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王懿榮去世了，當時的北京上上下下一片混亂，沒有人來思考他留下的甲骨該怎麼樣處理。王懿榮的兒子叫王崇煥，他必須把這個家撐下去。王懿榮為官清廉，家裡本來積蓄不多，在買甲骨的過程中又把值錢的東西典當掉了，他留給兒子真正的財富就是剩下的那一千多塊甲骨。王崇煥本身不是甲骨研究者，他想把甲骨出讓給真正懂得它們的人，同時換取一定的生活經費。
第一人選是劉鶚，也就是《老殘遊記》的作者。劉鶚是王懿榮的朋友，對王懿榮的死深感悲痛，他本來就想幫助王懿榮的家庭，正好有了這麼個機會，他出一個好價錢將甲骨買過來。劉鶚是個文學家，但實際上他是一個多方位的學者，對甲骨文也有深入的研究。他在接過王懿榮留下的大多數甲骨以後，自己又從別的地方收購甲骨。最後在1903年，就是他的《老殘遊記》開始在報刊連載的那一年，他出版了一本書——《鐵雲藏龜》。這本書是把王懿榮家的甲骨、他自己收集的其他甲骨拼在一起出版。按照中國過去的習慣，甲骨很可能變成宮廷收藏家庭私藏，但是劉鶚這麼一來，全社會研究者可以共享了，這個貢獻很大。而且，他經過研究已經做出判斷，這是殷人的刀筆。這個判斷儘管比較簡單，但是非常重要，他把人們的目光準確地拉到了那個重要的時代。
但是沒有想到，就在五年以後，劉鶚還來不及做出更多的研究，他就被問罪了。問罪的罪名有兩個，我認為第一個是把好事說成壞事，第二個是把沒事說成有事。結果他被流放新疆，1909年，因腦溢血在新疆去世。不到十年，對甲骨文的發現做出重大貢獻的第一功臣和第二功臣都死了。
諸叢瑜：很奇怪，在金字塔發現的過程當中，考古學家也是接二連三地死去。據說古埃及的金字塔裡有一個法老的咒語：「如果誰干擾了法老的安寧，死亡必將降臨到他的身上。」從1922年到1929年之間，英國考古學家卡特和他的團隊前後有22個人都死於非命，那個神秘的咒語一直困擾著很多人。好像還有一個瑪雅文明的水晶頭骨，研究者中好多人也會離奇地死去。
余秋雨：對於這一批批偉大遺跡發現者的死，醫學家們作了種種解釋，卻都沒有能夠完全說服人。後來不斷有各種新的說法，比較新的說法是這些考古學家遇到了特殊的輻射。
但是，不管研究的結果如何，我們看到的事實是：當一種沉睡了很久的巨大文明要重新說話的時候，當一個早就遺失的記憶打著哈欠要重新醒來的時候，它會有一股殺氣。它好像有一種力量，會把參與者捲入到一種無名的災難當中。
科學和很多文化的區別就是這樣：文化一直保持著自己莊嚴的神秘性；科學家呢，總是努力地要說明它。但是必然有一些東西永遠也說明不了。就像埃及金字塔前那個獅身人面像，它到底在笑什麼？不知道。為什麼似笑非笑？不知道。你能解答它嗎？不知道。
那麼，甲骨文也遇到了這樣的情景。第一號、第二號人物很快死亡，而且我後面會講到，甲骨文前期研究的最高峰一一王國維先生也自殺了。在甲骨文的聲音要出來之前的這個儀式性祭台上，雖然死的人似乎不是那麼多，但是份量足夠了，方式足夠了，原因也都很神秘。王懿榮的死因是清楚的，但是他內心怎麼想、他臨終前怎麼來與甲骨文的殘片告別，我們不清楚；劉鶚的死因表面上也是清楚的，但是為什麼那麼奇怪的罪名會突然落在他身上，落到他身上以後會判那麼重的罪，會流放到新疆，會得腦溢血？這也很神秘。
當文化的神秘性完全被解釋清楚的時候，文化的宏大感、朦朧感、蒼涼感就沒有了。所以我們一方面仍然要用科學思維去探索那些奧秘，另一方面還是要尊重天生的神秘性。只有在這兩種力量的均衡之中，才能完成我們的文化思考和文化體驗。
《草葉集》的作者惠特曼曾經說過，文學的魅力是把昨天、今天和明天連在一起。怎麼連在一起？不是靠已獲得的結論，而是靠永遠的懸念。別林斯基說，我們祖先把解決不了的問題交給我們，我們也解決不了，只能交給後代，這種遞交就是文學。文學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在一些永遠找不到答案的領域裡來體驗世界的神秘、人生的壯闊，來體驗我們和祖先共同的苦惱驚慌、共同的精神連接。
