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個題目，我統計了我的作品迄今為止在中國和中文以外的出版情況（不包括中國的七種少數民族語言和盲文），有三十五種語言，覆蓋三十八個國家。國家比語種多的原因主要是英語版，北美（美國和加拿大）、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都包括在內，葡萄牙語版有巴西和葡萄牙，阿拉伯語版分別在埃及和科威特出版。也有相反的情況，西班牙出版了兩種語言，西班牙語版和加泰羅尼亞語版；印度出版了兩種地方語，馬拉雅拉姆語版和泰米爾語版。
回顧自己的書遊蕩世界的經歷，就是翻譯—出版—讀者的經歷。我注意到國內討論中國文學在世界上的境遇時經常只是強調翻譯的重要性，翻譯當然重要，可是出版社不出版，再好的譯文也只能鎖在抽屜裡，這是過去，現在是存在硬盤裡；然後就是讀者了，出版後讀者不理睬，出版社就賠錢了，就不願意繼續出版中國的文學作品，所以翻譯—出版—讀者是三位一體，缺一不可。
最早翻譯出版我小說的有三個國家，都是在一九九四年，法國、荷蘭和希臘。二十三年過去後，法國出版了十一本書，荷蘭出版了四本書，希臘仍然只有一本書。
一九九四年，法國的兩家出版社出版了《活著》和中篇小說集《世事如煙》，出版《活著》的是法國最大的出版社，出版《世事如煙》的很小，差不多是家庭出版社。一九九五年我去法國參加聖馬洛國際文學節時，順便在巴黎訪問了那家最大的出版社，見到了那位編輯。當時我正在寫《許三觀賣血記》，問他是否願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說，這位編輯用奇怪的表情問我：「你的下部小說會改編成電影嗎？」我知道自己（的作品）在這家出版社完蛋了。我又去問那個家庭出版社是否願意出版我的下一部小說，他們的回答很謙虛，說他們是很小的出版社，還要出版其他作家的書，不能這麼照顧我。當時我覺得自己（的作品）在法國完蛋了。這時候運氣來了，法國聲望很高的出版社Actes Sud設立了中國文學叢書，邀請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的漢學教授何碧玉（Isabelle Rabut）擔任主編，她熟悉我的作品，《許三觀賣血記》在中國的《收穫》雜誌剛發表，她立刻讓Actes Sud買下版權，一年多後就出版了。此後Actes Sud一本接著一本出版我的書，我在法國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出版社。
荷蘭De Geus出版社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了《活著》之後，又出版了《許三觀賣血記》、《兄弟》和《第七天》。有趣的是，二十三年來我和De Geus沒有任何聯繫，我不知道編輯是誰，也不知道譯者是誰，可能是中間隔著經紀公司的緣故。我認真想了一下，我認識並且熟悉的荷蘭漢學家只有林恪（Mark Leenhouts），可是這傢伙不翻譯我的書。去年七月我在中國的長春見到林恪時，他希望我下次去歐洲時順道訪問荷蘭，我們約定了今年九月的這個行程。我向林恪打聽我的荷蘭語譯者，他微笑地說出了一個名字——麥約翰（Jan De Meyer）。林恪告訴我，麥約翰是比利時人，說荷蘭語，住在法國。我覺得這個人太有意思了。今年四月，De Geus出版社請麥約翰編輯我的一部短篇小說集，我收到了麥約翰的第一封郵件，他對我說的第一句話是：「您不認識我。把您的《兄弟》和《第七天》翻譯成荷蘭語的就是我。」這就是他全部的自我介紹。
希臘的出版故事也許更有趣，大約十多年前，希臘的Hestia出版社決定出版《活著》，他們與我簽了合同，找好了譯者，這時候Hestia突然發現，另一家出版社Livani在一九九四年就出版了《活著》的希臘文。我不知道這個情況，甚至不知道是誰把版權賣給了Livani。Hestia退出了，Livani給我寄來了幾本樣書，此後這兩家出版社忘記了我，我也忘記了他們。為了寫這篇文章，我查了資料才想起這兩家出版社。
