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們同情某些非常有眼光的歷史學家，無奈地只能在一塊非常瑣碎骯髒的土地上鑽研；我們也同情某些盛大的時代，沒有一個智者的眼光去觀察它，沒有一支奇妙的筆去描述它。然而在漢武帝和司馬遷的時代，居然這兩種遺憾都沒有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司馬遷承受了奇恥大辱，也可以獲得某種安慰，因為兩種偉大終於相遇。司馬遷的偉大，首先是那片土地給他的。我們曾經否定過「憤怒出詩人」「災難產生偉大」的說法，因為我也不認為《史記》是他受刑後的「發憤」之作。「發憤」發給誰看？「發憤」要發得那麼從容而宏大麼？請記住，一切弊氣之作、解恨之作、洩怨之作是不可能寫好的。司馬遷寫作的動力不在這裡。因此我們在講述司馬遷的生平時也不要老是糾纏在他的官刑話題之中。他的動力，是當時意氣風發的中華文明給予他的，是漢武帝的大地給予他的。因此，我們還要從這個角度重新來說說他的生平。
在很年輕的時候，他已經用自己的腳步觸摸過這片遼闊而又統一的土地。他利用自己作為皇帝侍從的便利，成了當時走得最遠的青年學者。
為了今天的課堂，我特地參照多種古籍畫了一張司馬遷年輕時代的行旅圖，昨天已經傳真給你們，我們一起按照他的漫遊順序，用當代地名溫習一下吧，哪一位先來？
劉璇：出發地是現在的西安，先後經過河南南陽、湖北江陵，然後到達湖南長沙。在長沙，他當然不能不想到屈原，於是去汨羅江悼念，後來還專門寫過關於屈原的文章。
王牧笛：他沿著湘江南下，到沅江後，應該是沿著長江向東到了江西九江，登上了廬山。再順著長江東行，上岸以後到了紹興。
余秋雨：那就到了我家鄉附近。
王牧笛：那裡有禹穴——現在叫大禹陵，他到紹興要紀念大禹，這是一個著名的遺跡。然後再由浙江到江蘇的蘇州——猜測起來應該是這麼過去的，因為路比較近。到蘇州看五湖——五湖到底是哪幾個湖還有爭議，因為後來水文地理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接著渡江到江蘇的淮陰。
余秋雨：大家都可以想到，他一定會去訪問淮陰侯韓信的故居。
劉璇：以後他北上山東，到了曲阜，參觀了孔子遺跡。又到了北方齊國的都城臨淄，再到鄒城、滕州，再南行到徐州、沛縣、宿州，拜訪陳勝吳廣起義以及楚漢相爭的各個地方。
余秋雨：這應該是司馬遷興趣最大的地方。儘管他在江蘇的北部，以及安徽、河南這一帶，都遇到很多麻煩，但心裡卻一直非常高興，因為他的整個思維全都沉浸在歷史當中。對這個心中裝著雄偉歷史的旅行者來說，現實的困難不算什麼。擺脫麻煩以後，他去了淮陽，訪問春申君的故地，再到河南開封，訪問戰國時期魏國的首都。然後就從這一帶出發，返回長安，即現在的西安。這一條路線，我們在地圖上畫一圈，發現中原一大半的地方都被他考察到了。不僅是中原，當時的長江流域，甚至一些還沒有被開發的地方，他也到達了。
這是他二十歲的一次旅行，得到了有限的官方資助。一路上他的感受很多，後來在《史記》中頻頻提出的批評，就是一路上產生的。總的來說，他為大漢帝國遼闊的疆域和這個疆域裡所埋藏的可歌可泣的歷史感到驕傲，他由此而意氣風發。
之後他得到了一個很小的官銜叫「郎中」，可以隨從漢武帝出行了。這個官職很小，他做的事情就是伺候車輛，有時候做點警衛工作。但是這個小官職對司馬遷來說卻是求之不得，因為他可以名正言順地把自己已經開始的旅行繼續下去了。哪一位同學把他的行程說下去？
薩琳娜：在二十三、二十四歲的時候，司馬遷侍從著漢武帝出行，到陝西的鳳翔，山西的夏縣、萬榮，河南的滎陽、洛陽，陝西的隴縣，甘肅的清水，寧夏的固原，西北的地方實在走得不少，比較多，然後再回到陝西淳化的甘泉山，漢武帝的別墅行官在那兒。
余秋雨：走完了這一大圈，司馬遷在二十五歲的時候接受了一個使命：到雲南和四川的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去考察和慰問。在漢武帝的時代，一方面要和北方的匈奴作戰，開疆拓土，安定邊境；另一方面又要對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進行安撫，並把漢朝的政權力量延伸到那裡。在當時，那些地方的路都非常難走，任務非常艱巨，會遇到很多危險，不適合位高、年長的官員去。結果像司馬遷這樣年紀輕，身體好，又有過旅行經驗，又有處理複雜問題能力的小官員，就成了最好的派遣對象。司馬遷的這一行程，促使他更清晰地認識了大中華的遼闊版圖、複雜生態、險峻山水。
王安安：司馬遷剛剛從西南回來，又跟著漢武帝出行，去了山東的泰山，河北的昌黎，河北的盧龍，內蒙的五原。那時候他大概是二十五至二十六歲。二十七歲又到了山東的萊州，河南的濮陽。後來他又到了寧夏的固原，河北的涿州，湖南的寧遠，湖北的黃梅，安徽的樅陽，山東的膠南……