劉鶚也死了，死得那麼早、那麼快，也留下了一堆甲骨。他的兒女親家叫羅振玉（劉鶚的兒子劉大紳娶了羅振玉的女兒），是一個更大的學者。在學識上，他既超過了王懿榮也超過了劉鶚，而且超過很多。他研究的範圍非常廣泛，在每一個領域裡都有自己很傑出的貢獻。羅振玉在劉鶚家裡看到了很多甲骨，他快速地做出判斷：王懿榮說這是占卜用的，劉鶚說這是殷人的刀筆，這都很重要，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它在哪裡出土的？因為只有知道在哪裡出土，我們才會從整體上準確地判定它的時間和來龍去脈，以及它和整個中國歷史的關係。所以羅振玉密切地關注著甲骨真正的出土地。
現在說起來這很簡單，但在當時卻非常困難。因為甲骨已經被賣得很貴，很多古董商人為了防止別人爭奪，千方百計地把出土地點當做了最重要的商業機密。回想起來，王懿榮出的價錢已經不低了，劉鶚錢多一點，收價也貴一點，羅振玉的錢更多，收價更貴，又有很多外國人開始介入，甲骨的價格就更高了。古董商人為了要壟斷市場，編造了好幾個地方，一會兒說河南湯陰，一會兒說河南衛輝。羅振玉還派自己家裡的人去那考察過，劉大紳也去找過，但都沒有找到。羅振玉知道這有問題，但是古董商們都定了行規，嘴都很嚴，誰都不說甲骨到底在哪裡出土。後來，他終於從一個喝醉酒的古董商人嘴裡聽說，出土地好像是河南安陽一個叫小屯的村莊。
對羅振玉這樣的大學者來說，只要講到安陽，他馬上就會想到，那是洹水的所在地，由此又聯想到《史記》和《史記正義》裡面各種各樣的記載。羅振玉已經感覺到，甲骨的出土地如果真是在安陽，真是在洹水邊上，那麼那很可能就是殷商的都城所在。他意識到了問題的重要性，所以先派自己的弟弟過去。大家可以設想一下，安陽的小屯村在羅振玉弟弟眼前會出現什麼樣的情景？
王安安：剛才秋雨老師講到，當時甲骨已經被炒得很熱，價格非常高，中國人在收購，外國人也在收購，而這個地方又被古董商人保密著。所以我覺得最可能的就是這個小屯村田地荒蕪，大家不做別的事情，都在自己家後院或者田地裡刨甲骨。我的眼前呈現出了一個個大坑，村民都在那挖掘著可以創收的寶貝。說不定還有的人已經在著手製作假的甲骨了。
余秋雨：你的設想很合理，你所說的這一切都發生了。所有的人都在挖甲骨，不種地了，由此產生了一系列衝突，例如地產所有者和甲骨挖掘者之間的矛盾，產生了械鬥。一家人互相保密的情形也發生了。古董商人一來自然就有了集市，大家拿著自己挖掘的甲骨浩浩蕩蕩都去了，去了以後才發現，原來我的丈夫還有這一麻袋是我不知道的。最奇怪的是那些不太懂事的小孩，在大人已經刨過的地方，他再去挖，挖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甲骨。甲骨不在於大小，而是在於裡面文字的多寡和重要性，因此小孩也可能賺大錢。而且正像你所說的一樣，開始出現了假甲骨。
羅振玉的弟弟一天可以收到一千多塊甲骨，他後來送到羅振玉眼前的是一萬多塊。羅振玉對此，既高興又擔憂。高興的理由很簡單，一萬多塊甲骨，真的可以好好研究了；擔憂的是現場被破壞了，一片狼藉。現場的破壞也就是一個與甲骨文有關的古代生態環境的破壞，其嚴重性可想而知。羅振玉下了決心，必須親自去看看那個現場環境。1915年的3月，他真的去了小屯村。我曾經講過，歷史上有一些悄悄的腳步會被人們記住。羅振玉那一天的腳步大概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高層次中國學者第一次來到田野考察的現場，有人說，這是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起點。
