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討論文化，應該更多地從文化的觀念層面落實到文化的運作層面。我希望同學們能明白這個道理。北大，容易出觀念，這本是好事，但是文化說到底是一種實踐狀態。實踐、勞作、書寫，決定著文化存在的真實性。因此，我們要學會「面對細部」的本領，不要成為永久的「空空道人」。
我會安排兩次時間來專門討論《史記》在寫作上的特色，今天先討論它的敘事魅力。記得好像王安安同學提到過，《史記》刻畫的一些「原型」人物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確實，《史記》的歷史敘事，總圍繞著人物展開。其他國家的歷史也講人，都以人說事，而《史記》則反過來，有以事說人。可以說，這是一種「以人為本」的敘事方式。梁啟超先生很早就指出過這一點。圍繞著人物的敘事，會讓歷史人格化，而且又會讓事件變成人生故事，散發出文學魅力。
讓我們在實例中體會一下吧。大家不妨舉幾段印象最深的敘事，作一點分析。誰先來？
魏然：我比較熟悉的敘事是「蕭何月下追韓信」，出自《史記·淮陰侯列傳》。故事雖然非常簡短，卻勾勒出了三個人鮮明的性格特點。比如，蕭何只跟韓信說了幾句話，就瞭解他的才能，雖然當時韓信只是個小輩。蕭何把他追回來之後，還說服劉邦一定要封他為大將，否則他可能還會跑。韓信也非常自信：你如果不封我、不用我，我就不在你這兒玩了！有人感歎道：蕭何這一追，追回了漢朝四百年的江山！
余秋雨：我前年去漢中，當地的朋友帶著我走一條長長的路。一直走到晚上，月亮上來了，路越來越僻靜，看到了一道溝渠。這便是蕭何追韓信的路，而溝渠邊，還有石碑。有時，空間上的小小穿越，卻能帶來時間上的長長延伸。那個月夜，那番馬蹄，那條泛著月光的溝渠，有可能支撐起了一個偉大的王朝，以及這個王朝之後的綿延。
王安安：我印象最深的是霸王別姬那一幕。項羽被包圍之後，聽到帳外有故鄉楚地的歌聲，虞姬起舞，項羽飲酒、吟詩：「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最後虞姬拔劍自刎——英雄的生命終結得充滿了美感。我注意到司馬遷在寫這一幕的時候，視角很獨特。看做一部電影的話，他選擇了項羽作為主觀視角，而沒有選擇一個客觀、全知的視角。有時候我想，也許劉邦這個人和他所採取的行動本身，也構成了一種詩畫結構：他包圍項羽，令四面唱響楚歌，這也是複雜而有戲劇性的，司馬遷沒有選擇他，而是選擇了項羽的視角，顯然是做了更加高貴的選擇：一個人在面臨死亡時所做的事情對他的人生構成折射，富有意味，令人感動。
余秋雨：項羽是一個失敗的英雄。這個形象，需要有美學渲染。美學渲染不是言辭評價，而是情感告別。在這個情感告別儀式上，司馬遷準確地為他選擇了故鄉的歌，選擇了愛他的美人，選擇了他自己的詩句，選擇了鮮血，選擇了自刎。這些審美部件集中在一起，就構成了一個極為悲壯、淒美的經典場面。這個場面被整個中國歷史所記憶，也提升了中國歷史的高貴。世界上還有另外一個悲劇英雄享受過這麼高貴的告別儀式嗎？我一時想不起來。
薩琳娜：剛才安安講的是一個大悲劇，我來講一個《滑稽列傳》裡的小喜劇吧。楚莊王喜歡一匹馬，到了什麼程度呢？給這匹馬穿上華麗的衣服，住在華麗的房屋裡，給它睡床，甚至還用蜜餞去餵它，搞得這匹馬最後得了肥胖症死了。悲痛的楚莊王讓大臣們都去哀悼它，還要用大夫的規格葬它，並且說，誰要是因為這事兒上諫，就殺頭！這時候優孟出場了，他跑到宮廷裡仰天大哭。楚莊王很奇怪，說：「你哭啥呢？」優孟說：「我們楚國，泱泱大國，國君這麼愛的一匹馬死了，怎麼只用大夫的禮節下葬啊，這太薄了，對不起這匹馬啊，應該用仁君的禮節下葬才是！」楚莊王終於恍然大悟：「嗅，我竟然錯到這種地步。」於是他收拾了殘局，不讓全國的人傳揚。上千年過去，我們再複述這件事的時候，看到在一個暴政集權下，沒有辦法與上層溝通的社會中，優孟這個人，以自己的聰穎、智慧，以及正直，挽回了這件事。這故事到現在想起來，還讓人覺得非常好笑，而滑稽、幽默背後的東西，是高貴。
余秋雨：喜劇美，是一個大概念，其中有一項叫滑稽。滑稽的一大特點，就是用荒誕的方式讓人跳出慣性，然後破除更大的荒誕。人是容易沉迷的，因此需要喚醒。沉迷得淺的，可用悲劇來刺激；沉迷得深的，可以用喜劇來阻斷。因為悲劇用的是和沉迷者同一個邏輯，而喜劇用的則是另類邏輯。
魏然：《史記·趙世家》有「趙氏孤兒」的故事，核心的情景叫「搜孤救孤」。說趙盾這家人觸犯了趙王以及他的老對手屠岸賈，趙家就被殺掉了三百餘口人，只留下一個孤兒。趙家的一個門客程嬰，為保護這個孤兒，用自己親生的孩子給調換了，還托付老朋友公孫楚臼去照顧這個孤兒。他們兩人之間有個對話，是關於生與義孰輕孰重的選擇。公孫楚臼選擇了死，程嬰忍辱負重，被全國視為出賣朋友的叛徒，然而保住了趙氏的血脈。這個故事讓中國人和外國人都感到一種強烈的共鳴，後來被伏爾泰發現，改編成一個歐洲的戲。這個故事有著強烈的震撼性，我認為所有說「中國沒有悲劇」的人，都應該去看看這個故事。
余秋雨：司馬遷的筆寫到這段故事，居然悲得那麼豪邁而純粹。作為史學家，他不得不寫出一個個具體的人名和官職；而作為一個文學家，他關注的是一批生命前仆後繼的力度和造型。真正的文學不在乎具體的歷史依據，只在乎承接這種力度的造型。這種力度和造型是超時空的，因此，我在法國看到羅丹雕塑的一批義士為救全城而慷慨赴死的群像，立即想到了《趙氏孤兒》。我所著的《中國戲劇史》在寫到這一段時，也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由此可知，司馬遷的敘述魅力，一是來自於以人為本，二是來自於對喜劇美和悲劇美的深度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