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分感謝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主席李文求先生的邀請，使我有機會來到韓國，有機會在這裡表達我的一些想法。
在北京的時候，我收到的演講題目是《打開21世紀東亞文學的未來》，這個題目讓我感到不安和慚愧，在涉及到東亞文學的時候，我發現自己只是對日本的文學有所瞭解，對韓國的文學我可以說是一無所知。誠然，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來解釋自己這方面的無知，比如由於朝鮮的原因，中國和韓國很晚才建交的事實影響了兩國間文學的交流；另一個原因來自於中國的圖書市場，我很難找到已經翻譯成漢語的韓國文學作品。我的朋友白元淡教授告訴我，韓國在出版外國文學作品時，熱衷於對西方文學的介紹，對中國文學的介紹十分冷淡。中國的情況更加糟糕，這些年來中國幾乎是沒有出版韓國的文學作品。
關心西方發達國家遠遠超過關心自己的鄰居，這似乎是亞洲國家共同的特點，但是這幾年情況開始改變。在中國，一些清醒的知識分子已經將目光和研究的課題轉向自己的鄰國。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1994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演說中，明確地表明了他是一位亞洲作家的身份。1998年，主編《創作與批評》的白樂晴教授和崔元植教授來到北京，與中國的學者和作家進行廣泛的交流。
從相互關心到開始真正的交流，我相信這會獲得很大的收益。兩年前由中國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全球化時代的文學和人》一書中，白樂晴教授在第一章就澄清了韓國的民族文學與政府投入大量預算所標榜的「韓國式」民主主義不是一回事，白樂晴寫道：「政府所倡導的民族文學與我們基於民族良心、文學的良心所指的民族文學有距離的話，談論『民族文學』不得不更為小心。如果只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與展示，並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的話，那麼它就不是正經文學，對民族大多數成員也無益。」
這是我在那次會議上的第一個收穫，因為白樂晴教授在書中寫到的有關民族文學的段落，總是讓我忍不住想起中國的文學現實，有時候我會覺得白樂晴教授所寫的彷彿是中國的事，「將民族傳統的一部分隨便閹割下來保存和展示」，這也是中國的各級政府官員所熱衷的，而且「將鼓吹國民生活現在與將來的曖昧樂觀論當作民族文學」，也是不少中國作家的所謂追求。
第二個收穫是在中國的《讀書》雜誌舉辦的討論會上，當一位中國的學者問崔元植教授關於南北韓分裂的問題時，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吃驚，他說南北韓分裂並不是朝鮮民族最重要的問題，他認為最重要的是朝鮮民族是在中國、日本、俄羅斯和太平洋對岸的美國這四個大國的包圍中生存。崔元植教授的回答使我對韓國的學者和作家所倡導的民族文學有了進一步的理解，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出的民族的良心和文學的良心。
同時，也讓我想起了一位偉大的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BARTOK），這位寫下豐富的旋律和迷人的節奏的音樂家，一生中的很多時間都是在農村採集民間音樂，於是人們就會知道他那些達到形式對稱和題材統一的作品來自何處：與農民們在一起的生活經歷，使巴托克獲得了成千首典型的馬扎爾、斯洛伐克、特蘭西瓦尼亞和羅馬尼亞等地的民間音樂主題。然而中東歐地區的民間音樂與巴托克的音樂有著更為複雜的關係，當很多人認為為民間旋律配和聲是一件容易的事，他們認為無論如何也比創作一個「獨特」的主題容易得多（這樣的看法其實就是白樂晴教授所指責的「隨便地閹割下來」的做法），巴托克不這麼認為，他在《農民音樂的重要性》一文中寫道：
「處理民間旋律是極端困難的。我可以大膽斷言，處理民間曲調和創作一首大規模的作品一樣困難。只要想到這一點就可以明白：民間曲調不是作曲家自己的作品，而是早已存在的作品，這便是最大的困難之一。另一個困難在於民間旋律的特別性格。我們開始必須認識這種性格，還要深入瞭解它，最後，在改編的時候要把它突出而不是掩蓋住。」
