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來自東西方的兩位作家,在1982年和1986年分別讓我興奮不已。雖然不久以後我發現他們的缺陷和他們的光輝一樣明顯。然而當我此刻再度回想他們時,猶如在陰天裡回想陽光燦爛的情景。

川端康成擁有兩根如同冬天的枯樹枝一樣的手臂,他掛在嘴角的微笑有一種衰敗的景象。從作品中看,他似乎一直迷戀少女。直到晚年的寫作裡,對少女的肌膚他依然有著少男般的憧憬。我曾經看到一部日本出版的川端康成影冊,其中有一幅是他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演說,面對他的第一排坐著幾位身穿和服手持鮮花的日本少女。他還可能喜歡圍棋,他的《名人》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小說。

《美的存在與發現》是他自殺前在夏威夷的文學演說,文中對陽光在玻璃杯上移動的描敘精美至極,顯示了川端在晚年時感覺依然生機勃勃。文後對日本古典詩詞的回顧與他的《我在美麗的日本》一樣,僅僅只是體現了他是一位出眾的鑒賞家。而作為小說家來說,這兩篇文章缺乏對小說具有洞察力的見解,或許他這樣做是企圖說明自己作品的淵源,從而轉彎抹角地回答還是不久以前對他們(新感覺派)的指責,指責認為他們是模仿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莫朗等。這時候的川端有些虛弱不堪。

1982年在浙江寧波甬江江畔一座破舊公寓裡,我最初讀到川端康成的作品,是他的《伊豆的舞女》。那次偶然的閱讀,導致我一年之後正式開始的寫作,和一直持續到1986年春天的對川端的忠貞不渝。那段時間我閱讀了譯為漢語的所有川端作品。他的作品我都是購買雙份,一份保存起來,另一份放在枕邊閱讀。後來他的作品集出版時不斷重複,但只要一本書中有一個短篇我藏書裡沒有,購買時我就毫不猶豫。

現在回想起來,當初對川端的迷戀來自我寫作之初對作家目光的發現。無數事實擁出經驗,在作家目光之前搖晃,這意味著某種形式即將誕生。川端的目光顯然是寬闊和悠長的。他在看到一位瘸腿的少女時給予了深切的同情,她與一個因為當兵去中國的青年男子訂婚,這是戰爭給予她的短暫恩賜。未婚夫的戰死,使婚約解除,她離開婆家獨自行走,後來佇立在一幢新屋即將建立處,新屋暗示著一對新婚夫婦即將搬入居住。兩個以上的、可能是截然無關的事實可以同時進入川端的目光,即婚約的解除與新屋的建成。

《雪國》和《溫泉旅館》是川端的傑作,還有《伊豆的舞女》等幾個短篇。《古都》對風俗的展示過於鋪張,《千隻鶴》裡有一些驚人的感受,但通篇平平常常。

川端的作品籠罩了我最初三年多的寫作。那段時間我排斥了幾乎所有別的作家,只接受普魯斯特和曼斯菲爾德等少數幾個多愁善感的作家。

這樣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86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發現了卡夫卡。我是和一個朋友在杭州逛書店時看到一本《卡夫卡小說選》的。那是最後一本,我的朋友先買了。後來在這個朋友家聊天,說到《戰爭與和平》,他沒有這套書。我說我可以設法搞到一套,同時我提出一個前提,就是要他把《卡夫卡小說選》給我。他的同意使我在不久之後的一個夜晚讀到了《鄉村醫生》。那部短篇使我大吃一驚。事情就是這樣簡單,在我即將淪為文學迷信的殉葬品時,卡夫卡在川端康成的屠刀下拯救了我。我把這理解成命運的一次恩賜。

《鄉村醫生》讓我感到作家在面對形式時可以是自由自在的,形式似乎是「無政府主義」的,作家沒有必要依賴一種直接的、既定的觀念去理解形式。在某種意義上說,作家完全可以依據自己心情是否愉快來決定形式是否愉悅。在我想像力和情緒力日益枯竭的時候,卡夫卡解放了我,使我三年多時間建立起來的一套寫作法則在一夜之間成了一堆破爛。不久以後我注意到了一種虛偽的形式(參見《虛偽的作品》一文)。這種形式使我的想像力重新獲得自由,猶如田野上的風一樣自由自在。只有這樣,寫作對我來說才如同普魯斯特所說的:「有益於身心健康。」

以後讀到的《飢餓藝術家》、《在流放地》等小說,讓我感到意義在小說中的魅力。川端康成顯然是屬於排斥意義的作家。而卡夫卡則恰恰相反,卡夫卡所有作品的出現都源於他的思想。他的思想和時代格格不入。我在瞭解到川端康成之後,再試圖去瞭解日本文學,那麼就會發現某種共同的標準,所以川端康成之後,再試圖去瞭解日本文學,那麼就會發現某種共同的標準,所以川端康成的出現沒有絲毫偶然的因素。而卡夫卡的出現則可以說是一個奇跡了,文學史上的奇跡。

從相片上看,卡夫卡臉型消瘦,鋒利的下巴有些像匕首。那是一個內心異常脆弱過敏的作家。他對自己的隱私保護得非常好。即使他隨便在紙片上塗下的素描,一旦被人發現也立即藏好。我看到過一些他的速寫畫,基本上是一些人物和椅子及寫字檯的關係。他的速寫形式十分孤獨,他只採用直線,在一切應該柔和的地方他一律採取堅硬的直線。這暗示了某種思維特徵。他顯然是善於進行長驅直入的思索的。他的思維異常鋒利,可以輕而易舉地直達人類的痛處。

《審判》是卡夫卡三部長篇之一,非常出色。然而卡夫卡在對人物K的處理上過於隨心所欲,從而多少破壞了他嚴謹的思想。

川端康成過於沉湎在自然的景色和女人的肌膚的光澤之中。卡夫卡則始終聽任他的思想使喚。因此作為小說家來說,他們顯然沒有福克納來得完善。

無論是川端康成,還是卡夫卡,他們都是極端個人主義的作家。他們的感受都是純粹個人化的,他們感受的驚人之處也在於此。

川端康成在《禽獸》的結尾,寫到一個母親凝視死去的女兒時的感受,他這樣寫:

女兒的臉生平第一次化妝,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

而在卡夫卡的《鄉村醫生》中,醫生看到患者的傷口時,感到有些像玫瑰花。

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遺產是兩座博物館,所要告訴我們的是文學史上曾經出現過什麼;而不是兩座銀行,他們不供養任何後來者。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沒有一條道路是重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