們反而中斷了聯繫。王潔後來離開了《北京文學》，她去了一家新的雜誌，我忘了那家雜誌的名字，只記得編輯部在王府井，1988年我在魯迅文學院時，我去過幾次王潔的編輯部，最後一次去的時候，編輯部已經搬走了。我不知道她現在是不是還住在蒲黃榆，我很多次去過她的家，我記得她很會做菜，有一次我在她家附近辦事，完事了就去她家，事先沒有給她打電話，剛好遇上她在家裡請朋友吃飯，她一打開門就說我有吃福。不過我的吃福並沒有得到延續，大概是在1989年，王潔給我打電話，讓我星期天去她家吃飯，我剛好有事沒有去，從此以後我們再沒有聯繫過。我不知道她現在怎麼樣了，我想她的兒子應該長大成人了，我在海鹽的時候曾經給她寄過一本書《怎樣理解孩子的心靈》，那時候她的兒子還小，王潔回信告訴我，她因為忙沒有讀，她的兒子就整天催著她快去讀。三年前我遇到一位音樂製作人，交談中得知他和王潔曾在一個編輯部工作過，又在同一幢樓裡住過，我就問他有沒有王潔的電話，他說可以找到，找到後就告訴我，可能他沒有找到，因為他一直沒有告訴我。
十七年前我第一次來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半個月，我三天就將稿子改完了，周雁如對我說不要急著回去，她讓我在北京好好玩一玩。我就獨自一人在冬天的寒風裡到處遊走，最後自己實在不想玩了，才讓王潔替我去買火車票。我至今記得當初王潔坐在桌子前，拿著一支筆為我算賬，我不斷地說話打斷她，她就說：「你真是討厭。」結賬後王潔又到會計那裡替我領了錢，我發現不僅我在北京改稿的三天有補助，連遊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補助。最後王潔還給我開了一張證明，證明我在《北京文學》的改稿確有其事。當我回到海鹽後，我才知道那一張證明是多麼重要，當時的衛生院院長見到我的第一句話就是：「有沒有證明？」
從北京回到海鹽後，我意識到小小的海鹽轟動了，我是海鹽歷史上第一位去北京改稿的人。他們認為我是一個人才，不應該再在衛生院裡拔牙了，於是一個月以後，我到文化館去上班了。當時我們都是早晨七點鐘上班，在衛生院的時候，我即使遲到一分鐘都會招來訓斥。我第一天去文化館上班時，故意遲到了三個小時，十點鐘才去，我想試探一下他們的反應，結果沒有一個人對我的遲到有所反應，彷彿我應該在這個時間去上班。我當時的感覺真是十分美好，我覺得自己是在天堂裡找到了一份工作。
二○○○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