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1928年，也就是王國維死後的第二年，情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甲骨文大師們紛紛走上毀滅之途的時代結束了。當時國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院長是蔡元培先生。中研院之下成立了一個歷史語言所，這個所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考察殷墟，像李濟、梁思永等著名的考古學家都參與到殷墟考古中來，他們帶來了國際規範，帶來了現代考古學的嚴密規則。殷墟和甲骨文的研究，就從可歌可泣的祭奠階段解放出來了。
這裡我想詢問，在你們想像當中，現代考古學在哪些方面會超過從王懿榮到王國維的以金石學為基礎的甲骨文研究？
王牧笛：比如說，一些技術手段和探測方式的變化會使得發掘更加便利，考古的範圍和視野不斷擴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進步。像水下考古，這在過去是不可想像的。
王安安：這一階段的研究要更加規範，是建立在一個完整的學科體繫上；還有就是注重國際交流，把人類在各個歷史階段的各種人類文明進行橫向比較，這是從前所沒有的。
王秋實：另外，我覺得現代考古界不是一個人在戰鬥，不像之前的個體行為。現在更多的是一個團隊、一個組織進行某種大規模的考古發掘，而且重視了對文物的保護。
余秋雨：角度不一樣，但每一點幾乎都講對了。第一，科技手段和組織力量的介入使得大規模的場地開挖成為可能，之前靠幾個學者根本完成不了這項工作，你再有錢也就是多買幾片甲骨而已。第二，由此可以從地質分析判斷文化形態，從而就能更好地確定年代，以及這個年代的整體生態狀況。第三，從此他們的每一個發現都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關注，國際考古學上任何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又快速地被運用。這就和我們前面說的幾位大師級的甲骨文研究者完全不一樣了。
1928年，中央研究院的院長蔡元培給當時駐守河南的馮玉祥打電話，請他派兵來保護整個殷墟和發掘現場，然後就是一批批現代考古學者的進入。從1928年到1937年，以中央研究院的團隊進行的大規模挖掘有十五次。1936年，也就是抗日戰爭爆發的前一年，終於挖掘出了甲骨窖，或者說甲骨坑YH127號。這就了不得了，因為這可能是古人類文化史上發現的最大的一個皇家檔案庫。
這個檔案庫如果仍然放在小屯村處理，就會有很多麻煩。因為量實在太大，又在貧瘠的野外，研究人員和科學設備不可能集中那麼多，條件很成問題。所以必須裝火車，運到南京。運送的那一天似乎發生了一點情況，我看到過一篇資料，不知道真實性有多少，那是用平靜的語言記述的——
正當甲骨坑YH127整個用吊車打包，要運到安陽火車站的時候，殷墟邊上的洹河突然升起了一股白氣，白氣升到天上以後變成白雲，白雲變成烏雲，這個烏雲就隨著這個運輸的車，一直到安陽火車站。接著下起傾盆大雨，這個大雨，就落在木箱子上。
如果這個記述是真的，諸位聽下來有什麼感覺？
金子：我覺得這是我們之前說過的古老文明咒語的一個印證。就像法老的陵墓，任何打擾他安寧的人都可能會遭到厄運。古老的文明都有自己的方式去保持它的神秘感，而因為神秘，所以偉大。
王安安：我個人並不是非常喜歡這種神秘主義的比附。一個烏雲就是什麼冥冥之中的某種天意，我覺得這樣說不太可信。但是這又提醒我們，應該對歷史和傳統保持一種敬畏。尤其是面對文化傳承之根的時候，我們應該保持一種恭敬的態度。
余秋雨：我贊成王安安說的不要過於沉溺於靈異現象，應該洗去烏雲和白雲裡的具體象徵，因為這樣會使文化變成巫術。但是有一點可以保留，那就是我們所說的王懿榮之死、劉鶚之死、王國維之死，白氣直至瓢潑大雨一直隨YH127號甲骨坑跟到火車站的這種情景，都讓我們從平庸的文化現實生活中超拔出來，只有這種超拔才能使我們面對真正的偉大。否則我們的文化態度可能就過於居高臨下、自以為是了，其實我們真正懂得的有多少呢？
