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一件小小的趣事，老在我的記憶中晃動。
那時學校由造反派執掌，實行軍事化管理，每天清晨全體師生必須出操。其實當時學校早已停課，出完操後什麼事也沒有了，大家都作鳥獸散，因此，出操是造反派體驗掌權威儀的唯一機會。
這事很難對抗，因為有震耳欲聾的高音喇叭在催促，你如果不起床，也沒法睡了。但是，大家在操場上驚異地發現，還是有幾個自稱「逍遙派」的同學堅持不出操，任憑高音喇叭千呼萬喚，依然蒙頭睡覺。這有損造反派領袖的臉面，於是他們宣佈：明天早晨，把這幾個人連床抬到操場上示眾。
第二天果然照此辦理。嚴冬清晨的操場上，呼呼啦啦的人群吃力地抬著幾張高聳著被窩的床出來「示眾」了。
造反派們一陣喧笑，出操的師生們也忍俊不禁。然而接下來的事情就麻煩了。
難道強迫這些「逍遙派」當眾鑽出被窩穿衣起床？可以想像，他們既然被人隆重地抬出來了，那麼起床也一定端足架子，擺足排場，甚至還會居高臨下地指點剛才抬床的同學，再做一點什麼。如果這樣做，他們也太排場了，簡直像老爺一樣。
於是造反派領袖下令：「就讓他們這樣躺著示眾！」
但是，蒙頭大睡算什麼示眾呢？這邊是凜冽的寒風，那邊是溫暖的被窩，真讓人羨慕死了。
造反派領袖似乎也覺得情景不對，只得再下一道命令：「示眾結束，抬回去！」那些溫暖的被窩又樂顛顛地被抬回去了。
後來據抬床的同學抱怨，這些被抬進抬出的人中，至少有兩個從頭至尾都沒有醒過。
由這件往事，我想起很多道理。
示眾，只是發難者單方面的想法。如果被示眾者沒有這種感覺，那很可能是一種享受。
世間的懲罰，可分直接傷害和名譽羞辱兩種。對前者無可奈何，而對後者，那實在是一個相對的概念。一個人要實施對另一個人的名譽羞辱，需要依賴許多複雜條件。當這些條件未能全然控制，就很難真正達到目的。
蒙頭大睡，這實在是最好的抗拒，也是最好的休息。抗拒在休息中，休息在抗拒中。
而且，在外觀上，這一面徹底安靜，那一面吵吵嚷嚷，立即分出了品級的高低。
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常受圍攻的人士始終名譽未倒，而那些尖刻的大批判專家勞苦半輩子卻未能為自己爭來一點好名聲。
讓那些新老造反派站在寒風中慷慨激昂吧，我們自有溫暖的被窩，樂得酣睡。
抬來抬去，抬進抬出，辛苦你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