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應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個問題，既帶有歷史性、現實性，又帶有理想性。
顯然，這種集體人格必然與其他民族很不一樣。
我可以再借一個外國人來說明這個問題。
這個人我說過多次，就是那位十六世紀到中國來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他對中國文化進行了數十年精深和全面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經一點兒也不差於中國文化人，但我們讀完長長的《利瑪竇中國札記》（China in Sixteenth Century：The Journals of Mathew Ricci）就會發現，最後還是在人格上差了關鍵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聖徒人格」和「紳士人格」。
與「聖徒」和「紳士」不同，中國文化的集體人格模式，是「君子」。
中國文化的人格模式還有不少，其中衍伸最廣、重疊最多、滲透最密的，莫過於「君子」。這也可以說是一個龐大民族在自身早期文化整合中的「最大公約數」。
「君子」，終於成了中國人最獨特的文化標識。世界上的其他民族，在集體人格上都有自己的文化標識。除了利瑪竇的「聖徒人格」和「紳士人格」外，還有「騎士人格」、「靈修人格」、「浪人人格」、「牛仔人格」等等。這些標識性的集體人格，互相之間有著巨大的區別，很難通過學習和模仿全然融合。這是因為，所有的集體人格皆如榮格所說，各有自己的「故鄉」。從神話開始，埋藏著一個遙遠而深沉的夢，積澱成了一種潛意識、無意識的「原型」。
「君子」作為一種集體人格的雛形古已有之，卻又經過儒家的選擇、闡釋、提升，結果就成了一種人格理想。儒家先是謙恭地維護了「君子」的人格原型，然後又鮮明地輸入了自己的人格設計。這種在原型和設計之間的平衡，貼合了多數中國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選擇，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獨尊」的地位。
不少中國現代作家和學者喜歡用激烈的語氣抨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揭示醜惡的「國民性」。看似深刻，但與儒家一比，層次就低得多了。儒家大師如林，哪裡會看不見集體人格的毛病？但是，從第一代儒學大師開始，就在淤泥中構建出了自己的理想設計。
這種理想設計一旦產生，中國文化的許許多多亮點都向那裡滑動、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兩字包羅萬象，非同小可。儒家學說的最簡捷概括，即可稱之為「君子之道」。甚至，中國文化的鑰匙也在那裡。
對中國文化而言，有了君子，什麼都有了；沒有君子，什麼都徒勞。
這也就是說，人格在文化上收納一切，沉澱一切，預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對後代的遺囑。最好的遺囑，莫過於理想的預示。
後代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中國文化由儒家作了理想性的回答：做個君子。
做個君子，也就是做個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國人。
我一直認為，中國文化沒有淪喪的最終原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潰。
中國文化的延續，是君子人格的延續；中國文化的剛健，是君子人格的剛健；中國文化的缺憾，是君子人格的缺憾；中國文化的更新，是君子人格的更新。
如果說，文化的最初蹤影，是人的痕跡，那麼，文化的最後結晶，是人的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