前面我們談到過，在1899年，幾乎是在甲骨文被發現的同時，敦煌藏經洞也被發現了。其中大量的文物都被西方的考古學家和探險家們帶到西方去了，被研究，被展覽，被很好地保存。現在我們可以在西方博物館裡面看到敦煌藏經洞裡的好多藏品。於是這就產生了一種矛盾心理：這些文物，是讓西方考古學家帶走好，還是應該讓它們留在兵荒馬亂的國內？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提到我的矛盾。我並不把他們看成一般意義的強盜，他們有能力研究保存；但是這畢竟是在國破家亡的時候我們祖先最後的遺留。我在那篇文章中說如果我早生幾十年，我會在沙漠裡把他們的車攔住，把駱駝隊攔住，和這些人辯論。如果他們被我說服了，就把文物留下來。但如果真是這樣，那我就麻煩了，我能把車拉到哪裡去呢？拉到南京？拉到北京？這很難。也有車拉過，一路上這兒丟掉一些，那兒又偷去一些，結果稀稀落落，不成樣子。如果拉到西方去，我又覺得於心不忍，因為這片大地難以真切地聽到祖先發給我們的聲音。所以我說，攔下了車只能讓它停在沙漠裡，然後大哭一場。
對於這個問題我很想聽聽大家的意見。
王牧笛：我覺得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視角，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的視角。文化可能是無疆界的，但是民族卻是有界可循。我會選擇讓這些文物留下來。我相信當時中國學人的學術能力，他們已經做出了一些東西，如果說這些文物能夠留在他們的身邊，憑借天然的語言優勢和文化敏感，我想他們會做得更好。
諸叢瑜：我想如果所有這些文物都被運到了國外，它們可能會被很好地保藏和研究，但那似乎只是一些飄零在世界各地的符號，難以改變這個民族文化記憶的消散。
王安安：我的觀點和兩位恰恰相反。我覺得這些文物是屬於全人類的財富，當時兵荒馬亂，容不下一方寧靜的庭院組織大規模的研究，這些文物甚至很有可能淪為高官的私藏，最後就不知所歸，這樣的話，不如拉到國外得到很好的保護。
王牧笛：我覺得從十九世紀末走出來的這批中國傳統文人，他們有這樣高度的文化自覺，同時也對中華傳統文化和西學有足夠的瞭解，他們作為一個群體來破讀敦煌文化是沒有問題的。主要的困難在於必須將這些文化人組織起來，並且要能夠確保這些歷史遺存得到很好的保護，這就需要國家的介入。其實當時的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都是有比較高的文化修養的，如果這些文物留在國內，應該能夠得到很好的保護和破讀。
王安安：文化人有這樣的自覺，但是中國廣大的民眾未必有這樣的自覺。
王秋實：我一直堅持歷史不可以假設。我們所面臨的境地永遠都是非常複雜的，永遠都不是選A或者是選B這樣簡單的選擇題。我覺得更重要的可能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就像剛才牧笛師兄說到的，一種是文化的視角，一種是民族國家的視角，我們希望文化學者可以以文化的視角來把這些文物當做全人類共同的財富來進行研究，但是當我們面臨國破家亡的境地時，我們也不得不依附於民族國家的概念，而保有我們自己和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所以我覺得重要的是如何平衡這兩種維度。
余秋雨：我在這裡要向大家介紹一個一直被我們忽視的精神高點：兩難結構。如果沒有兩難結構，人類就會因為缺少深刻的選擇而變得淺薄。
兩難之所以難，是因為兩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正像黑格爾所說的，是兩種合理性的衝撞。黑格爾認為，真正有價值的悲劇不是出現在善惡之間，而是出現在兩難之間。後來法國薩特的存在主義中的選擇學說，我認為正是發端於黑格爾的這種兩難結構理論，只不過黑格爾表現出一種深刻的無奈，而薩特則表現出一種洞悉生存秘密後的主動。我本人，因接受了這種兩難結構和選擇學說，在哲學觀念和藝術觀念上產生一種脫胎換骨般的新生。
然而，天下的事情未必都像薩特所說的那樣具有主動選擇的權力。對於當年的中國學者來說，很多選擇不能由他們自己作出，他們只能在別人選擇的夾縫中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所做的事，是默默地顯示著人類唯一留存至今的古文明的子民，還有能力讀解祖先，還保存著自我研究的能力，我覺得是一種非常大的快慰。在這個意義上，作為後代的我們，要對他們心懷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