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講過了商代的文化記憶，接下來應該讓我們的視線投向何處？毫無疑問，是諸子百家。中華文化從強悍的美麗，走向濃郁的智慧。
這是必要的一步。沒有這一步，再強悍、再美麗，也得不到精神昇華，缺少穿透歷史的力量。
說到諸子百家，我們遇到一個奇怪的現象：現在許多人都知道諸子百家，但其中每一「家」的觀點究竟是什麼，卻都不太清楚，至多只瞭解一點隻言片語。在人們的記憶中，比較清晰的可能只有被看做是中國文化核心的儒家。這就觸摸到了中國思想文化界和教育界共同面對的一個大問題：我們應該記住百家的熱鬧，還是應該記住熱鬧之後執掌門庭的那一家？
王牧笛：每每想到我們的祖先在古老的星空下，縱橫五百年間，對社會、人生、哲學、道德做出過如此積極、廣泛、深入的探討，我都覺得很感動。「百家爭鳴」的熱鬧狀態反映的是我們祖先積極、睿智、勇敢，對未來充滿希望，勇於探索的精神風貌，值得我們後輩子孫永永遠遠地記憶。
王安安：我覺得比起歷史選擇的結果來，記憶當時熱鬧的狀況更重要，因為我覺得在後來的歷史中，我們的民族缺少了很多當時的全方位激情，以及當時百家爭鳴帶來的多元思維方式。對於逐漸走向墨守成規的後代來說，記憶那種古老的熱鬧、那種創造的激情，可能更為重要。因為這種記憶、這種激情，讓我們不僅可以繼承優秀的結果，更可以繼續創造狀態。
金子：百家中的儒家自從漢代以後就成為封建統治倚重的哲學流派，對兩千年來的中國歷史有重大影響，我們當然也要重點記住經過歷史篩選、作為熱鬧的精華流傳下來的儒家。
余秋雨：歷史像一片原野，有很多水脈灌溉著它。有很多水脈中斷了，枯竭了，只有一道水脈貫穿長遠。我們不能說，最好的水就是最後的水，更不能把後來漸漸消失的水當做從不存在。在精神領域，不能那麼勢利。
我們只能認為，由於歷史的選擇，儒家影響了中國兩千年的歷史。祖祖輩輩都在這種影響下過日子，所以值得記憶。
就像選擇一個單位的長官，當選者也許不一定是最優秀的，但是他管理多年，這個單位的發展就和他的思維有關了，這個人也因而值得關注。那些出局的人可能比他更有才，只是對這個單位的影響不大而已。
梁啟超先生在《少年中國說》裡曾經渴求，何時才能讓中國回到少年時代。什麼是少年時代呢？少年時代就是天真未鑿的時代，草莽混沌的時代。就像小學快畢業的孩子們一樣，有著一番唧唧喳喳的無限可能，其中很多人長大後會成為普通民眾，但也會有人成就一番大事。但他們如果失去了少年人本該擁有的單純和熱情，也就失去了群體性的優秀，更不會有什麼變得特別傑出，因為他們沒有真正的青春。
我對百家爭鳴時代的熱鬧極其神往，就像我永遠牢記著小時候無憂無慮的快樂時光。在那樣的時光中，每一個小夥伴都是一種笑聲、一種奇跡，甚至也是我少年時代的一部分。我為什麼要總是記住那幾個後來「成功」的人？如果僅僅這樣記憶，是對少年時代的倒逆性肢解。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我還想用果園來比喻。不錯，就像一座果園，如果通過科學的分析，一定可以挑選出最好的品種，應用最合適的授粉方式，使水果的產量最高，質量最佳。但是誰都明白，果園真正的黃金時代，卻是百花齊放、百蝶紛飛的春天。
不錯，人們可以在恆溫的實驗室裡選出最佳的品種類型、最佳的授粉方式，然後在一個封閉的暖棚裡用精確的滴灌技術快速培植，但這是銷售者們的機智，對於大地來說，卻少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果園，少了一個陽光爛漫的春天。
又譬如一條大河，下游一定平靜而從容，但它在形成之初，卻是由千萬小溪翻騰、傾注、彙集在一起的。任何一條大河，如果沒有熱鬧的上游，也就不會擁有壯闊的下游。
因此在選擇文化記憶的時候，也一定不能遺忘平靜前的喧鬧。作為後代子孫，我們可以永遠為之驕傲的是，在那個遙遠的古代，我們的祖先曾經享受過如此難能可貴的思想自由，並且創造出了開天闢地的思想成果。