遇到好的譯者很重要，意大利的米塔（M.R.Masci）和裴尼柯（N.Pesaro），德國的高立希（Ulrich Kautz），美國的安道（Andrew Jones）和白睿文（Michael Berry），丹麥的魏安娜（Anne Wedell-Wedellsborg），塞爾維亞的佐蘭（Zoran Skrobanovic），捷克的紅佩佳（Petra Martincova），巴西的修安琪（Marcia Schmaltz），葡萄牙的迪亞哥（Tiago Nabais），日本的飯塚容，韓國的白元淡，埃及的阿齊茲（Abdalaziz Hamdy）和哈賽寧（Hasanin Fahmy），越南的武公歡，印尼的翁鴻鳴等，都是先把我的書譯完了再去尋找出版社，我現在的英文譯者白亞仁（Allan Barr）當年就是通過安道的介紹給我寫信，翻譯了我的一個短篇小說集，結果十年後才出版。像白亞仁這樣熱衷翻譯又不在意何時才能出版的譯者並不多，因為好的譯者已經是或者很快就是著名翻譯家了，他們有的會翻譯很多作家的書，這些著名翻譯家通常是不見兔子不撒鷹，拿到出版社的合同後才會去翻譯，所以找到適合自己的出版社更加重要。我在法國前後有過四位譯者，一九九七年以後出版社一直是Actes Sud；在美國也有過四位譯者，除了第一本書在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後面的八本書都是企鵝蘭登書屋旗下的Pantheon Books（精裝）和Anchor Books（平裝）出版，固定的出版社可以讓作家的書持續出版。
《活著》（譯者白睿文）和《許三觀賣血記》（譯者安道）九十年代就被翻譯成了英語，可是在美國的出版社那裡不斷碰壁，有一位編輯還給我寫了信，他問我：「為什麼你小說中的人物只承擔家庭的責任，而不去承擔社會的責任？」我意識到這是歷史和文化的差異，給他寫了回信，告訴他中國擁有三千年的國家歷史，漫長的封建制抹殺了社會中的個人性，個人在社會生活中沒有發言權，只有在家庭生活裡才有發言權。我告訴他這兩本書在時間上只是寫到七十年代末，九十年代以後這一切都變了，我試圖說服他，沒有成功。此後我的作品繼續在美國的出版社碰壁，直到二二年遇到我現在的編輯蘆安·瓦爾特（LuAnn Walther），她幫助我在企鵝蘭登書屋站穩了腳跟。
找到適合自己的出版社的根本原因是找到一位欣賞自己作品的編輯，德國最初出版我的書的是Klett-Cotta，但九十年代末他們出版了《活著》和《許三觀賣血記》之後就不再出版我的書了，幾年後我才知道原因，我的編輯托馬斯·威克（Thomas Weck）去世了。我後來的書都去了S.Fischer，因為那裡有一位叫伊莎貝爾·庫布斯基（Isabel Kupski）的好編輯，每次我到德國，無論多遠，她都會坐上火車來看望我，經常是傍晚到達，第二天凌晨天沒亮又坐上火車返回法蘭克福。
二一年我去西班牙宣傳自己的新書，在巴塞羅那見到出版我的書的編輯主任埃蓮娜·拉米雷斯（Elena Ramirez），晚飯時我把一九九五年與法國那家最大出版社編輯的對話當成笑話告訴她，結果她摀住嘴瞪圓了眼睛，她的眼神裡似乎有一絲驚恐，她難以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的編輯。那一刻我確定了Saix Barral是我作品西班牙語版的出版社，雖然當時他們只出版了我兩本書。
下面我要說說和讀者的交流了，我經常遇到這樣的問題：中國讀者和外國讀者的提問有什麼區別？這個問題在外國會遇到，在中國也會遇到。然後一個誤解產生了，認為我在國外經常會遇到社會和政治方面的提問，而在國內不會遇到。其實國內讀者提問時關於社會和政治的問題不比國外讀者少。文學是包羅萬象的，當我們在文學作品裡讀到有三個人正在走過來，有一個人正在走過去時已經涉及了數學，三加一等於四；當我們讀到糖在熱水裡溶化時已經涉及了化學；當我們讀到樹葉掉落下來時已經涉及了物理。文學連數理化都不能迴避，又怎能去迴避社會和政治。但是文學歸根結底還是文學，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讀者最為關心的仍然是人物、命運、故事等這些屬於文學的因素。只要是談論小說本身，我覺得國外讀者和國內讀者的提問沒有什麼區別，存在的區別也只是這個讀者和那個讀者的區別。當我們中國讀者閱讀外國文學作品時，吸引我們的是什麼？很簡單，就是文學。我曾經說過，假如文學裡真的存在神秘的力量，那就是讓讀者在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歷史的作家的作品中讀到屬於自己的感受。
在和國外讀者交流時常常會出現輕鬆的話題，比如會問在中國舉辦這樣的活動和在國外舉辦有什麼不同？我告訴他們，中國人口眾多，中途退場的人也比國外來的全部的人要多。還有一個問題我也經常遇到：與讀者見面印象最深的是哪次？我說是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出國去法國，在聖馬洛國際文學節的一個臨時搭起的大帳篷裡簽名售書，坐在一堆自己的法文版書後面，看著法國讀者走過去走過來，其中有人拿起我的書看看，又放下走了。左等右等終於來了兩個法國小男孩，他們手裡拿著一張白紙，通過翻譯告訴我，他們沒有見過中國字，問我是不是可以給他們寫兩個中國字。這是我第一次在國外簽名，當然，我沒有寫自己的名字，我寫下了「中國」。
2017年9月21日 布魯塞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