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格見了胡適後，發現中國當代學者已經不明白自己傳統文化中有些內容「遠遠超過西方人的思想」，不明白「西方互相衝突的人格」所造成的痛苦內戰只有靠中國哲學才能結束。其實，並不是所有的中國當代智者都是這樣。
早在榮格見胡適之前很多年，中國最有現代思維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在日本的一次演講中，已經觸及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別，觀點居然非常靠近榮格而不是胡適。他還借此警告了日本的文化選擇。
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日本神戶的演講中說：
西方的物質文明是科學文明，並最終發展為武力文明來壓迫亞洲國家，這也就是中國自古以來所謂的「霸道」文化。而東方文明則是要遠遠超越它的「王道」文化。王道文化的本質就是道德和仁義。
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擁有亞洲的王道文化，對於世界文化的未來，日本究竟是要成為西方霸道的鷹犬，還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都需要由你們日本國民自己去詳審慎擇。
後來的情況如何呢？七十多年之後，日本企業家稻盛和夫到中國天津演講，他在引述了孫中山上面這段話後坦陳：
令人遺憾的是，日本不僅沒有聽從孫中山的這一忠告，反而一發不可收地走上了霸權主義的道路。
《對話稻盛和夫》（四）第85頁
孫中山把榮格所說的「西方互相衝突的文化」與中國以道德和仁義為本質的「王道」文化一起放在日本面前，要他們「詳審慎擇」。這個思路，也就是把不同政治選擇歸因於文化選擇。然而，既然他提到一切都是「自古以來」的，那麼，要日本選擇「王道」文化也就幾乎不會成功，勸告也只是勸告罷了。
王道、道德、仁義等等，大家都會說，但當這些文化理念全都沉澱為人格，而且由悠久的歲月沉澱為集體人格，別的人群要學，就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