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樸宰雨教授給的題目，這個題目很大，什麼都可以講，作為一個作家理應講講自己的寫作，可是我講了三十多年了，關於我的寫作，關於我對文學的理解，不知道講了有多少，堆起來不是一座大山，也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山，伴隨這些話噴出來的唾沫星子能把我淹個半死。我還寫下了不少這樣的文章，在中國先是分散發表，後是結集出版，不少瞭解我的讀者已經熟悉我的套路，所以我開始遇到這樣的情景：我在台上誇誇其談時，有時會看到台下聽眾裡某張陌生的臉上出現會心的笑容，我就知道剛才說的那些話，他或者她已經聽過了，可能還聽過不止一次，然後我就得絞盡腦汁說點新的什麼出來。今天在座的各位雖然來自韓國和日本，可是你們比很多中國讀者還要瞭解我，很可能我說了上半句你們就知道下半句，我不想看到你們臉上出現會心的笑容，當然我也不指望你們臉上會有驚訝的表情，你們無動於衷就行了。
我想起二九年法蘭克福書展期間，我和一位作家朋友約好了與另外兩位朋友一起吃午飯，我們兩個在書展現場各有活動，我的活動先結束了，就走到他那裡，坐在下面聽他在台上侃侃而談，他講得很精彩，結束時德國聽眾給予熱烈的掌聲。我很瞭解他，讀過不少他關於文學的文章，也和他很多次一起出席這樣的活動，所以他那些深受德國讀者歡迎的話在我聽來都是熟悉的話。他從台上下來我們一起往外走的時候，我對他說，以後我們不能批評官員們說套話，我們的話重複說，也是套話了。
我曾經以為另一位作家朋友是個例外，我讀過他關於文學的文章，也和他一起出席過文學方面的活動，這傢伙有個本領，每次說出來的都是我第一次聽到的，讓我誤以為他是一個每時每刻都在思考的人，可是他花那麼多時間去看電視裡的籃球、足球、網球什麼的，還要花時間整理自己的小花園，他睡著的時間也比我長，他哪來那麼多的新東西？後來聽說他有一個訣竅，就是他有幾篇演講稿始終不發表，讓讀者們看不到，讓我也看不到，每次演講時根據不同的對象把那些演講稿裡的內容挑選著說，即使聽過他演講的人，也會有第一次聽的感覺。前幾天我遇到他時問是不是這樣，他有些得意地承認了，隨即有些沮喪地說以後可能不靈了，因為他的一位教授朋友要編輯一套作家談文學的叢書，他這些壓箱底的寶貝都要拿出來出版了。等著吧，過不了幾年，他的鐵桿讀者再聽他演講時就不會覺得是第一次了。
接下來我講些什麼呢？我知道你們是想聽我講講自己的寫作，這次不講了，下次見面時再講，這次就講講我的作品在東亞的遭遇。
東亞四個國家裡，朝鮮沒有出版過我的書，我也沒有去過那裡。我有兩個朋友去過朝鮮，一個回來後告訴我，朝鮮只有一個胖子，其他的都是瘦子；另一個回來後說，平壤的空氣真好。現在這個時刻，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朝鮮，五月十四日凌晨朝鮮第七次試射彈道導彈，還有第六次核試驗至今引而不發，威脅著整個東亞地區。中國的媒體渲染朝鮮有萬門火炮瞄準首爾，想想有些荒誕小說的意味——在萬門火炮瞄準下，我們在這裡進行「余華與東亞」研討會，這個房間也不大，一顆炮彈就能解決我們。我覺得這個時候來到首爾很有意思，可以感受戰爭威脅下民眾的生活。剛才飯塚容教授說了，他來首爾之前，幾個朋友勸他不要來，因為日本媒體和中國媒體一樣也在渲染戰爭威脅。本來要來參加這個研討會的一位中國教授，因為想像自己有可能魂斷首爾，不來了。高玉教授比較勇敢，他來了。可是我們到了首爾，看到的是歌舞昇平的景象，大街上行走的人笑呵呵的，商店裡人頭攢動，餐館裡的吃喝聲都傳到街對面的餐館裡去了。韓國的朋友告訴我，戰爭威脅已經有七十年了，已經喊了七十年「狼來了」。這個會議結束後，我還要參加「首爾國際文學論壇」，此後要去羅州，去韓國電力公司進行一場演講。本來我覺得用十天時間來瞭解更多的韓國人如何看待朝核問題會很有意思，現在覺得也不會有什麼意思了。
