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公元前五世紀前後，人類進入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西方哲學家稱之為「軸心時代」。東西方幾大文明共同進入一個創造性思維集體迸發的時代，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等一大批第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出現在東西方歷史舞台上，共同承擔了人類的首度思維大分工。這個人類思想史上的神奇時代，充滿了驚人的巧合。我為了讓大家對中國文化史的思考拓寬到世界視野之中，因此還希望大家在那個時代稍作停留。記得牧笛前兩次討論時曾經提起過「軸心時代」，那還是由你開頭吧。
王牧笛：我在課外做過一些準備，弄清了一些概念。「軸心時代」這個說法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出版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的，他把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這段時間，稱為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這個時期是人類文明取得重大突破的時期，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印度的釋迦牟尼，中國的孔子、老子……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這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
王安安：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東西方不同的文化形態。這些軸心時代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所以每當人類社會面臨危機或新的飛躍的時候，我們總是能在軸心時代的先哲那裡獲得精神上的指導。
余秋雨：「軸心時代」，英文是Axial Age。顧名思義，是指一個對全部人類文化史具有控制意義、提挈意義和動力意義的年代。這個年代出現在公元前五世紀的前後兩百多年，不太短，但放在整個人類文化史上卻不算長。正是這個不算長的年代，左右著人類的整體精神歷程。
雅斯貝爾斯對於軸心時代說過一句很重要的話，希望大家能記住。他說：「人類的精神基礎同時或獨立地在中國、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古希臘開始奠定，而且直到今天，人類仍然附著在這種基礎之上。」
在人類奠定精神基礎和偉大事業中，我們的祖先不僅沒有缺席，而且是主角之一。不過有兩個問題一直盤旋在我心頭。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在那個時代，不同地區的人類群體不約而同地進入一個創造力迸發的時代？在我印象中，孔子、釋迦牟尼、蘇格拉底的年代靠得很近，孟子、莊子、亞里士多德等人靠得更近。這麼多一流的思想家幾乎同時出現，這意味著什麼？
第二個問題或許更有趣：為什麼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開天闢地，而後代子孫那麼多年後還只能追隨他們，卻沒有能夠超越？為什麼人類最精彩的思想創造，集中完成在二千五百年前？對此，你們怎麼看？
萬小龍：雅斯貝爾斯探討「軸心時代」的時候，還有一個輔助的命題，那就是古印度、古希臘、中國古文明都是獨立發生發展出來的，彼此之間沒有相互交流和影響。這讓我覺得更加奇妙。對於這種奇跡，我比較傾向於認為這是歷史的偶然，我不相信歷史有那麼多的必然性和規律性在那裡面。在解釋歷史的時候，有時候接受一點偶然性也許意味著更客觀的分析視角。這是我對第一個問題的看法。關於第二個問題，為什麼後人沒有辦法超越前輩的創造，一直在追尋先人的腳步？我覺得，原因跟先人創造的學問的性質本身有關。他們思考更多的是哲學、藝術、宗教，而不是科學。科學的發現可以因為工具的進步而不斷被超越被改寫，人類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不斷深入不斷擴充，展現了一部不斷進步的科學史。而哲學、藝術、宗教卻屬於另一個範疇，和人類工具的進步、物質文明的不斷發展沒有直接的關係，所以後人未必能超越前輩。
