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我們已經把唐代的重要詩人投票排列了一遍。在投票中，雖然沒有兩位同學的排序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對於一個核心問題卻沒有任何異議，那就是必須為李白和杜甫讓出至高的地位。這正符合人類文化史的普遍現象：越是高超，越容易獲得公認。
但是，對於已經確認為第一流的文化對象，互相之間的高下還是會有爭議的。李白和杜甫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大批中國人喜歡李白，又有一大批中國人喜歡杜甫，沒完沒了地爭議。幾百年前已經在爭論了，幾百年後還會爭下去。
我是一個不喜歡爭論的人，但總覺得有關李、杜的爭論很有意思。誰也不想真正壓倒對方，因此都不會臉紅脖子粗。大家都固守著自己所喜歡的那種美，所謂爭論也就是抒發。凡是熱愛李白的人是不可能討厭杜甫的，反過來也一樣，凡是熱愛杜甫的人也不會討厭李白。
因此，說上說下只是一種「頂峰對弈」。
正因為這個道理，我想也讓你們爭爭李、杜。
薩琳娜：惠特曼有一首詩說「我是肉體的詩人，也是靈魂的詩人，我佔有天堂的愉快，也佔有地獄的痛苦」。這種劃分也可以大致區別李白和杜甫。李白是靈魂的詩人，佔有著天堂的愉快，杜甫是肉體的詩人，佔有著地獄的痛苦。
王湘寧：我喜歡李白，在我心目中，李白更可愛，有一份童心，不受任何束縛。我小時候就喜歡李白，長大了還是喜歡。李白比杜甫大很多歲，但在我印象中李白永遠年輕、英俊、瀟灑、飄逸，而杜甫就老成一些，厚重一些。
羅璞：李白人如其名，他的每一首詩都好像是在一個白板上面天馬行空所留下的思想的足跡，去寄托我們空缺的心靈上的解放和追求。
王牧笛：我更欣賞杜甫，欣賞他筆底的民間疾苦、蕭蕭落木，而不是一派陽光。我羨慕李白，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人而言，應該有公共意識，有一種超越個體的生老病死、歡心愉悅或者是悲痛傷感以外的一些情感。特別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而言，要有公共責任意識，要關注百姓疾苦，為他們代言。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希望自己能像杜甫。
王安安：我們在現實生活中需要關注民生，關注社會。但是心靈還有另外一種關懷，就是關注情感，關懷生命，關注人和自然、宇宙、萬物之間的關係，而這個恰恰是藝術領域的事情，是文學的最高境界。
費晟：藝術確實需要純粹，但未必像李白那樣，面向自我的靈魂才能稱為一種純粹，其實杜甫面向現實，也可達到一個純粹的境界。藝術不僅包含靈魂，也包含現實，包括知識分子的擔當意識，杜甫就體現出這種擔當的意識。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知識分子的擔當，才會給李白的追求創造一種曠達的、靈魂層面的自由，提供一種公共空間和一種時間可能性，他們倆是這樣的一種互補關係。話說回來，正是因為我們在杜甫的詩中看見了太多的愁苦、疾苦，在很多情況下無法擺脫束縛，所以才希望在李白的精神層面上肆無忌憚地豪放，因而我也更喜歡李白的詩。
裘小玉：我一方面喜歡李白的詩歌，因為他的青春氣息和豐富的想像力；另一方面我更喜歡杜甫這個人，因為他更關心民間疾苦，關懷社會現實，希望幫助最底層的弱勢群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余秋雨：你們的簡單表述讓我更加確信，審美爭論比觀點爭論更有意思。照理，審美爭論是很難成立的，因為審美沒有是非。但是，任何民族對於自己精神家園的最佳風景，總會有難分軒輊的徘徊和猶豫。因此所謂審美爭論其實不是爭論，是同行者們充滿享受的徘徊和猶豫。
請相信：一往情深是一種審美狀態，徘徊和猶豫則是一種更富足的審美狀態。
我們在李白和杜甫之間的徘徊和猶豫，首先是因為那是一道巨大歷史裂口兩邊的壯麗圖紋。這道裂口，就是發生在公元755年的「安史之亂」。這道裂口，不僅把唐朝一折為二，而且也把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一折為二。
中國的歷史分期，大多以改朝換代為界。這當然是一種方便，但也是一種偷懶。改朝換代未必改變社會性質，如果只看外相，還要現代的歷史學家幹什麼？為此，我覺得陳寅恪先生真是一位優秀的歷史學家，他把發生在唐代中期的這一事件作為全部中國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實在是看到了骨子裡。朝代還是唐代，皇家還是姓李，但一切都變了。好像上天也要向人間強調這條分界，故意安排一個李白、一個杜甫來描繪分界。他們是最重要的兩個詩人，分別站在最重要的分界線兩邊，兩番「最重要」才互相匹配。
站在這條分界線前面的，是李白。安史之亂之後他還寫詩，但最重要的詩作已經完成。而杜甫的光彩，則主要展現在安史之亂以後。一個是充滿歡樂的高歌挺進，一個是飽含誠懇的沉鬱蒼涼。這兩番神情，正是歷史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