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造就孔子真正的偉大，是他從五十五歲到六十八歲之間的行程。沒有周遊過列國的孔子，就不是孔子。畢竟已經是一個老人，畢竟已經是一個大學者，畢竟已經是一個門徒眾多的資深教師，就這樣風風雨雨不斷地往前走，一走十四年。這個形象，在我們後輩看來，仍然氣韻無限。
孔子的這一行程，可說是「中國文化的第一行程」，值得我們記一記。中國文化的組成，除了靠一堆堆文字之外，還靠一排排腳印。大家都知道，我特別看重包含著很多腳印的文字，或者說，包含著很多文字的腳印。
好，現在看看由誰來說說孔子的出發？
費晟：我記得孔子當時離開魯國是被迫的。當時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手裡，孔子為了削弱他們的勢力，採取「墮三都」的措施。結果季孫氏和叔孫氏的城堡被毀以後，孟孫氏就以武力對抗，墮三都的行動就半途而廢了，孔子與三家之間的矛盾也就變得非常尖銳。當時的魯國國君也不爭氣，迷戀女樂，很多天不管事，孔子很失望。魯國舉行郊祭的時候，祭祀後按照慣例要送給大夫們的祭肉也沒有送給孔子，說明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也只好離開魯國，開始在各個國家之間亂轉，還是挺淒涼的。
余秋雨：對，他就是這樣出發了。但請大家注意，不要泛泛地為歷史人物傷心。一切偉大的行程，往往是從無可奈何的淒涼開始的。
他行程的第一站是衛國，這裡的狀況比較好，人口不少。還沒有到都城的時候，學生看到四周有那麼多人，就問孔子，人多了，我們接下來應該對他們做什麼呢？孔子的回答只有兩個字——「富之」，讓他們富裕起來。學生接著又問，他們富了以後，我們再為他們做什麼呢？又是兩個字一「教之」，就是開始進行教育。
不要小看這四個字，只有非常成熟的政治家，才會用最簡單的語言回答覆雜的問題。如何治理一個國家？先讓人們富裕起來，再推行教育，就這麼簡單。
由於孔子已有的名聲，衛國的國君很快就知道了他的到來。在宮裡會見的時候，國君就問孔子過去的薪酬有多少。孔子在魯國薪酬很高，有六萬斗米（粟），這可是很大的一個數字。衛國的國君也很慷慨，立即就說，我們也給六萬鬥。但是對於孔子政治上的建議，他基本上不聽，充耳不聞。這一點，或許也可以概括孔子後來十四年的共同經歷：他到的每一處地方，統治者對他都很有禮貌，都願意給他很高的物質待遇，但對於他的政治見解卻幾乎都不予採納，做官更是沒有可能。
王安安：我想孔子其實也不在乎什麼待遇。他想要的別人不給他，不想要的硬塞給他，這真是太悲情了。
余秋雨：在衛國度過了比較無聊的幾個月後，孔子只是在政界和商界認識了一些名人，也不多。不巧的是，其中一位他認識沒多久的人竟然和朝廷的叛亂案件有關。於是孔子和他的學生也成了衛國的監視對象，一頭霧水的孔子只好離開了。這也是孔子以後要反覆遇到的慣例：開始的時候總是被熱烈歡迎，走的時候卻總是聲聲長歎，歎息了以後又重新燃起希望向另外一個地方走去。孔子似乎一直就陷在這樣的一個怪圈當中。有人稱這是失敗之旅，但孔子內心認為，並不是他的失敗，而是他遇到的那些統治者的失敗。
離開衛國以後不久，孔子到了一個叫做匡的地方，在現在的河南省境內。孔子在匡地被一批人圍住，說他長得像一個叫陽虎的人。陽虎在這兒打過仗，曾經攻擊過匡人。結果孔子他們也就在匡地被困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以後孔子一行在其他地方也經常被困，有時是軍隊，有時是暴民，被圍的理由各不相同，但每次都有死亡的危險。孔子和他的學生，永遠在追求，又永遠在逃奔。
王牧笛：孔子這十四年，也可以算作一場文化苦旅，他惶惑如喪家之犬，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比如他當時在陳蔡之地被困的時候，雖然絕糧，卻依然帶著他的學生唱歌、彈琴，這樣一種君子之樂，應該也是成就他偉大的一個重要因素。
劉璇：孔子說他五十而知天命，我記得錢穆先生曾經說過這個天命是什麼：對外我知道現實是不可以掌握，不可以用我的主張的；對內我也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我自己不管別人用不用，我都要繼續我的行為，用我自己的主張去實踐它，傳播它。孔子這十四年，對他個人而言，對後代知識分子而言，我覺得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他樹立了一個知識分子處世修身的典型。