王安安：而且我覺得這個東西就像工藝和藝術之間的區別一樣：藝術是可以具有不可超越的、永不磨滅的魅力和力量，而工藝卻絕無可能佔領永恆的制高點。因為藝術是偶然性的、創造性的，而工藝是可傳承的、不斷進步的。我覺得科學和哲學的關係就可以類比為工藝和藝術的關係。
余秋雨：你們兩位的意見我可能不贊成。千萬不要把軸心時代和以後時代的差別，看成是不同學科之間的差別。固然，哲學、藝術、宗教，在軸心時代已獲得驚人發展，以後的發展是軸心時代建立的精神基礎的衍生。科學其實也是如此，雖然看起來成熟於近代和現代，但我們仍然可以發現，現代物理學的許多規則，與《周易》為代表東方神秘主義暗合。總之，軸心時代與其他時代的關係，是上下垂直型的，而不是橫向分割型的。
諸叢瑜：我認為這種不可超越性的根源在於我們的前人做了一些框架的東西，劃分了構架，我們不得不在這個框架、這個天地當中去做事情。哲學、藝術、宗教，則沒有可重複的實驗可以檢驗其對錯的，不像科學那樣，今後更接近事實、更理性的理論，可以有力、徹底地否定前人。
金子：我傾向於一種神秘主義的理解。可能在冥冥之中，到了這樣一個時間段，空間上遙不可及的幾個地方的人都走到了人類的童年時代，同時開始思考一些最基本的問題，開始擺脫蒙昧，駕馭尚未成熟的理性驅馳於廣袤無邊的思維宇宙。我懷念那個人類的創造性思維迸發的時代，因為這種童年的生命力是無法被超越的。知識確實可以不斷積累，但是那種新鮮的生命力是很難被超越的，那種新奇喜悅的力量是很難再出現的。
余秋雨：說得不錯。面對軸心時代我們會突然發現自身的渺小。我們沒有能力解釋這一切，也無法超越那些看似童年又是成熟，看似天真又是輝煌的思維。
首先能做的，就是把它記住。記住，要放在解釋之前。解釋往往是蒼白無力的，就像一群孩子面對著一座無法攀援的高山，我們很難解釋為什麼會有這座大山，為什麼會是這個形態。儘管有這種無奈，但我們對高山的記憶並不會因此減損。
軸心時代的思考，世界上多個古文明都參與了，是一種「共同作業」，但在內容上又互不相同。現在遠遠看去，甚至覺得有一種分工。這種互不相同的早期分工，決定了多個古文明的本性，因此也決定了以後發展的不同特點。例如，古希臘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自然秩序的關係，印度文明更多地考慮人與超驗世界的關係，而中華文明則更多地考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種側重，也影響了多個文明今後的路向。在這一點上，我很贊成雅斯貝爾斯關於人類至今還附著於軸心時代精神基礎的觀點。
八年前我與鳳凰衛視的考察隊一起實地歷險幾萬公里考察各大古文明的遺址，目的就是要尋找從軸心時代開始的它們的各自脈絡。幾度長時期的考察，對我的衝擊很大，感悟很深。原來，幾千年的不同命運，很早就種下了不同的種子。
劉璇：秋雨老師關於「種子」的比喻，使我想起了亞里士多德的一句話——只有深埋在土地裡的橡樹種子長成橡樹時，我們才能發現它的本質。當時同一時期，不同文明的三種不同思考方向可能相當於橡樹種子，只有等了兩千多年之後它長成了橡樹，我們才發現，原來它是那個樣子。談到我們現在怎麼辦的問題，我覺得就是要互相取長補短，我們的前輩已經在向著這個方向行動了。所以我們才有西學東漸，才要去理解印度的宗教。既然各有所長，各有特色，就需要各個文明之間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增進交流，相互取長補短。杜維明說現在我們要進入「新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之間要互相對話，互相理解，這種交流將是意義非凡的。
王安安：秋雨老師的一番話，無意中也解答了我很久以來的一個困惑。外國媒體總是報道部分中國出境遊客不講公德，我就很不理解：我們是禮儀之邦、文明古國啊，我們的各種繁文縟節，只會比別的文明更發達更全面更細節，怎麼會遭到這樣的指責呢？可能是我們確實從「軸心時代」開始就一直在過度地研究周圍的人際關係，而不太在乎沒有直接人際關係的公共空間，因此反而失去了人際關係之外的公德。有些時候這種自我編織的人際網絡甚至讓我們自己也感到壓抑。所以在沒有人際關係的場合，比如說去國外旅行，就會讓我們壓抑的神經忽然解放，我們就把一切禮儀的束縛都拋在腦後，甚至忘記了遵守最基本的禮儀小節。
余秋雨：當然，我所說的不同文明的路向，不能直接地用來解釋各種生活現象。現象未必是本性的外化，不能牽強附會。
近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喜歡擷取一些社會現象快速歸納出結論，看似有據，其實武斷，並不足取。
我不希望大家像前輩不少學者那樣泛論東方西方，空談中外差異。這種以偏概全的急躁，可能是一種學術幼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