所以我對大家有一個提議：在記憶儒家的同時，也去親近一下曾經同時出現在中國思想高地上的諸子百家。它們與儒家的異同，給中國人開拓了很多精神上的可能性。設想這種可能性是非常愉快的事情。例如，儒家過於強調家族倫理的特點對於門閥政治的氾濫起到過不小的負面作用，那麼，如果法家不要那麼強悍，歷史會不會改變選擇，而一旦改變，又會怎麼樣呢？或者，如果道家更積極有為一點，卻仍然比儒家更尊重自然，更超越官場，而歷史又選擇了它，會怎麼樣呢？
有一種說法，叫「歷史不可假設」，這是疲憊無奈的「既成歷史學」；如果從「創建歷史學」的觀點來看，這種說法是窩囊的。
只有尊重多種假設，才能尊重百家爭鳴時代的勃勃生命力。
儘管後代思想界也曾有過爭論，但百家爭鳴的古老的熱鬧卻再也沒有重現。那份熱鬧似乎已經永遠地消失在中國的精神領域中，成為了一種極其遙遠的美好，這不能不使人感到惆悵。更令人遺憾的是，此後的國人逐漸產生一種思維慣性，那就是對任何問題的單一化判斷和選擇。
現在，幾乎在所有的問題上單一化的思維習慣仍然滲透四處。例如，許多讀者經常會請我推薦一本最好的書給他們，我說值得讀的好書很多，而他們自己的需要又都不相同，無法「推薦一本」，但他們對我的這種回答覺得沮喪。大家已經習慣選擇後的獨尊，而不再嚮往選擇過程中的無限。這就違背了我們的祖先在百家爭鳴的時代所體現出的多元共生、互相依存、二律悖反、陰陽互補的風姿，真是可惜。
選擇是一種兼容並包、各取其長，而不是你死我活、只求一贏。文化的選擇，更應如此。
萬小龍：據我瞭解，本來在漢朝初年，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後來漢武帝即位，由於他需要進一步強化中央集權制度，所以儒家的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就顯然很「與時俱進」了。在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問策。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所以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儒術從此逐漸成為以後歷代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余秋雨：我們文化學術界的主流思維是繼承既成傳統，認為那就是「國情」。但是，百家爭鳴的景象確確實實地出現過，而且正是出現在這片國土上，這難道不是國情嗎？
我在備課的時候已經下了決心，一定要在今天的課程中給你們一代留下一個關於百家爭鳴時代的深刻印象。人類最深刻的印象，首先總是作用於視覺，因此我從世界坐標出發，找了一幅畫，那是歐洲文藝復興大師對於從古希臘開始的百家爭鳴的想像，可能對我們加深印象很有幫助。
歐洲文藝復興時，意大利「藝術三傑」中年齡最小的拉斐爾曾經畫過一幅名為《雅典學院》（The School of Athens）的畫，反映的是古典時期學派林立、相互切磋的景象。歐洲文藝復興起源地佛羅倫薩（Florence）的統治者麥第奇家族（the Medici Family）在文藝復興到來之前，就開始頻頻提到雅典學院時代的學術氕氛，並且建立了模擬性的柏拉圖學院（Plato Academy）。
《雅典學院》中出現了很多學者。站在中心部位、右手指天的是柏拉圖，他的左邊是學生亞里士多德。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分別代表古典哲學的兩大流派。兩人的周圍圍繞著很多學者，傾聽他們激昂的辯論。也有人在台階上旁若無人地獨自研究，後面巨大拱形柱的左右兩座浮雕，分別是智慧女神雅典娜、愛與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畫面上這些人從不同方向進行著平等的、創造性的思考，實在讓人振奮。始於十四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打破了中世紀的黑暗，靠的不是僅僅復興一個柏拉圖或亞里士多德，而是對歐洲整體思維水平和自由精神的全面復興。因此，拉斐爾在這幅畫中又加進了不少雅典之外的精神巨匠，而且延伸到後代。他甚至把自己也畫進去了，表現出自己對於這一脈精神的參與。