由於羅振玉的現場到達，甲骨文出現了一個背景性的拓展。它不再是文人書房裡一片一片分散的、片段性的存在，而是變成一個整體氣場。這個氣場，就是殷墟所在地。
中國學者很長時間不到達現場而只顧在書本中爬行的這樣一條道路，由此畫上了一條界線。遺憾的是，直到今天，絕大多數中國民眾還不明白田野考察對於人文科學的重要性，以為那是袁隆平先生他們的事。大家還是把尊敬投給那些號稱「書齋學者」，也就是憑著古書臆想著種種時空關係的人。
王牧笛：我很喜歡這樣一句話，「書齋裡的思考在社會上往往以反諷的方式得以實現」。羅振玉這種轉向實際上也是對只抱著經典文獻死讀書的一些書蟲的反諷。如果只在書齋裡皓首窮經，可能會少了許多「在場」的感覺，也會少了對文化的敏感。羅振玉正是憑著這種文化敏感最終成為這個領域的一代大家。
萬小龍：但我覺得，這種精神在中國傳統中也並不是沒有一種先知式的昭示啊。像顧炎武就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有像陸游所說，「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這實際上正是羅振玉以及他所代表的這種實地考察的新學風的歷史前奏。
余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顧炎武。在羅振玉之前確實也有像顧炎武這樣的人，靠自己的腳去走了很多地方。顧炎武也做過書齋學者，讀過很多書，但後來，他把遠行考察放到了前面。遠行時也帶一點書，但不可能多，那就要精選了。我很喜歡他的一句詩——「常把《漢書》掛牛角」，可見他是多麼喜歡《漢書》，又知道他是趕著牛行走的。我自己後來在數萬里考察時遇到困難，總想起這句詩。
中國文明在明代之後的衰落，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除了顧炎武這樣的特例，再也聽不到大地的聲音，再也得不到大地的活力，那它當然就會在自以為是的系統裡邊慢慢地枯萎。
在安陽，一批偉大的文獻就要出土。這批文獻一直埋在地下，連孔子都沒有讀到過，連司馬遷也沒有讀到過。孔子曾經多次設想過商代，在《詩經》裡讀到商代，但是他也不太清楚商代是怎麼回事，只能踮起腳遠遠地仰望。至於司馬遷的仰望，那就更遙遠了。而現在，商代人占卜用的具體物件就在眼前。如果不做田野考察，我們最多是過去讀書人的孑遺而已，但是一旦面對現場，情況就不一樣了。
確定安陽殷墟是商代的大都城並把它送達當代人的眼前，這是羅振玉的貢獻。
羅振玉身邊出現了一個大學者，他的學問比羅振玉還要棒，這個人叫王國維。
王國維作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學者，在文、史、哲諸方面都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留給我們一座巍峨的文化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的城壘上，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這位登上了甲骨文研究最高峰的大學者，和許多古老文明的研究者一樣，也沒有逃脫自殺的命運。一個王國維死了，而一個商代活了。當我們回味著中華古老文明的悠久記憶時，仍舊會對這位大學者的死良久沉思，想著想著，便想成了一部灰色的寓言。