回到我們今天的話題。在韓國和日本的漢學家裡面，第一個翻譯我作品的是飯塚容教授，事實上他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翻譯我作品的人，好像是一九九年的時候，我收到了他寄給我的日文雜誌《現代中國小說》，裡面有我的一個短篇小說《十八歲出門遠行》，還有他的一封信和一張名片，那時他是助教授，現在他是大教授了。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打聽到我的地址的，日本漢學家收集資料的能力是世界漢學界公認的。此後我們保持了通信聯繫，我記得他九十年代來北京時經常住在紅十字賓館，我們在那裡有過幾次愉快深入的交談。
雖然飯塚容是第一個翻譯我作品的，但是我的作品在日本的情況遠不如韓國，韓國幾乎出版了我全部的作品，日本只出版了七本書，而且是由四個出版社出版的。根據我的經驗，作品被翻譯到其他國家後出版社多的話意味著不那麼成功，如果你的作品真正成功了，原來的出版社是不會放過你的，他們會一直出版你的書。我曾經開玩笑地對飯塚容說，這是你的責任。飯塚容謙虛地點頭說，確實是我的責任。
當然不是飯塚容的責任，這是命運的責任，就像每個人有自己的命運一樣，每本書也有自己的命運。我在日本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是《活著》，這和張藝謀的電影在日本院線上映有關，飯塚容好像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就翻譯完成了。那是二二年，由角川書店出版，第一版印了八千冊，幾年以後才賣完，角川書店沒再加印，他們本來是指望電影可以帶動小說，結果並不理想，他們放棄了這本書，也放棄了我這個作者。
另一個失敗的例子是《兄弟》。這本書的日文譯者是泉京鹿，我其他六本書都是飯塚容翻譯的。文藝春秋當時對《兄弟》寄予厚望，專門邀請我去東京做宣傳，提供頭等艙機票，住在東京最貴的酒店裡，還在《讀賣新聞》上做了大幅廣告。他們花了很多錢，可是《兄弟》只售出了兩萬套（分上、下冊），一萬套單行本，一萬套文庫版。文藝春秋非常失望，他們期待的銷售數字應該遠遠高於兩萬套。我作品的命運之舟駛入日本後在角川書店擱淺了第一次，在文藝春秋擱淺了第二次。
然後我來到了河出書房和巖波書店。我曾經希望角川書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此後又希望文藝春秋是，現在我希望河出書房和巖波書店是我在日本的出版社。八千冊和兩萬冊的銷售對於河出書房和巖波書店來說已經很多了，他們會很滿意，為何角川書店和文藝春秋不滿意？原因很簡單，前者希望借助電影讓《活著》暢銷，後者投入很多宣傳費用希望《兄弟》暢銷，結果都沒有暢銷，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我知道這不是《活著》和《兄弟》的命運，它們應該是自由成長的命運，不應該是拔苗助長的命運。《活著》最早在中國出版時只印了兩萬冊，幾年都沒賣完，一九九八年以後突然受歡迎了，現在總的銷售量超過七百萬冊了。《活著》英文版二三年出版時，美國蘭登書屋的編輯認為能售出五千冊就很好了，結果超過了五萬冊。法國的Actes Sud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開始出版我的書，一本又一本，一直銷售不好，直到二八年《兄弟》的暢銷，把此前的書也帶動起來。美國蘭登書屋和法國Actes Sud都不指望電影什麼的來帶動書的銷售，也不花錢做宣傳，所以他們對我很滿意。