看了這幅畫，從視覺上領略了這種情景，我們可以回到「國情」之上了。與雅典學院的創辦幾乎同時，在遙遠的東方，也有一個類似的學術機構，叫稷下學官。稷下是齊國都城一座城門的名字，究竟是南門還是西南門，有待繼續考證。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雖然相隔萬里，卻有很多相似之處：兩者都以地名命名，創辦時間接近，運行方式也相差無幾。可見，在我們的土地上，也曾經出現過《雅典學院》那種令人感動的景象。
中外歷史上出現過許多團體，如武士團體、政治團體、經濟團體、好漢團體，等等。但是真正讓人類高貴起來的，是這樣的學術團體。在這裡我很想停留一下，討論幾句。大家怎樣看待這種東西方文化思想史上的巧合呢？
王牧笛：雅典學院和稷下學宮並存的時期，正是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在時間緯度上構成了東西方文明發展的某種暗合。在我看來，人類文明的早期，或者說青少年時期，對話和辯論要比獨白更具感染力。雅典學院式的學術共同體的組建，或者說學術組團的這種辯論的方式，可能激發出個體對一個事物的多重面向的考慮，這比對事物的單層面向的考慮給我們更多的思考。
余秋雨：你講得很對。當時人類智能迸發，但有很多傑出的思考者還難於進行完全獨立的思考，因為他們缺少思想資源，更不知道前後左右、正面反面的邏輯框范。因此，在人類思維的奠基階段，一定是渴求互礪互淬的，並在互礪互淬中找到思考的基點，找到與別人不同的自己。
一個精神成熟的民族，一定要經歷一個這樣智能聚會的階段。假若沒有，僅僅憑著各自的想法分頭癡想，就一定會陷入低層次的重複之中。
當然，這也是社會歷史的需要，像是巨石崩裂，烏雲散去，黑夜結束，人類從物質的提升進入到心靈的覺悟。這種情景，讓我想起羅丹的雕塑《青銅時代》：一個男子，瘦精精地甦醒了，夜霧不再遮蓋自己，於是舒展自己的青春身軀。我還想繼續聽聽你們對稷下學官和雅典學院的感覺。
萬小龍：我覺得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都出現在這樣一個社會歷史背景下，就是原有社會權力形態開始逐漸鬆動、解體，我們的祖先開始掙脫蒙昧的束縛、權力的壓抑，用理性自由地重新思考自然、社會、自身。一時間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片欣欣向榮的少年氣象。但當後來社會權力再次建立、穩固、強大起來後，就對思想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和壓抑。政治權力選擇了保留某種文化記憶，儘管這種選擇帶有極大的偶然性。
王安安：我突然想起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曾說過這樣的話：「少年的時代是詩歌的時代，青年和中年時代是小說的時代，老年就變成散文的時代。」我認為，稷下學官和雅典學院都是人類在少年時代的一個共同的表現，雖說兩者的空間距離非常遙遠，但同屬於人類的詩歌時代，同屬於人類思想初開時具有濃厚興趣和表達慾望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和雅典學院給人一種直觀的審美的懷念和追想，令人感動、鼓舞。
金子：我一直在想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當下的時代無疑是一個國際化、多元化的熱鬧的時代，我們時代的熱鬧跟百家爭鳴時代的熱鬧一樣嗎？為什麼我們對現在很多方面的熱鬧持否定態度，而對那種古老的熱鬧卻不拒絕肯定呢？
