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們已經梳理了中華文化最早的幾項文化記憶，那就是從甲骨文到諸子百家，從屈原到司馬遷。按照一種最古典的觀念，中華文化的奠基過程到漢代已經完成。但是，僅僅把文化記憶集中在奠基階段是不能令人滿足的。下面要討論的，是漢代以後的數百年亂世——三國兩晉南北朝。先請大家談談對這個時代的看法。
劉璇：我覺得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都亂七八糟，到處都打仗，社會也不安定。還有很多變態的統治者，像吳國那個孫皓，喜歡剝人的面皮，挖人的眼睛，完全喪心病狂。再看一看《三國誌》，不到十頁就跳出來一個「人相食」——人吃人，這完全掉到生存底線以下了。這種時代，老百姓過日子一點安全感都沒有，我是很難對此產生好感的。
叢治辰：我對於亂世的態度，說出來就顯得有點「卑鄙」。所謂「亂世」的意思，其實就是「失范」——沒有規矩了！這「沒有規矩」又包含兩個層面：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文化生活上沒有了規矩，異彩紛呈，特別好玩，我喜歡。但是你要讓我到亂世的社會生活當中去過日子，那我不幹。
余秋雨：我理解你的意思。人有兩種需求，一個是基本的生活需求，一個是文化需求，而生活需求和文化需求很可能是分裂的。當它分裂的時候，比如亂世，我們可以欣賞它卻不願意進入它。
王湘寧：我的看法可能極端一些。我覺得亂世的那些人，雖然日子過得不好，但是因為規範都沒有了，反而可以少很多束縛。比如我現在還只是一個學生，但是專業一確立，我就似乎已經看到了我以後要走的路。但如果我是在亂世，可能就自由和超脫得多，會有更多的選擇。亂世裡有很多非常非常壞的人，但是也有很多英雄，我們且不管是善還是惡，畢竟他們可以把善和惡都發揮到淋漓盡致。從藝術的角度來說，我都覺得是一種美。
余秋雨：你的這番話，我覺得很有價值，尤其是你來自新加坡。我對新加坡也很熟悉，它在社會秩序方面堪稱典範，但有時也會讓人產生一種惶恐，嚴密的秩序造成了全方位的控制，不僅控制今天，而且控制明天，一直控制下去。正像你所說的，一個人甚至能夠大致預見到生命是怎麼終結的，而且一步步走下去都有外部力量呵護著。很安全，很舒服，但又可能太沉悶、太單調。
我們都有一種追求美好生活的人文理想，但同時大家不要忘記，我們來到這個世間是讓自己的生命來接受試練的：我的生命精彩與否？我與客觀世界的關係如何？我有沒有可能改變命運和環境？過於安定、過於規整的社會，往往會使這些問題褪色。如果眼前還有不少混亂、險灘、陷阱、障礙，還有種種未料的空間、突發的偶然，那麼，你會覺得手裡把握著自己的方向盤。人生的厚度、重量、意義，都與這種把握有關。因此我對文化意義上的亂世，並不那麼討厭。
亂世中的文化人其實是一個個傳道者、點火者。一片黑暗裡，把自己當做燈，甚至把自己當做蠟燭，燃燒了自己都在所不惜，也要給這個亂世一線光亮。所以這些亂世中的文化人，比盛世中的文化人更值得我們尊重。不管他們有多少毛病，正是他們，我們要說到的亂世中，什麼人讓亂世有了人文延續。這裡我想問問你們，在這些人中，特別能夠牽動你情感的是誰？
叢治辰：我印象最深的兩個人物是阮籍和嵇康。這兩個人物，秋雨老師在《遙遠的絕響》這篇文章中詳細談論過，而這篇文章也是秋雨老師的文章裡最令我感動的。這兩個人少年的時候都有大抱負，是想要經世濟民的。可是他們的躊躇滿志一下子就墮入到司馬家族所編織的羅網之中了。這兩個有才華的人用自己的生命去應對這種亂世，要麼沉默，要麼抗爭，所呈現出來的那種生命姿態相當富有魅力。
王安安：魏晉時期的知識分子給人的印象是很帥、很瀟灑，但是有那麼一個人長得很醜，就是劉伶。他雖長得很醜，但是特別好玩，在家裡不喜歡穿衣服，就光著身子。別人問他：「你為什麼不穿衣服啊？你這樣多不好啊。」他就說：「我是把天和地當成我的家，房屋就是我的衣褲，你為什麼鑽到我的褲襠裡來？」我很喜歡這種放浪形骸的灑脫的感覺。
王牧笛：還有個名氣很大的蔡文姬，她一輩子嫁了三次，經歷非常坎坷，在文學和音樂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她嫁到匈奴，被曹操接回來以後，曹操跟她聊天的時候說，非常羨慕過去她家裡那麼多藏書。蔡文姬說：「我家原來有藏書四千卷，但是因為戰亂都遺失了。」曹操聽了非常遺憾。但是蔡文姬說，「不過興許我還能背一些出來」，就背出了四百卷，把曹操高興壞了。這種博聞強識，令人震撼。
