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重名。
最能說明這種重視的，是孔子的這句話：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論語·衛靈公》
用現在的話說：君子的恨事，是離世的時候自己的名聲還不被別人稱道。
這就是說，名，是君子對生命價值的最後一個念想，可稱之為「終極牽掛」。
好像大家都很在乎。例如，荀子說過「名聲若日月」（《荀子·王霸》），連墨子也說過「以名譽揚天下」（《墨子·修身》）。多數古代君子追求的人生目標，是「功成、名遂、身退」（蘇軾《志林》）。名，這個字，一直穩定地浮懸在君子們的頭頂。
君子重名，目的各有不同，但從根本上說，我們不能過於強調他們的自私理由。如果認為重名即是重個人，那倒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在孔子和其他君子的內心，名譽，是建立社會精神秩序的個人化示範。名譽，既包含著一個人的道德行為規範，又包含著這種規範被民眾接受和敬仰的可能性。因此，名譽是一種生命化的社會教材，兼具啟悟力和感染力。一個君子能夠讓自己成為這種生命化教材，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責任。一個社會能夠守護一批擁有榮譽的君子，是一種文明，也是一種高貴。
在我看來，人類社會從野蠻的叢林走向文明的平原，最大的變化是懂得了抬頭仰望。一是仰望天地神明，二是仰望人間英傑。人們為第一種仰望建立了圖騰，為第二種仰望建立了名譽。
兩種仰望，都是人類實現精神攀升的階梯。所不同的是，圖騰的階梯冷然難犯，名譽的階梯極易毀損。
因此，名譽的事乍一看只涉及一個個名人，實質上卻關及整個社會歷史的文明等級。
一個社會，一段歷史，本身也有名譽問題。社會和歷史的名譽，取決於它們如何處置人與人之間的名譽取向。它們給予什麼樣的人物名譽，它們本身也就具有什麼樣的名譽。它們讓什麼樣的人物失去名譽，它們本身的名譽級別也就隨之發生變化。
為什麼諸子百家的時代永遠讓人神往？因為那個時代給了孔子、孟子、荀子這樣的人物以很高的名譽。同樣，古希臘的名譽，與那個時代給予索福克勒斯、希羅多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名譽相對應，而它失去名譽的地方，正在於它試圖讓蘇格拉底失去名譽。與中國和希臘不同的是，巴比倫文明和埃及文明把名譽集中在一些政治人物身上，很少找得出文化智者的名字。因此，它們後來的走向，也容易失去它們本來應有的文化尊嚴。
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除了諸子百家的時代之外，唐朝的歷史名聲最好，這與那個朝代在「名譽分配」上的合理性有關。連皇室也崇敬一個個宗教大師、著名詩人、書法家，他們這些人在當時擁有極高的名聲，因此唐朝也就在歷史上擁有極高的名聲。相比之下，漢朝過於尚武，社會聲譽主要集中在統帥、將軍一邊，雖也令人振奮，但軍事與文化一比，在時間上畢竟容易朽逝。因此，唐朝的整體榮譽也高於漢朝。
最值得玩味的是宋朝，居然一度將國家的很大一部分行政管理職務交付給了一代文化大師，如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等等，把頂級行政聲譽和頂級文化聲譽罕見地疊加在一起了。他們之間的政見並不一致，而且也先後遭到貶黜，但不管從哪一個角度看，他們都是君子。即便是對立，也是君子之爭。因此，他們也讓他們所處的時間和空間，保持著高雅的名聲。
明清兩代，實行思想專制主義和文化恐怖主義，即「文字獄」，君子們應有的名聲被殘酷剝奪，代之以文化庸人、文化奴才和文化鷹犬們的「時名」。最多的名聲，全都投注給了宮廷皇族和官僚體制。就算是其中比較像樣的文化人，也一定要與官僚體制掛鉤才能被確認名聲。但嚴格說來，這已經不是純淨的文化名聲和君子名聲了。正是這種長達數百年的風氣，造成了中華文明的整體下滑。
也就是說，由於明清兩代在「名譽分配」上的錯亂和顛倒，中國在整體上也名譽蒙污，很難與唐、宋兩代相比了。儘管在國力和疆土上，明清兩代比唐宋兩代更強、更大。
由此可見，名譽之正，直逼國本。
如果說，一個時代的國力和疆土並不一定和名譽成正比，那麼，對於個人來說就更是這樣了。力量和體量，與名譽無關。
不管何時何地，常常遇到「名譽分配」上的錯亂和顛倒。這個問題，在中國君子身上體現得更為強烈，更為痛苦。
這是因為，君子的名聲，除了榮耀性之外，還帶有排他性和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