余秋雨：金子的問題很好。今天的熱鬧和古老的熱鬧有什麼不一樣？我覺得可能有兩個方面——
首先是言論的質量。那個時代的齊國在經濟上相當繁榮，政府給稷下學宮的學者提供了很好的生活待遇，並賦予了極高的社會地位。學者針對時政的褒貶，政府一概不予追究。稷下學官在齊國的功能，既是智庫，又是學堂，還是一個交流思想文化的場所。當時的高級智能人才如果想立身揚名，要麼去做官，要麼就去稷下學宮做學者。但是，更令人嚮往的是做稷下學者。這裡每位學者的人格和思想都會獲得充分的尊重，因此也就有可能獲得獨立的發展。在稷下學宮的眾多學者中，名聲最大的是孟子，但實際影響最大的是荀子，荀子晚年曾三次成為學官的「祭酒」，也就是主持者。
比較起來，我們今天擁有多種媒體，發言更加方便，為什麼在質量上遠遠比不上稷下學官呢？主要原因是，稷下學宮的百家爭鳴，是一種經過嚴格選擇的高等級發言。而我們今天媒體間的發言，卻沒有這種選擇。大家也許要問，既然我們主張言論自由、人格平等，為什麼要分等級呢？稷下學官的回答是，不同人群的言論自由，可以體現在不同的空間。並不是任何人在任何空間都可以任意放言，才叫言論自由。即便是關係眾人利益的政治言論，也要通過自己的不同代表者在不同空間表述。
這中間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普遍的現代誤會，至今還有很多人沉迷其間。這就像人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卻並不是說每個人都可以擠到北大來；大量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人，也很難在學術文化上與大學教授對話。但是，這些常識性的社會區隔，在今天常常會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被取消，造成一片混亂。在「文革」中，有一個「考教授」的運動，很多造反派狂徒拿著《學生小字典》來揭露國學大師的「讀音不準」，或批判醫學泰斗不會打針。我本人前幾年也遇到類似的問題，一個文化等級不高的人也用「揭露」式的氣勢硬要與我討論他非常不熟悉的古典詞語問題、地理歷史問題，甚至戲曲史問題，全國一百多家報紙轉載報道，港台方面也熱了一陣，我卻無言以對。因為一旦與他「討論」起來，我就必須在知識上回到自己草昧未明的年歲，卻又要裝出吵架的姿勢，會讓我的讀者傷心。
良莠不齊的發言混雜在一起，高低不一的智能膠著成一團，那麼結果一定是精英被淘汰，這種現象叫「精英淘汰制」。平靜、理性的高層思維一旦陷入這種吵鬧的市場，在現場說服力上一定比不了雜亂無章、大紅大綠的庸俗表演。廣場辯論的時候，高嗓門一定勝利，安安靜靜的邏輯高度一定被埋沒、被遺忘。這種現象叫「廣場哲學」。我們並不贊同限制言論，但一定要區分發言的等級，一定要在卡拉OK、文字戲謔的狂潮中救出真正的貝多芬、海明威。否則，無數高分貝的假貝多芬必然會掩蓋真正的貝多芬，無數善於造勢的假海明威必然會蓋過真正的海明威。
除了言論的質量等級外，稷下學宮超越今天言論的第二個關鍵，是在於思想上開山立派的原創氣魄。那是在漫漫思維荒原上堆出的第一座山、掘出的第一條溝。用現在的語言描述，他們的思想具有宏大構架的開拓性和創造性。相比之下，現代社會的熱鬧，往往是人云亦云，隨聲起哄，硬撐支派，偽造深刻。當然，歷史不能重複，過去的原創條件到後世已經不再具備，這可能也是人類在精神上越來越平庸的原因。
針對這兩個方面，我們在無奈之中也可以有所作為。在今後，國民素質的提高，應該表現在大家對於精神等級的承認、梳理和守護，表現在大家對於高層思考者的尊重、保護和禮讓。而作為那些真正有責任感的高層思考者，一定要固守崇高的文化節操，以自身的人格維護創造的尊嚴。如果我們的民眾開始具有辨別力，我們的知識分子能夠擁有創造力，那麼，一個新文化的黃金時代將會降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