王國維比羅振玉小11歲，他們早年的時候就認識，互相之間有比較深的交往。王國維對羅振玉和其他人收集的甲骨都進行了比較系統的研究，然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那就是在1917年發表了一篇叫做《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的論文。包括羅振玉在內的不少甲骨文研究者，大多著眼於解釋字的含義與內容，而王國維則把甲骨文當做歷史研究的資料。他在論文裡證明，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裡面所寫的商代的譜系基本正確，是信史。當然，裡面也有一些錯誤，王國維給予了糾正。
大家知道，司馬遷是中國古代史學的一個開創者，他創造的中國古代歷史的表述方式，其實是對於他之前歷史的奠基性的敘述。這個奠基性的敘述在1917年被一個現代學者所鑒定，這個鑒定是司馬遷自己當年都很想獲得的。
王國維完成了一項真正意義上的人文研究，這篇文章也可看做中國近代新史學的起點。中國古代歷史在缺少鑒定和證明的情況下延續了那麼多年，最後終於從地下獲得了鑒定和證明。所以在二十世紀前期，儘管兵荒馬亂、生靈塗炭，中國學者卻進入了一個特別讓人感到驕傲的時代。他們用科學的方法，使我們古代的歷史更可信、更可依賴了。這是一個與當時的社會現實很矛盾的了不起的成就，似乎對中國的新生有一種預示。可是，正如我前面講到的，王國維沒有擺脫甲骨文大師共同經歷過的悲慘命運。
1927年6月2日的早晨，王國維像往常一樣，出門上班商討教學事宜。之後他又向同事借了點錢，雇了輛洋車往頤和園方向駛去。十一點鐘他進入園內，在石坊前坐一會兒後便漫步進入魚藻軒，從懷中取出紙煙慢慢抽起來。煙盡火滅，他突然縱身跳向昆明湖。這位聲名顯赫的大學者就這樣平靜地走向死亡。王國維到底為什麼死，永遠也說不明白。似乎能夠說明白的是他那篇短短的遺文，但是遺文好像也不能完全說得清楚。
我想從宏現上來分析一下。當時的中國表面上看起來，出現了一個非常特別的「三相結構」：社會現實發展得越來越糟糕，古代文物發現得越來越輝煌，中國學者卻表現得越來越傑出。這「三相結構」有一種強烈的不一致。我們現在可以瀟灑地來談論它，可對王國維來說，他需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支撐這個「三相結構」，這就非常難了。他對古代瞭解得太多太多，特別是當甲骨文發現以後，商代已經重重地壓在他身上，再加上他的其他研究成果，已經使他艱於行走了，但腳下的現實生活又是那麼混亂。大家可以設想，一個人肩上的包袱越來越沉重，而腳下的路越來越崎嶇，越來越狹窄，最後毀滅的只能是他的生命。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肩膀和自己的腳應該怎麼來處理這個問題，最後只能選擇死亡。
我始終認為，甲骨文不是導致王國維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一定在他肩上增過重。
如果說王國維表現出來的是一個高貴的悲劇結構，那麼他的好朋友羅振玉，卻進入了一個怪誕的悲劇結構。羅振玉肩上的份量也很重，在尖銳的矛盾當中，他簡單地選擇了不矛盾，那就是選擇「古」。所以在現實生活中他就選擇一個已經被推翻的王朝。他追求復辟，到偽滿洲國任職，成為偽滿洲國的一面文化旗幟。這等於造成了另外一種自殺。
你們看，當一個民族要把自己早期的聲音說給當代大地聽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多犧牲者。犧牲的形態可能是悲壯的，比如像王懿榮；可能是窩囊的，比如像劉鶚；可能是無奈的，比如像王國維；也可能是怪誕的，比如像羅振玉。這些中國現代學者的生命，組合成了一種祭壇前的供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