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孔子在年歲已高的時候花費十四年時間遊歷各國，充分顯示了他強大的生命力。
生命力不僅僅指身體，更是指他全身心面對不同空間、不同事物時的一種能力，一種敏感，一種興趣，一種試探，一種回應。這一切加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生命存在真實性。
比孔子晚生九十年的古希臘哲學家德謨克利特，曾追尋著他自己所崇拜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的足跡，出發上路，不斷地走，從埃及走到巴比倫，走到古波斯，一直走到印度。他把父親的遺產用完了，回到古希臘，被控告揮霍財產。在法庭上，他朗讀了一路上寫的《宇宙大系統》，征服了法官和聽眾，不僅打贏了官司，還獲得了高額獎賞。這個官司給歐洲後來的學者帶來了巨大的啟發，代代相繼出行，一直到法國的思想家盧梭等人。他們在旅途中寫下了大量的著作，完成了他們的思考。他們甚至認為，自己在不行走時就不能思考。
王牧笛：余老師好像一直很強調這種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識分子生命狀態，您寫《文化苦旅》似乎就有點踐行這種理念的意思。
余秋雨：是的。我很早就發覺，中國知識分子的整體委靡，既有外在原因，也有內在原因。當外在原因發生了變化，他們還是不行，那只能是內在原因了。內在原因初一看是互相傷害，實際上是自我禁錮，造成了生命狀態的畸形。直到現在，大量「偽精英」、「偽鬥士」的出現，都是使足了勁在狹小的圈子裡裝腔作勢、爾虞我詐。這種狀態實在讓人不敢對比兩千多年前孔子一行。我覺得，下一代知識分子若想走出陷阱，應該遠遠地追慕孔子和他的學生的風範，走到萬千世界中去，面對千姿百態的生態和心靈，學會感受，學會思考，學會表述。
孔子的政治主張當時幾乎沒有被任何統治者所接受，他已經從五十五歲的壯年變成了六十八歲的老人。他終於決定結束這十四年的流浪，回來了。回來以後，作為一個老人必然遇到的痛苦，一個一個接踵而來。他剛回到家裡，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經在一年前去世。他五十五歲離家以後，就再也沒有見過妻子。妻子等了他十幾年，卻在他到達的前一年去世。我們無法想像老人踏進家門時的情景。在沒有便利通信的時代，妻子直到臨死也不知道丈夫還能不能回家，但她還是把一切井井有條地收拾了。十四年的主動別離，對於這一對已經年老的夫妻來說，代價實在太沉重。這中間的默默犧牲，其悲壯程度，不亞於古希臘悲劇。在孔子回家的第二年，獨生兒子孔鯉也去世了。中國家庭倫理基石的奠基者，失去了自己的家庭。還有一個襁褓中的孫子，他將延續孔門的千年血脈。
王湘寧：好在他還有子路，有顏回，這些跟了他那麼多年的學生，還能夠讓他有個寄托。
余秋雨：但是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又過了一年多，孔子最喜歡的顏回也去世了。他對妻子的去世和兒子的去世並沒有強烈的表達，但對顏回的去世，他就向著上天哭喊了：「噫！天喪予，天喪予！」老天啊，你要了我的命啊，你要了我的命啊。又過了一年，忠心耿耿的子路也死了。那時衛國發生內亂，子路聞訊，赴難就義，死得很慘烈，被人家剁成肉醬。差不多同時，他的另一個學生司馬耕也去世了。一個老人，一個老師，和他的學生已經完全不能分開。學生的去世，對他的打擊非常大，比他十四年來在每個國家吃閉門羹還要難受得多。
至少，在吃閉門羹的時候，他還有很多幽默。他曾在鄭國和學生失散了，站立在城門口，學生們在找他。有人告訴他的學生子貢說：東門有個人，疲憊惶惑有如喪家之狗，大概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吧？子貢順著這個人的指點找到了孔子，並把這個人的話告訴他，孔子笑了，說：說我像喪家之狗，是的啊，是的啊！可見這是一個懂得幽默的老人。但是回來以後，他幽默不起來了。面對親人和學生的一個個去世，他感到非常緊迫。他回來後任務很重：一方面，他的名聲越來越大，拜到他門下的學生越來越多，他來者不拒，要給他們開課；另一方面，他還要大規模地整理古典文化，六經就是在那個時候開始整理的。他用心最多的是《春秋》，這是一部編年史，中國編年史的體裁最早就是由此開創的。在思想內容上，《春秋》還提出了大一統、尊王攘夷、王道等等重要和核心政治觀念。
裘小玉：這些，也就是後來最深入人心的政治觀念。如果沒有這些思想，可能漢武帝也不會那麼容易就接受儒家吧。
余秋雨：一部編年史變成了一部政治學，這個學術現象很值得我們注意。中外一些頂級哲人的思維，是通過講述往事來體現的，這比「裸露狀態」的哲理更有價值。因為失去了時空定位的哲理，往往只是一些離開樹枝的落葉而已。孔子以編年史的方式表達的政治觀念，證明是在中國的土地上實行過的，因此已經具有實踐參證。
孔子在寫《春秋》的時候，有人在西邊狩獵獲得了麒麟，他聽到以後，心中一震，說：「吾道窮矣。」他感到上天給了他一個信號，他已經靠近大限了。因為麒麟是仁獸，仁獸被獵，就意味著一個重要人物要結束他的生命了，他覺得這就是自己。於是，他那一天在《春秋》上寫了四個字：「西狩獲麟。」《春秋》就此結束。