劉璇：南渡之後的東晉有幾個大家族很厲害，其中「王謝堂前燕」裡那個謝家就非常有名。謝家有一個子弟叫謝靈運，是謝玄的孫子，可惜出生的時候世家已經衰落了。他不能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就把主要精力都花在山水之間，在他故鄉周圍的永嘉、會稽這些地方到處玩，開創了山水詩派——不寫人物只寫山水，但是感情已經融入到山水裡面了。他有很多自然清新的佳句，像「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歲暮》）等，從不同角度去刻畫自然景物，給人一種清麗唯美的享受，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是佔有很高地位的。
余秋雨：我的一個忘年交，著名電影導演謝晉，就是這個浙江謝家的後裔，他老家還在紹興上虞東山那個地方，經常回去。幾年前，謝晉叫我為他的老宅寫四個字「東山謝宅」掛在那裡。謝家的文化之脈，居然延續到謝晉。
王湘寧：剛才劉璇說的那些大家族裡還有一個王家，王家出了個大書法家王羲之。我在新加坡也是像大陸很多同學一樣，從小就練書法，那個時候就覺得王羲之的字真好！可是老師不讓學他，只讓學唐代的三位名家——顏真卿、柳公權、歐陽詢的字。因為王羲之的字好是好，卻很難模仿。在那個亂世裡，書法學有宗師，但沒有門戶，他是集大成的人物。在我看來，他的字是一種境界的代表，初練書法者學不來，但是任何大家到後來卻都追求他那種境界。現在，我們的書法和繪畫匠氣那麼重，我看王羲之的風範還是很值得我們追懷的。
費晟：我也和其他同學一樣，非常喜歡這個時代的才子，但是我更欽佩這個時代裡一個默默無聞的實幹家——酈道元。他一開始也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當過地方官，執法非常嚴明，所以，雖然給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卻遭到豪強的忌恨。在中央做官的時候，更是引起權貴的不滿，被人用借刀殺人的手段除掉了——當時陝西的肖寶夤要造反，對朝廷很顧忌，這個大家都知道。侍中、城陽王徽就特意建議任命酈道元當關右大使，肖寶夤果然以為他要對自己不利，就在半道上把酈道元給殺了。
酈道元從小就喜歡地理考察，在旅遊途中對河道尤其關注，特別是對於農業生產非常重要的河流、水汛特別留意。他看了古代的很多地理著作，最後選定前朝的《水經》做了很詳細的註解。以前的《水經》只記載了一百餘條河流，他把這個數目擴充到一千二百餘條，然後詳細地記述了這些河道的情況，豐富了古代的地理學研究。
余秋雨：酈道元，現在我們講他的時候感到特別親切。因為，在我們終於開始注意環保的時候，發現那麼遙遠的古代有一個人，把自己的文化生命和自然環境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他是一個既非常古代，又非常現代的人。相比之下，中國古代的絕大多數文人，過多地關注文本文化，即使聲言「歸隱林泉」，也沒有考察自然的志向，並不與自然產生整體交往。
他的文筆也很好，凝煉而又有詩意，很難想像一個古代的地理學家有那麼好的文采。我寫過一篇散文《三峽》，在概括三峽兩岸險峻的山壁時，不得不引用他的語句。他又一次證明，文采未必屬於來寫散文、詩歌的人，也屬於地理學家、歷史學家或其他什麼專家。
叢治辰：我還想起一個人，就是劉義慶，這個名字乍一聽大家沒印象，但他留下一本書，大家都知道，就是《世說新語》。我們現在知道那麼多魏晉名士的「八卦」，都是這本書記下來的。他本人好像做過官，但政治上也沒什麼成就，我們對他的個人情況基本沒什麼瞭解，但他記別人的「八卦」的書倒是流傳後世了。
余秋雨：我很高興你提到他。我們談三國兩晉南北朝很多事情的時候，重要的資料來源就是《世說新語》。如果沒有這本書，我們就失去了那個時代的一大半。
《世說新語》，我們應該把它看成歷史小記還是文學隨筆？都可以，劉義慶自如地出入於文采和史實之間。而且用的是「碎步」，一段段的短篇筆記，有時只有幾句話，卻讓人玩味不盡。這種「碎步」，也讓人感覺到亂世留給文化的零散空隙。不像《史記》，大漢之氣，浩蕩恣肆，即便是作者受了難也還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