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83年開始小說創作，當時我深受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影響，川端作品中細緻入微的描敘使我著迷，那個時期我相信人物情感的變化比性格更重要，我寫出了像《星星》這類作品。這類作品發表在1984年到1986年的文學雜誌上，我一直認為這一階段是我閱讀和寫作的自我訓練期，這些作品我一直沒有收錄到自己的集子中去。
由於川端康成的影響，使我在一開始就注重敘述的細部，去發現和把握那些微妙的變化。這種敘述上的訓練使我在後來的寫作中嘗盡了甜頭，因為它是一部作品是否豐厚的關鍵。但是川端的影響也給我帶來了麻煩，這十分內心化的寫作，使我感到自己的靈魂越來越閉塞。這時候，也就是1986年，我讀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在敘述形式上的隨心所欲把我嚇了一跳，我心想：原來小說還可以這樣寫。
卡夫卡是一位思想和情感都極為嚴謹的作家，而在敘述上又是徹底的自由主義者。在卡夫卡這裡，我發現自由的敘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達得更加充分。於是卡夫卡救了我，把我從川端康成的桎梏裡解放了出來。與川端不一樣，卡夫卡教會我的不是描述的方式，而是寫作的方式。
這一階段我寫下了《十八歲出門遠行》、《現實一種》、《世事如煙》等一系列作品。應該說《十八歲出門遠行》是我成功的第一部作品，在當時，很多作家和評論家認為它代表了新的文學形式，也就是後來所說的先鋒文學。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我在中國被一些看法認為是學習西方文學的先鋒派作家，而當我的作品被介紹到西方時，他們的反映卻是我與文學流派無關。所以，我想談談先鋒文學。我一直認為中國的先鋒文學其實只是一個借口，它的先鋒性很值得懷疑，而且它是在世界範圍內先鋒文學運動完全結束後產生的。就我個人而言，我寫下這一部分作品的理由是我對真實性概念的重新認識。文學的真實是什麼？當時我認為文學的真實是不能用現實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實裡還包括了想像、夢境和慾望。在1989年，我寫過一篇題為《虛偽的作品》的文章，它的題目來自於畢加索的一句話：「藝術家應該讓人們懂得虛偽中的真實。」為了表達我心目中的真實，我感到原有的寫作方式已經不能支持我，所以我就去尋找更為豐富的，更具有變化的敘述。現在，人們普遍將先鋒文學視為八十年代的一次文學形式的革命，我不認為是一場革命，它僅僅只是使文學在形式上變得豐富一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我的寫作出現了變化，從三部長篇小說開始，它們是《在細雨中呼喊》、《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有關這樣的變化，批評家們已經議論得很多了，但是都和我的寫作無關。應該說是敘述指引我寫下了這樣的作品，我寫著寫著突然發現人物有他們自己的聲音，這是令我驚喜的發現，而且是在寫作過程中發現的。在此之前我不認為人物有自己的聲音，我粗暴地認為人物都是作者意圖的符號，當我發現人物自己的聲音以後，我就不再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敘述者，我成為了一個感同身受的記錄者，這樣的寫作十分美好，因為我時常能夠聽到人物自身的發言，他們自己說出來的話比我要讓他們說的更加確切和美妙。
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變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漸地被更多的讀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時代在變化，還是人在變化，我現在更喜歡活生生的事實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認為文學的偉大之處就是在於它的同情和憐憫之心，並且將這樣的情感徹底地表達出來。文學不是實驗，應該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為了形式自身的創新或者其他的標榜之詞，而是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將人的內心表達出來，而不是為了表達內分泌。
就像我喜歡自己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樣，我仍然喜歡自己在八十年代所寫下的作品，因為它們對於我是同樣的重要。更為重要的是我還將不斷地寫下去，在我今後的作品中，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會更有意義，我所說的意義是寫出擁有靈魂和希望的作品。
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