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家裡想著齊華和姜沙的事，樓梯上擁上來一群老太太。上海的老太太一成群就喜歡高聲談笑，我和媽媽連忙為她們端椅倒茶。
她們是來找祖母的。女人在這個年齡上多年未見，變化比男人大。但是，一會兒我就認出來了，領頭兩位，一位是吳阿姨，一位是海姐。
這樣的稱呼把輩分搞混了。「吳阿姨」，應該是爸爸、媽媽他們對她的稱呼，「海姐」，更應該是祖母一輩的稱呼了。但那兩個稱呼已經成了她們的別號，我們心裡也這麼叫，只是表面上一律尊稱「阿婆」。
今天她們領來的，都是祖母在抗日戰爭時的朋友。後來大家都各忙各的，沒有什麼來往。現在總算安定了下來，而她們也都老得可以不必忙了，所以來走動走動。
但是，祖母一見吳阿姨和海姐，還是卡住了。卡在心裡，也卡在臉上。卡住海姐的理由很簡單，她為了阻止益生哥的戀愛，出主意偽造了姨媽自殺的電報，導致益生哥真的自殺。這件事，親戚朋友圈裡都轟傳過，海姐早就被老太太、老大爺們斥罵得抬不起頭來，今天一見祖母也是怯怯的。祖母一道凌厲的目光掃過去，她立即低下了頭。
卡住吳阿姨，當然是因為她的兒子吳阿堅。正是吳阿堅的揭發，成了我爸爸十年蒙冤的導火索。但這事，其他老太太都不知道。祖母在這痛苦的十年間曾經無數次地想起過自己的老朋友吳阿姨，很想讓她知道，由於她的兒子，我們家陷入了什麼樣的困境。但祖母又知道，吳阿堅放了第一把火之後，卻沒有再做火上澆油的事。
祖母凌厲的目光掃向了吳阿姨，但吳阿姨沒有低頭，反而大咧咧地上前一把拉住了祖母的手，大聲說：「你倒好，到鄉下隱居去了，留下我家在上海受了那麼多年的屈！」
「什麼？你家受了屈？」祖母十分詫異。
「我家當年開鴉片館的事，被揭發了。我當時還猜想，這鴉片館害過你老頭，很可能是你兒子揭發的，但阿堅搖頭，說不會。阿堅在單位裡換了好幾個工作，不管換什麼，揭發信總是跟著來。半年前終於平反，銷毀材料時一看才知道，是當時鴉片館裡的一個小夥計揭發的。你看，我在心裡冤枉了你兒子這麼多年！」
我祖母聽她這麼說，頭頂就像被澆了一桶泥漿。怎麼？你兒子點了我兒子第一把火之後，自己也遭了殃？你那麼多年還在懷疑我兒子揭發了你兒子？這世間的事，真是太荒腔走板了！祖母以一個老練女人看另一個女人的眼睛判斷，吳阿姨沒有撒謊。
面對這麼一個老姐妹，該是從頭向她說明余家受她兒子傷害的真相，還是該抱住她大哭一場？祖母沒有選擇這兩項。她長長地吐了一口氣，連吳阿姨也沒有聽到，她只是吐給自己聽。
老太太們在交流著過去這些年的奇怪經歷。說了好幾個小時了，還沒有停的意思。
突然吳阿姨高聲說：「現在總算聽出來了，每個人家都被別人揭發了。那麼我要問一句，我們這些老婆子為什麼怕揭發？乾癟了的茄子難道還怕霜打？」
這個問題立即使屋子裡一片安靜。
吳阿姨的聲音低了下來：「這事我想了好幾個月，後來想明白了，是為了兒孫的名聲。」
「太對了！為了兒孫的名聲！」一位老太太在應和。
「現在好了，那些政治歷史帽子一筆勾銷，誰也不用怕了。」這又是吳阿姨的聲音：「更想不到的是，年輕人可以出國留學了。這兩個月，我兒子阿堅一直反對孫子吳傑到美國留學，倒是我堅決支持，這事才成。」
我聽了一笑，原來我中學的老同學吳傑也要到美國留學去了。近半年來我周圍的人幾乎都在忙著出國留學，但按吳傑的年齡，大概不是去讀本科，可能是讀博士學位，或者做訪問學者。
半天沒說話的海姐終於開口了。她說：「這正巧了，我家也是一樣，孫子要出國留學，他爹不同意，我同意。」
這下祖母說話了，一開口就高於一般老太太的水平。
她說：「我知道原因。我們這批老婆子，年輕時在上海都知道留學生是怎麼回事。到了兒子一輩，中國和外國互相封鎖，就不知道了。現在封鎖解除，是該由我們把斷線接上。」
海姐說：「我家孫子不讓我接。他說，出去後就怕不能為我送終，就決定不出去了。」
海姐說完，屋子裡又沒有聲音了。
海姐總是這樣讓人不喜歡，她這麼一說，好像別家孫子出國都不如她家孫子孝順。而且，送終不送終的說法，在這麼一堆老姐妹的談笑間又是那麼不合時宜。
一位老太太站起來說：「時間不早，我要去做晚飯了，大家散了吧！」
眾老太起身下樓，沒有了來時的歡樂。
祖母沒下樓，一個人坐著。見我送完老太太們回來，就叫我坐在她身邊。
祖母直愣愣地看著我問：「你為什麼不出國？也是怕不能為我送終？」
我說：「您想到哪裡去了。我不出去，是為了我自己。」
「怎麼說？」祖母要我說明白。
我想了想，說：「打個比方吧。我們一直住在一個貧窮的村莊卻無法離開。現在傳來兩個好消息，一是可以離開了，二是村莊有可能變好了，祖母，您會選擇離開還是留下？」
祖母一笑，說：「我聽懂你的意思了。」
我在上海東北角的一個小房間裡又開始了苦讀，時間長達七年。從古希臘、古印度開始，一點點往下啃，一共鑽研了十四個國家的人文經典。其實，這項苦讀我在文革後期已經悄悄開始，現在可以公開、大方地進行了。我從一家家圖書館借書，當時很多著作還沒有翻譯成中文，我翻著辭典一句句摳，不斷地去請教隱居在上海街道間的老一代學者。到第七年，我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
讓我脫胎換骨的，有三十幾位不同時代的智者，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和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Jean Paul Sat-tre）。有了他們，我對於在半山老樓接觸過的中國古典，也有了新的認識。