我相信文學也是一樣，一個優秀的作家必須瞭解自己民族傳統中特別的性格，然後在自己的寫作中伸張這樣的特別性格。在中國，許多人都十分簡單地將現代性的寫作與其文學的傳統對立起來，事實上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互相推進的關係，因為一個民族的文學傳統並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變的，它是開放的，它是永遠無法完成和永遠有待於完成的。因此，文學的現代性是文學傳統的繼續，或者說是文學傳統在其自身變革時的困難活動。正是這樣的困難活動不斷出現，才使民族的傳統或者說是文學的傳統保持著健康的成長。
我感到，促使巴托克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安排在貧窮的農村，音樂只是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更為深遠。雖然巴托克自己的解釋十分簡單，他說：「作為一個匈牙利人，我很自然地從匈牙利民歌開始我的工作，但是不久就擴展到鄰區——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可是只要從地理和歷史方面去瞭解一下這幾個在夾縫中的中東歐國家，就會對他們民族傳統中的特別性格有了更為清晰的瞭解。
從地理上看，這些把德國和意大利兩國同俄國分隔開的國家缺少天然疆界，不多的幾條山脈都被河流切斷，一方面不能阻絕遊牧部落，另一方面更無法抵擋一支所向披靡的軍隊。從歷史上看，這些國家的命運時常沒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就是一個例證，遭受侵略、兼併和凌辱似乎構成了這些國家的歷史。
我在想，當年巴托克從民間旋律中去尋找民族傳統中的特別性格，是否也是今天韓國的作家們所從事的工作？我在白樂晴教授的書中和崔元植教授的談話中聽到了這樣的聲音。從地理和歷史這兩方面，匈牙利和韓國有著近似之處，讓我感到在韓國和匈牙利這樣的國家裡民族文學的聲音異常強烈。我有這樣的感受，在大多數國家裡文學的興旺時常會伴隨著民族感情的復興，可是在韓國，在此基礎上，文學的創作又創造了這樣的感情。
雖然從地理上中國與韓國不同，可是中國的近代史同樣是遭受侵略和凌辱的歷史。奇怪的是在中國，有關民族的文學似乎只有一種聲音，來自政府的聲音，也就是白樂晴教授所說的「隨便閹割下來」的民族傳統。中國今天存在的問題令我不安，去年意大利一家週刊的記者來北京採訪我，這位記者告訴我，她來北京還有一個採訪的任務，就是瞭解一下今天中國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都在關心些什麼，她採訪了二十位中國的年輕人，結果她吃驚地發現沒有一個人知道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對1989年6月4日的事件，也只有三個人知道，可是這些年輕人對美國的情況瞭如指掌。
這促使我對現在席捲世界的全球化浪潮有了一些警惕，我並不是反對瞭解美國，美國的文學對我產生過很大的衝擊和影響；我也不反對全球化帶來的進步，我只是想弄清楚構成全球化的基礎是什麼，是同一性還是差異性？我的選擇是後者，我相信正是各國家各民族的差異才能夠構成全球化的和諧，就像構成森林的和諧一樣，如果森林中有幾個鳥的種類消失，即便它們在森林中是微不足道的，也會引起森林的逐漸流失。因此在今天，尋找和發揚各自民族傳統中的特別性格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而且這樣的特別性格應該是開放的和互相交流的，用巴托克的話來說就是「雜交和再雜交」，他在中東歐地區採集民間音樂時，發現這樣的交流給各民族的音樂都帶來了豐富和完善，他說：
「斯洛伐克人吸收了一條匈牙利旋律並加以『斯洛伐克化』，這種斯洛伐克化的形式然後可以被匈牙利人再吸收，加以『再馬扎爾化』。我要說『幸運地』這個詞，因為這種再馬扎爾化的形式將不同於原來的匈牙利旋律。」
（此文是在韓國民族文學作家會議上的演講）
一九九九年六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