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直到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外研究者筆下的「文革」災難，仍然是北京上層政治圈的一串人事更迭？其實，站遠了看，當時有一些真正的大事會讓今後的歷史瞠目結舌，卻被今天的研究者們忽略了。其中最大的一件，就是全國規模的停課廢學。
停課廢學，不僅使中華文化立即面臨著中斷的危險，而且向社會釋放出了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大批完全失控的人群——他們快速轉化成了破壞性暴力，很多悲劇便由此而生。
其實，那批青年學生本身承受的悲劇更大。他們雖然號稱「造反」，卻完全是響應當時報紙的號召趕時髦，恰恰沒有任何「造反」意識。但後來，他們為此要長時間地上山下鄉，而且在災難過去之後還要背一輩子的惡名。
那是我十九歲那一年的夏天。我領著一批同學反對「造反」，其實也不是出於任何政治意識，只是反對他們打、砸、搶，阻止他們批鬥老師。但是，「造反派」同學越來越得勢，他們根據上級指示奪了學院的權，成了當權者。本來圍在我身邊的很多同學也就投向他們，我顯得非常孤立，因此也非常危險。正在這時，我的父親又遭到他所在單位「造反派」的批鬥，我叔叔也被迫自殺。這種家庭背景一旦被我們學院「造反派」知道，必然招致禍殃，因此我就離開學院，出走了。
當時全國交通除飛機之外全都免費向青年學生開放，說是「革命大串聯」。其實「造反派」還處於剛剛掌權的興奮和忙碌之中，怎麼也捨不得離開自己的單位，因此擠在火車、汽車、輪船上的，大多是走投無路的人。這樣的人很多很多，因此車船上很擠很擠。我，就成了他們中間的一個。
不知道會在哪裡停下，更不知道會停多久，火車常常停在荒山野嶺之間一停十幾個小時。不斷有人要爬窗出去解手，因為車廂裡的廁所也早已擠滿了人，無法使用。也有學生爬到了窗外，火車突然開了，車上的同學就把他們的行李包扔下去。所有的行李包都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干饅頭，幾塊鹹醬菜。沒有書，也沒有筆。因為這些行李包的主人雖然還被稱為「學生」，卻已經沒有課堂、沒有黑板、沒有老師。
扔行李包的事情往往發生在深夜。車下的學生們邊追邊呼叫，但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棄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他們最後找到了下一站了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我們那趟車開到長沙就不走了。我背著小小的行李包，隨著人流來到了岳麓山。到了山上，大家都擁向著名的愛晚亭。我怕擠，就在壓頂的暮色下找一條僻靜的山路走去，卻沒有目標、沒有方向。
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現了一堵長長的舊牆，圍住了很多灰褐色的老式房舍。這是什麼地方？沿牆走了幾步，就看到一個邊門，輕輕一推，竟能推開。我遲疑了一下就一步跨了進去。
我有點害怕，假裝著咳嗽幾聲，直著嗓子叫「有人嗎」，沒有任何回應。但走著走著，我似乎被一種神奇的力量控制了，腳步慢了下來，不再害怕。
這兒沒有任何裝點，為什麼會給我一種莫名的莊嚴感？這兒我沒有來過，為什麼處處透露出似曾相識的親切？這些房子可以有各種用途，但它的原本用途是什麼呢？
再大的家族的用房也用不著如此密密層層，每一個層次又排列得那麼雅致和安詳。這兒應該聚集過很多人，但絕對不可能是官衙或是兵營。
我在這個庭院裡獨個兒磨磨蹭蹭，捨不得離開。最後終於摸到一塊石碑，憑著最後一點微弱的天光我一眼就認出了那四個大字：岳麓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