《春秋》後面的篇章，是他的學生補寫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自己的「編年史」也結束了。他開始得病，得病以後更覺得自己真的要離開了，所以他唱了一首歌：「太山壞乎！樑柱摧乎！哲人萎乎！」泰山要倒下來了，梁木要斷裂了，哲人要枯萎了。七天以後，他就離開了人世，活了七十三歲。
先秦時期人們的壽命都不長，但奇怪的是，「仁者壽」，智者亦壽，先秦諸子的壽命都很長。墨子活了八九十歲，孟子八十四歲，莊子八十四歲，荀子七十八歲，比起來孔子算少的了。當然，也有不正常死亡的，比如韓非子，死的時候只有四十多歲。總的說來，先秦諸子以高壽完成了一座座思想大廈的建造，而這個思想大廈當中，最被歷史記憶的還是孔子這座大廈。
司晨：我記得魯哀公還專門作了誄文悼念孔子，這好像是最早的誄文。中國的事情很奇怪，偉人活著的時候大家都不大看重他，死了之後，才紛紛醒悟那個人好偉大。
余秋雨：這種情況現在還是這樣，活著的人總是有「爭議」，因此大家只把他看成「爭議」一方，不予尊重。等到一死，「爭議」結束，立即「偉大」。但孔子的死確實是一件大事，因此當時的葬禮比較隆重。
孔子生前特別強調周禮當中的喪葬之禮，這一點和道家的區別比較明顯。道家覺得人生就是一片浮雲，哪兒來，哪兒走，哪兒起，哪兒止，無所謂。可以消失在流沙荒漠，可以消失在草澤江湖。但對孔子來說，人生不是一朵雲一股氣，而是一個莊嚴的過程，要用隆重的儀式來終結它。
孔子重視喪葬之禮，在橫向上，他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維繫生靈之間的互尊；在縱向上，可以通過喪葬方式來護佑家屬之間的傳代。他的學生因為認真學習了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孔子本人的喪葬儀式之隆重，我們可想而知。
魯哀公作為一個國君專門撰文悼念這麼一個士，已經開了一個先例。但是，更讓後世關注的，是學生們的守墓方式。這種守墓，要在墓邊守三年，穿衣、吃飯都有特殊規定。墓邊還搭建了窩棚，這些學生的家庭也要搬過來陪。來了那麼多家庭，親戚和相關服務人員也隨之而來，結果就搬過來一百多家，成了一個不小的村落。
學生們就這樣整整守了三年。本該告一段落了，但子貢還要繼續再守三年。子貢守在那裡，其他學生也來看望。結果，一個延續多年的儀式就構成了雛形。
王安安：我到曲阜去，還看到孔廟裡收藏了孔子用過的衣服、帽子、琴、書、車，不知是真是假。後來很多皇帝都親自去曲阜，祭奠孔子，孔子身後真是很受重視，活著的時候根本沒法比。
余秋雨：那是到了漢代以後，孔子不僅僅是一代代學生們的紀念對象，而且成了很多王朝提倡的一個精神坐標。有許多皇帝親自來祭孔，親自來掃墓。最先來的是漢高祖劉邦，後來有東漢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安帝，北魏的孝文帝也來了。唐高宗、唐玄宗都來過曲阜，後周的太祖，宋真宗，直到清代的幾個皇帝，清聖祖、清高宗也都來了。祭孔，已經成為一種「國家儀式」。
費晟：那些學生為孔子守墓非常真誠，但後世的皇帝祭孔子就顯得有點矯情了。孔子的學生為他守墓的時候，孔子依然是一個鮮活的形象，可是當後世把孔子的學說政治化以後，展現出來的就是一個冷冰冰的形象。孔子的學說被附上政治含義以後，一定程度上可能喪失了它作為一個學說的獨立性，被片面和畸形地發展了。
余秋雨：於是我們眼前出現了兩個孔子：一個是我們喜歡的，作為思想家的孔子，這個孔子的自然生命了結在他的七十三歲，留在了他的著作和他的一代代學生們心上，而不是祭壇上；另外一個孔子是被偶像化了而膜拜的那個孔子，他的學說被統治者們引到了另一個側面。儘管仍然是他的學說，但是由於挪移了重心和部件，使學說的本體結構發生了一點變化。
王安安：這些皇帝確實是利用孔子，把孔子哲學變成一種國家的意識形態。但是我想，是不是也正因為政權的力量，孔子的儒家學說才會被普遍認識、普遍接受？那麼皇帝的推崇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的好的作用呢？
余秋雨：從宏觀上講，中國那麼多的朝代，那麼多的皇帝，他們的民族不一，政見不一，血緣不一，共同地尊重一個人，這個人不是皇帝，也不是神，而是一個文化人，這不管怎麼說也是一個人類文明奇跡。我認為中華文化作為古文化唯一留存到今天的重要原因之一，就與他的名字有關。
不僅如此，從隋唐開始的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考試的內容有不，少變化，但越到後來越偏重於儒家學說。那些學生可能只是為了做官，並不是為了孔子，但是卻用極大的精力去背誦儒家經典，好像是孔子滋養了他們，實際上卻是無數年輕的生命滋養了孔子，滋養了《論語》，滋養了儒家學說。孔子的學說基本上是治國平天下的學說，這些人考上後拿了孔子的學說真的去做官，那麼無論在考試層面、文官選拔層面，還是官場實踐層面上，孔子變成了一個「大孔子」。這個孔子和原來的孔子是有距離的，他成了一個橫跨時空的驚人文化現象，這是人類歷史上沒有別人可比的。
我們為這個事情高興，但在心底裡，還是喜歡那個一路被人拒絕、一路自我安慰、一路唱歌彈琴、一路頗為狼狽的孔子。
顧炎武先生說：「仲尼，一旅人也。」顧炎武先生自己也走了很遠的路，最後終於體會到：孔子再偉大，在本性上只是一個旅行者，一個走路的人。這個稱呼很親切。由此可以慶幸，那個真實的孔子並沒有失去，還有人懂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