余秋雨：劉璇在這個關口上說到天命的問題，非常合適。孔子走來走去，處處碰壁，其實正是在實踐他對天命的感悟。錢穆先生的說法有點繞，其實孔子所謂知天命，就是不斷地領會現實對自己的容忍程度，也就是探索自己能夠在現實中的發揮程度。這也可以說是對自己生命行為的「邊界觸摸」。觸摸的結果，知了自己，也知道了「天」的意思，因此也知了「命」。
正是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君子和西方英雄的重大區別。西方英雄是挑戰型的，根據自己的強烈意志，向長天大地挑戰，向命運挑戰，即使頭破血流也成了悲劇英雄。這是從古希臘悲劇中就可以看到的形象，黑格爾說，他們的悲劇的不可避免，正是一種他們自己不知道的必然性在起作用。中國君子不是這樣，他們不欣賞這種悲劇性，而是要在大悲劇產生前瞭解必然性。在中國君子看來，這種必然性，也就是天人談判的一種中庸合約。孔子因為在五十歲時就知道了這個道理，因此對後來的行程就不覺得苦了，因為一切磨難都是「邊界觸摸」，都是在實踐天命。
請不要把孔子的這種行為方式看成消極。在我看來，這是一種特別成熟又特別勇敢的文明態度。探索天命本身就是一種勇敢，比那種不管天命的自我犧牲更勇敢。請注意，探索天命並不是貪圖自身安全，恰恰相反，孔子常常尋找一種有價值的不安全，尋找自己「可為」和「不可為」的紅線，並且進一步尋找如何在「不可為」當中尋找「可為」的可能性。
周雙雙：我覺得剛剛余老師提到的中國君子和西方英雄的對比很有啟發。西方的英雄形象，往往在一個非常大的悲壯事件當中，明知道前方是毀滅，但是為了尊嚴和榮譽，他們堅持到生命最後一滴血的流盡。而孔子這種行為，不是在一個轟轟烈烈的事件當中了，也不追求過於響亮的榮耀，而在一個綿延的堅持當中一步步尋找，這同樣也是一種英雄的行為。
余秋雨：孔子在遇到麻煩的時候，並不是一頭撞向危險，而是想到自己的使命。在匡地被圍五天五夜，有學生問他：我們難道就這麼完了嗎？孔子說：周文王已經沒了，文明的重擔顯而易見落到了我們的肩上。如果先王和上天不想延續文明和道德，那就不可能讓我們學那麼多東西。既然讓我們學了，就是暗示我們有延續的希望。只要這個文明要延續，現在包圍著我們的那些人就不能對我們怎樣，因為這是先王的意志，也是上天的意志。
後來在孔子離開陳國到蔡國去的路上，不小心進入了戰場，出不去了，被圍困在裡面，七天都沒有吃東西，餓壞了。但是他還在唱歌，還在彈琴。當時也有過一段令人難忘的談話。
孔子說：我們不是犀牛，我們不是老虎，為什麼永遠在曠野裡流浪？——這段話好像在抱怨，也好像在啟發學生回答這個問題。
子路說：是不是我們仁德不夠，別人不信任我們？或者是我們的智慧不夠，別人無法按照我們的方案來實行？孔子回答說：如果天下的仁德都能獲得人們信任的話，怎麼可能有伯夷和叔齊的悲劇呢？如果天下的智慧都能被人接受的話，怎麼可能有比干的災難？他告訴子路和其他學生，不能以他人的接受不接受，來判斷自己的仁德和智慧。
孔子接著又問子貢：我們怎麼會走到絕路上？子貢說：老師啊，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一般人接受不了？我們能不能把理想降低一點，讓一般人都能接受，那該多好。孔子看了他一眼說：你錯了，天下最優秀的農民，不一定有最好的收穫。天下最優秀的工匠，不一定都能夠讓人們滿意。我們即使找到了循序漸進的辦法，一步步把我們的理想都實現，也不見得能被天下的人完全接受。子貢，如果為了求得人們的接受就降低我們的標準，你的志向也太低了吧？
最後，輪到了顏回，孔子也問了他同樣的問題。顏回說：老師的理想這麼高大，一般的人不接受，那才證明老師是真正的君子。如果我們的政治方案不完善，別人不接受，那是我們的恥辱；但是如果我們的方案很完善，別人不接受，那是他們的恥辱。孔子一聽就笑了，覺得顏回講得真好。他開玩笑說：顏家的後生什麼時候賺了錢，老頭我來負責給你管賬。
子路、子貢和顏回當中，顏回最讓孔子滿意。顏回認為，真君子本來就難以被人接受。按照顏回的說法，真君子不但要走，而且要以一種高水平的方式走得很遠，再回頭看看一路上被接受的程度，這也等於考察了百姓。在人民的接受度和我們的理想之間，就是真君子的立身之所。
叢治辰：我倒是不大喜歡顏回，這個人可能太會做人。他這個看法不就是從孔子對子路和子貢的回答裡綜合來的嗎？八面玲瓏。道理是說得沒錯，但是他的行為方式我看不上。比較起來我更喜歡子路的坦誠、率直和反省態度。跟子路的回答相比，我覺得孔子都沒有足夠的反省，這個老頭在這裡有點逃避責任。
余秋雨：我尊重你對孔子和顏回的意見，但是，我覺得不能把他們的談話作一般人情世故的解讀。顏回的回答恰恰碰撞到了孔子哲學的核心——中庸之道，也就是在「不被接受」和「設法接受」這兩者之間嵌入一種追求。「不被接受」是預計中的，這就是因為我們高於民眾的高度。所以既要面對民眾，又要考驗民眾。
孔子我們還要討論，因為他還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