我的書在韓國也是自由成長的命運。在此我要感謝白元淡教授，一九九七年她把我的《活著》帶到了韓國，帶到了綠林出版社。還有崔容晚先生，他翻譯了《許三觀賣血記》、《在細雨中呼喊》和《兄弟》等。還有李旭淵教授，還有金泰成，還有其他譯者，有的我認識，有的我不認識，我後來在韓國出版的書都是綠林出版社和文學村莊出版社找的譯者。
我的作品剛開始並不受歡迎，一九九九年的時候白元淡代表韓國民族文學作家會議邀請我訪問韓國，當時有不少採訪，有些採訪是光明正大做的，有些採訪是偷偷摸摸做的，為什麼這麼說？因為白元淡是左派，她不允許右派媒體採訪我。比如《朝鮮日報》，白元淡討厭這家在韓國影響力最大的報紙，可出版社才不管什麼左派右派，給我安排了採訪，但被白元淡擋了回去。然後呢，我們躲著白元淡，做賊似的把採訪做完了。白元淡看到《朝鮮日報》上刊出的採訪後對我說，你這個人有問題。然後她又說，《朝鮮日報》影響大，這樣也不錯。
當時韓國民族文學作家會議還邀請了一位越南作家和一位法國作家，越南作家很樸實，我們成了朋友。那位法國作家很傲慢，言行舉止全是有錢人的派頭。我們參加這個會議是有錢的，多少已經忘了，當時主持這個會議的是韓國著名詩人金正煥，他把應該給法國作家的錢分給了我和越南作家，金正煥說這個法國作家很有錢，不需要錢了。我記得法國作家演講時遲到，有人焦急，主持會議的金正煥卻是一副無所謂的樣子，晃來晃去和人聊天，焦急的那個人問金正煥，法國作家要是不來了怎麼辦？金正煥說，她愛來不來。那位法國作家遲到了半個小時，她把法國駐韓國大使帶來了，結果下面沒有聽眾，韓國民族文學作家會議的幾個工作人員就坐到下面去充數。
我演講的時候下面坐滿了人（會議室不大），全是白元淡的學生。白元淡是一位獨裁教授，她命令所有的學生必須來聽我演講，不來的不准畢業，還讓兩個學生拿著花名冊站在門口點名登記。
我那次在韓國住了十五天，去了不少地方，離開時，綠林出版社的金惠景社長和我告別擁抱時說，有這麼多的採訪發表了，你的書還是賣不出去。
我回到中國兩年以後，來自綠林出版社的信息是《許三觀賣血記》突然受到韓國讀者的歡迎了，其他的書也開始慢慢受歡迎了。
接下來我應該說說中國了，我在自己國家的故事太多，不知道從何說起，想了想還是從頭說起吧。樸宰雨教授要我寫三到四頁A4紙的發言稿，馬上就要進入第四頁了，加上剛才的臨時發揮，應該超過四頁了，我這個從頭說起也就是說一個開頭，不會滔滔不絕，我把開頭當成結尾來說。
我是一九八二年開始寫小說的，中國從「文革」的浩劫裡走出來還沒幾年，那是文學雜誌的黃金時代，「文革」時停刊的文學雜誌都復刊了，還有很多新的文學雜誌創刊出來。當時的中國，只要是雜誌幾乎都是文學雜誌。我們這一代「文革」後開始寫作的中國作家，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先寫短篇小說，熟練了再寫中篇小說，又熟練了開始寫長篇小說。我們的目標就是在文學雜誌上發表。那時候出版成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最好的雜誌上發表。
我這個小鎮牙醫白天拔牙晚上寫作，完成一個短篇小說總是先寄往《人民文學》或者《收穫》，被退回來後寄給《北京文學》和《上海文學》，再被退回來就再往重要性低一些的雜誌寄，我的手稿去過很多有文學雜誌的城市，比我後來三十多年去過的城市還要多。當時我們家有一個院子，郵遞員總是隔著圍牆把裝著退稿的大信封扔進來，我父親聽到「啪嗒」一聲響亮的聲響，就會對我說，又有退稿了。有時候一封輕薄的信飄進來，我父親會說，這回有點希望了。
這樣的遭遇一直持續到一九八七年，《十八歲出門遠行》等一些後來被稱為先鋒文學的作品發表後，引起其他文學雜誌編輯的關注，他們給我寫約稿信。我從胡亂投稿變成應約寫稿，當時的感覺好極了。我把幾封約稿信攤開來向我父親展示，父親問我什麼意思？我說，我出名了。
2017年5月21日 首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