我在這個過程中寫成了四部學術著作，《世界戲劇學》、《觀眾心理學》、《中國戲劇史》、《藝術創造學》。
這些書出版時都遇到一個困難：撞上了「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風潮，幾乎注定夭折。但是，八十年代畢竟是八十年代，一切思想障礙都能快速衝破。我正咬著牙齒準備堅守風骨呢，事情卻已逆轉。這些學術著作不僅一一出版，而且相繼獲得各種大獎，其中包括文化部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上海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等。不久，我在復旦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一批著名老教授的合力推薦下，破格晉陞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文科正教授。那就是說，我連一天「副教授」也沒有做過。
更沒有料到的是，國家文化部根據連續三次全院的「民意測驗」，決定由我執掌學院。
我推辭了四個月，還是抗不住老師們的細磨慢勸，勉強答應了。同時，上海市教育委員會為了破除「論資排輩」的頑疾，任命我為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資格評審的負責人。
有一天，上海各報都刊登了一條消息，上海市有關部門為了表彰我的學術成就，給我連升兩級工資。我們學院的教師還為此聚餐慶祝，但細問起來，是從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幣升為八十七元。一位與我同年齡、同專業的香港教授對此深感驚訝，說他的工資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我卻為他擔心，說：「這怎麼用得了？」
當時我和很多人一樣，沒時間考慮待遇，只想趕快多做一點事。我知道天下的局勢不會那麼順利，遲早會有反覆，如果能在新的災難來到之前做出一個樣子，那就能給中國留下一個看到過的文化之夢。
各種衝突幾乎天天發生。所有長期扭曲的歷史力量全部釋放了，立即產生糾纏和打鬥，一次次讓我目瞪口呆。
例如那些老幹部，在「文革」中受盡造反派的衝擊，現在又出來擔任各級領導了。但其中不少人，竟然左得比造反派還厲害。那天，一位很有「革命資歷」的老太太在會議桌邊霍地站起身來，手上拍著一個油印的本子大聲說：「反動！反動！」我細問，原來，這是一個叫趙耀民的學生寫的劇本，第一句話是舞台裝置的說明：「舞台中央放著一把空椅子。」
老太太說：「舞台中央，當然是影射黨中央；空椅子，什麼意思？說是中央沒人，他們要來坐天下嗎？」
另一位與她一樣資歷的老太太比較平靜，拍著她的手臂要她坐下，說：「這樣的人現在也不必抓了，戴上『反動學生』的帽子，開除吧。」
所有的眼睛都看著我。我說：「這是文字獄。今天終於明白，造反派的極左是有來源的。被打的人，很可能是打手的師傅。」
兩位老太太一起站了起來，衝著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包庇反動學生，應該立即下台！我們會向上級反映，等著吧！」
我說：「請趕快反映，我從一開始就不想上台。」
過後，我在辦公室等著下台的通知，但沒有等到。
在辦公室等到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人，一個蒙冤二十幾年的教師獲得平反昭雪，從流放地新疆回來了。荒沙大漠中瘦骨嶙峋的知識分子，自然應該成為我重振教育的骨幹力量。見面後談得不錯，但後來發生的事情卻讓我不知所措：他幾乎每星期都給我寫紙條，報告教師中的「不良思想」。我幾次勸阻，他只是改換了紙條上的語氣，仍然頻繁交送。原來，這是他在受難期間養成的習慣，戒不掉了。
我看著老人的背影，在筆記本上愴然寫道：
災難的最後惡果，
是人格崩潰；
崩潰的第一標誌，
是毀損他人。
中國千年官場，歷來鼓勵互相揭發，而不在乎揭發的真假。一次次政治運動，更是以毀損他人為基礎。這種長期訓練，積累成一種集體本能，時時在很多人身上迸發。
不久之後，有一個機會，讓我更強烈地感受到了這一點。那就是我在擔任上海市中文專業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時，不斷地收到各校教師對申報者、候選人的各種實名揭發，數量很大。照道理，對這種實名揭發，不能置之不理。我們派出不少人與各校相關部門會合，進行調查。調查的結果是：完全誣告，大約佔七成；嚴重誇大，大約佔二成；事出有因，大約佔一成。
而且，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一個有趣的事實：揭發別人有什麼問題的，往往自己在這方面劣跡斑斑。
我聽了一笑，說：「當然只能如此。漢奸眼中，人人都會變節；色鬼眼中，天下只有淫慾；盜賊眼中，世間無偷不立。」
但在當時，我們對此毫無辦法。能做的，除了專業公正外，只對申報者中那些確實的「文革打手」，予以否決，靜觀他們今後的作為。
這種「靜觀」的結果也很幽默。十年後，我所受到的種種誣陷，大多來自他們。要他們不報復，是不可能的；而要十年後的民眾知道起因，也是不可能的。
對我而言，如果預知這種結果而當初收手，更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