余秋雨：走了那麼一圈又一圈，我想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司馬遷一路上最大的收穫是什麼？是史料的考證？是傳聞的搜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地點的確認？都有一點吧，但我認為最重要的是兩個收穫，一是採擷到了豪浩之氣；二是獲得了現場感。這兩種東西，我們在讀《史記》的時候能夠充分領受。
司馬遷在二千多年前極為落後的交通條件下走了中國那麼多地方，是他後來成為中國首席歷史學家的基礎。
司馬遷在「李陵之禍」之後的生活，有點奇特。他為寫《史記》而勉強活了下來，沒想到，他反而陞官了。漢武帝這樣做的理由，沒有見之於史冊。我很想聽聽同學們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王牧笛：隔了兩千多年，我覺得這兩個時代的邏輯真的不一樣。我們現在這個時代，如果有官員或者學者，因為犯罪進了監獄，又沒有為他平反，他的政治生命就終結了。可在那個時代，我們會發現司馬遷的政治生命得到了第二次展開。
魏然：這可能跟漢武帝本人的極權地位有關。這樣的皇帝心裡沒有罪和非罪的界限，禍福只憑他一句話。
余秋雨：在中國古代，王權高於法律，一個皇帝絕對地掌握著決定一切官員命運的權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感興趣的是漢武帝這樣的皇帝在這個問題上的特殊表現。他們的雄才大略使他們樂於做一些突破規範和理性的遊戲。把一些高官一會兒投向監獄、一會兒又投向高位，是他們的樂趣。他們似乎在這種快速轉換中享受著權力的快感。因此，漢武帝不是僅僅突然可憐起了司馬遷，優待他的刑後生活，而是狠狠提升一把，而且提升得比原來還高，又不說明理由。提升了，還會注意他踉蹌走路的背影，欣賞自己在這位大智者身體上留下的暴虐。我發現，不少特別有成就的皇帝，往往越喜歡玩這種故意穿越理性的遊戲，並由此走向乖戾。漢武帝的這次乖戾，落到了偉大的司馬遷身上，成為他在執政過程中最為可恥的紀錄，比連打幾個敗仗更可恥。由此也可證明，極端權力即使由英明雄主掌握，也必然走向非理性，因此又必然走向罪惡。
魏然：正如秋雨老師所說的，司馬遷已經領受過民族的偉大和時代的偉大，因此受了冤屈還能堅持寫作，但我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其中說到他自從受了刑之後，汗流終日，一睜開眼睛就想起自己屈辱的往事。我很難想像他在那樣的身體狀態和精神狀態下，如何具體地來完成這部著作。
余秋雨：謝謝你提到《報任安書》。這篇文章確實寫到了他近乎崩潰的心理狀態，除了你所說的汗流終日外，還說自己沒有顏面到父母墳頭祭掃，而且預想以後時間越長，污垢越重，因此難過得「腸一日而九回」。但是，司馬遷為什麼要對任安說這一切？
多讀幾遍就知道了，他恰恰是要告訴任安，自己咬牙忍受這一切而活下去的理由，那就是為寫《史記》而搶得一線生機。所以，他不能答應任安要他去營救的請求，因為這樣做很有可能使這一線生機斷裂。司馬遷的意思是，用自己的命去換任安的命，他毫不猶豫；但是，用《史記》去換任安的命，他拒絕。
生命本是輕微的，但也有可能與泰山連在一起。自己已經與泰山連在一起了，因此不能由於自己而毀了泰山。為此他說出了那句大家都聽到過的話：「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後面六個字大家可能不熟悉，卻很重要，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不同的生命走向決定了生命的天差地別。司馬遷的「泰山」，就是《史記》。
王安安：秋雨老師曾經說過，《史記》的終筆也就是司馬遷生命的終結。我認為這是一個象徵意義的死亡，司馬遷在真實意義上的死亡，並不為大家所記住。這是不是暗藏著一個反諷？司馬遷寫了多少人的生命與死亡，可是作為一個史學家，他自己的死亡卻沒有被後世記住。
余秋雨：有一點史料透露，似乎是由於司馬遷在《報任安書》裡的一些話，還是為朝廷所不容，結果被處以極刑。郭沫若先生為此專門做過考證，只是史料畢竟語焉不詳。一般的說法是：司馬遷總是表達不滿，所以最後被殺。為什麼歷史書上對此不作敘述暱？我想這是歷史學家們對自己開山祖的一種仁慈，大家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結局。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司馬遷自己選擇了退場，退得很徹底，讓大家找不到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