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我是一名牙科醫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小鎮上手握鋼鉗，每天拔牙長達八個小時。
在我們中國的過去，牙醫是屬於跑江湖一類，通常和理發的或者修鞋的為伍，在繁華的街區撐開一把油布雨傘，將鉗子、錘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開，同時也將以往拔下的牙齒一字排開，以此招徠顧客。這樣的牙醫都是獨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樣挑著一副擔子遊走四方。
我是他們的繼承者。雖然我在屬於國家的醫院裡工作，但是我的前輩們都是從油布雨傘下走進醫院的樓房，沒有一個來自醫學院。我所在的醫院以拔牙為主，只有二十來人，因牙痛難忍前來治病的人都把我們的醫院叫成「牙齒店」，很少有人認為我們是一家醫院。與牙科醫生這個現在已經知識分子化的職業相比，我覺得自己其實是一名店員。
我就是那時候開始寫作的。我在「牙齒店」干了五年，觀看了數以萬計的張開的嘴巴，我感到無聊至極。當時，我經常站在臨街的窗前，看到在文化館工作的人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閒地走來走去，心裡十分羨慕。有一次我問一位在文化館工作的人，問他為什麼經常在大街上遊玩。他告訴我：這就是他的工作。我心想這樣的工作倒是很適合我。於是我決定寫作，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夠進入文化館。當時進入文化館只有三條路可走：一是學會作曲；二是學會繪畫；三就是寫作。對我來說，作曲和繪畫太難了，而寫作只要認識漢字就行，我只能寫作了。
現在，我已經有十五年的寫作歷史了，我已經知道寫作會改變一個人，會將一個剛強的人變得眼淚汪汪，會將一個果斷的人變得猶豫不決，會將一個勇敢的人變得膽小怕事，最後就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變成了一個作家。我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貶低寫作，恰恰是為了要說明文學或者說是寫作對於一個人的重要。因為文學的力量就是在於軟化人的心靈，寫作的過程直接助長了這樣的力量，它使作家變得越來越警覺和傷感的同時，也使他的心靈經常地感到柔弱無援。他會發現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與四周的現實若即若離，而且還會格格不入。
然後他就發現自己已經具有了與眾不同的準則，或者說是完全屬於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斷，他感到自己的靈魂具有了無孔不入的本領，他的內心已經變得異常的豐富。這樣的豐富就是來自於長時間的寫作，來自於身體肌肉衰退後警覺和智慧的茁壯成長，而且這豐富總是容易受到傷害。
就像你們偉大的但丁，在那部偉大的《神曲》裡，奇妙的想像和比喻，溫柔有力的結構，從容不迫的行文，我對《神曲》的喜愛無與倫比。但丁在詩句裡表達語言的速度時，這樣告訴我們：箭中了目標，離了弦。另一位偉大的作家叫博爾赫斯，是阿根廷人，他對但丁的仰慕不亞於我。在他的一篇有趣的故事裡，寫到了兩個博爾赫斯，一個六十多歲，另一個已經八十高齡了。他讓兩個博爾赫斯在漫長旅途中的客棧相遇，當年老的博爾赫斯說話時，讓我們看看他是如何描寫聲音的，年輕一些的博爾赫斯這樣想：「是我經常在我的錄音帶上聽到的那種聲音。」多麼微妙的差異，通過錄音帶的轉折，博爾赫斯向我們揭示出了一致性中隱藏的差異。偉大的作家無不如此，我在這裡可以列出一份長長的名單，我相信這份名單長到可以超過我們中國沒完沒了的菜譜。
因為一個眾所周知的原因，像我這一代人是在沒有文學的環境裡成長起來的，當我成年以後，我開始喜愛文學的時候，正是中國對文學解禁的時代，我至今記得當初在書店前長長的購書人流，這樣的情景以後我再沒有見到，這是無數人匯聚起來的飢渴，是一個時代對書籍的飢渴，我置身其間，就像一滴水匯入大海一樣，我一下子面對了浩若煙海的文學，我要面對外國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的現代文學，我失去了閱讀的秩序，如同在海上看不見陸地的漂流，我的閱讀更像是生存中的掙扎，最後我選擇了外國文學。我的選擇是一位作家的選擇，或者說是為了寫作的選擇，而不是生活態度和人生感受的選擇。因為只有在外國文學裡，我才真正瞭解寫作的技巧，然後通過自己的寫作去認識文學有著多麼豐富的表達，去認識文學的美妙和樂趣，雖然它們反過來也影響了我的生活態度和人生感受，然而始終不是根本的和決定性的。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一直以中國的方式成長和思考，而且在今後的歲月裡我也將一如既往；然而作為一位中國作家，我卻有幸讓外國文學撫養成人。除了我們自己的語言，我不懂其他任何語言，但是我們中國有一些很好的翻譯家，我很想在這裡舉出他們的名字，可是時間不允許我這樣做。我就是通過他們的出色的翻譯，才得以知道我們這個世界上的文學是多麼輝煌。
我真正要說的是文學的力量就在這裡，在但丁的詩句裡和博爾赫斯的比喻裡，在一切偉大作家的敘述裡，在那些轉瞬即逝的意象和活生生的對白裡，在那些妙不可言同時又真實可信的描寫裡……這些都是由那些柔弱同時又是無比豐富和敏感的心靈創造的，讓我們心領神會和激動失眠，讓我們遠隔千里仍然互相熱愛，讓我們生離死別後還是互相熱愛。因為但丁告訴我們：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體。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物體能夠比方柱體更加穩定可靠？
（本文是在意大利都靈舉辦的「遠東地區文學論壇」的演講稿）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