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盛唐不再，這看上去好像是個悲劇，其實對文化來說倒是未必。光耀的時代雖然過去，唐朝還要延續近一百五十年時間。在一片蒼涼之中，一種新的詩意出現了。
在一場大災難之後，別的可以「恢復」，而文化卻不可以用「恢復」一詞，因為它必須以一種不同的精神狀態向前延伸。大災難之前的標準，可以用來衡量其他部門，卻不可以拿來衡量災難後的文化。
安史之亂後的唐代文化，首先是被一種悲劇氣氛所裹卷，把這種悲劇氣氛表達得最好的是杜甫。杜甫用他那枝充滿人性關懷的筆，把離亂之情、喪亂之景，寫得無人能夠超越。但是，再深沉的痛，也會被時間所疏離，在杜甫之後，一個在安史之亂發生時才十七歲的小伙子將首先對這場災難進行更宏觀的美學挖掘，那就是寫《長恨歌》的白居易。
白居易是一位創作了近三千首詩的大詩人。他寫詩，負有「兼濟天下」的使命，又通俗易懂，大受民眾歡迎。在傳世的唐詩名句中，他的作品佔了不小的比例。我本人並不太喜歡白居易的詩，覺得境界不高；在他的兩篇著名敘事詩中，我更喜歡的是《琵琶行》。但是，不能不承認，白居易用《長恨歌》，把唐代歷史和中國歷史的大裂口，引向了故事化、情節化的情感審美之途。這是歷史終於用文學方式告別災難的一個信號。
相比之下，格調更高的是與白居易同年出生且關係很好的詩人劉禹錫。他的懷古詩寫得最好，可謂空前絕後。中國文化中有一個龐大的主題是其他文化所缺少的，那就是滄桑之慨、興亡之歎。這個主題，劉禹錫完成得特別成功。請讀《石頭城》：「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還有《烏衣巷》：「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中國文人那麼喜歡抒發滄桑之慨、興亡之歎，與中國歷史的連貫性有關。看來一切都變了，但是，能說「變」，是因為有一個不變的坐標。如果社會發生了徹底的巨變，文字語言不復存在，社稷家國無從參照，那麼，連感歎的可能也沒有了。因此，詠史而歎，其實是一種奢侈。
終於，我們要跳過很多詩人，直接到達晚唐，去面對李商隱了。我對晚唐詩歌有一種偏好，乍一看離開了國計民生的大課題，離開了風雲變幻的大空間，只是涼涼地、幽幽地，讓人半懂不懂地吐露著個人的內心，卻非常契合文學深層的那個角落。我相信，當代年輕人也會有這種感應。因此，我希望聽聽你們對晚唐的看法。當然，也可以倒溯到那位李賀。
王牧笛：宗白華先生評價晉人之美時說，晉人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我覺得後半句特別符合這種晚唐餘風。那種情感匪夷所思，很隱晦，像是一種獨語的感覺，你在看它的時候，覺得能體會那個情感，但又說不出來，語言變得蒼白無力了。
劉璇：對，比如李商隱的多首《無題》，「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慇勤為探看」，「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台類轉蓬」，「來是空言去絕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為遠別啼難喚，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薰微度繡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這些詩對感情的摹寫是沒法用語言清晰地表達的，只有用心地體會，心有靈犀才能契悟。
王安安：那首著名的《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特別是「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此情是什麼？能說清楚嗎？只有留待追憶罷了。
呂帆：晚唐詩人還善於用豐富的想像力描繪景物，李賀寫過一首詩叫《蘇小小墓》：「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為裳，水為佩。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裡面的很多比喻非常形象，非常美。
余秋雨：我沒想到你們會流暢地背誦那麼多詩，是昨天晚上臨時準備的吧？不過我剛才看到了，不管準備沒準備，在發言中能夠背誦一些好詩的年輕人是很耐看的。當然，要背誦的必須是好詩，好得讓人覺得應該背誦，那就自然了。如果磕磕巴巴地背誦幾句並不精彩的古語，那就有賣弄之嫌。
對這些詩，我想談一種感覺。李白、杜甫的詩能裹卷我們，但是李商隱、李賀的詩卻沒有這種裹卷力。讀他們的詩，我們似乎在偷窺別人的隱私，影影綽綽、撲朔迷離又華彩紛呈。有的隱私也能讓我們聯想到自己的隱私，但那只是聯想，產生不了整體共鳴。
晚唐的詩，不要求共鳴。這一點顯然衝破了文藝學裡的好幾個教條。晚唐的詩，只讓我們用驚奇的目光遠遠地看，片段地看，碎碎地看，並由此獲得另類審美。這有點像歐洲二十世紀美學中那種阻斷型的、陌生化的審美方式，別具魅力。
產生這種創作風尚的原因，與時代有關。豪邁或哀愁的詩情已被那麼多大詩人釋放完了，即使沒有釋放完的，如果再釋放出來也顯得重複了，也不真切了。為什麼會不真切呢？因為整個社會已被門閥政治分割，宏大的感覺已不復存在，或者說，已成為一種記憶，一種幻想。因此，儘管很多二流詩人還會模仿前輩，而一流詩人則必然轉向自我，轉向獨特，轉向那個與社會共同話語脫離的深秘領域。這裡，文學建立了一種新的自信：即使不涉及社會共同話語，也可能創造一種獨立的美。現在我們知道了，這種獨立的美，也就是純粹的美。
面對這種更深秘、更純粹的美，我們會遇到一個被普遍誤解了的課題，以為「難懂」是美的障礙。其實，懂和美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從晚唐詩到當代的朦朧詩，都會讓不少人覺得讀不懂。其實，大家不妨聯想一下，你們也會覺得秋山落葉是美的，女性忽閃的眼神是美的，但能從懂不懂的層面上來解釋嗎？你們為自己家購買窗簾時也會選擇一些不知含義的色彩組合，而不會選擇那些一眼就能看懂的雞、牛等的圖像，那又是為什麼？我用這些最淺近的事例來批駁大批文藝評論家，他們實在掉在懂不懂的泥坑裡太久了。
還是回到晚唐詩上來。從初唐、盛唐、晚唐的詩歌發展模式，我把它看成是在任何時代、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現的三段論規程。從氣象初開到宏偉史詩，再到悲劇體驗，再到個人自問——這個模式，反覆地出現在世界各地成熟的文學藝術的每一個發展段落中。
我們這樣來討論唐代文字，當然遺漏了很多重要人物和重要作品。例如，散文領域的韓愈和柳宗元。尤其是韓愈，在中國文化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但是，由於時間的原因，詩歌比散文更經得起隔代傳遞，而韓愈的文學主張我又不喜歡。在很多情況下，不少產生過重大影響的文學現象漸漸暗淡，我們沒有必要抗拒時間而把暗淡了的一切重新照亮。後代的文化史目光，應該尊重時間的選擇。
對於下一個跳躍，我是以一個問題開始的。我們現在要用一個唐以後的人，具體說來是在唐朝滅亡三十年之後出生的人，來作為唐代詩歌的回H向。我把他看做是唐代文學最搶眼的餘光。你們能猜出這是誰嗎？
王安安：當然，李煜。
余秋雨：當然，李煜。他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詩人，他的帝王權位和他的文學成就，如此矛盾地並存於一身，在世界文化史上都是奇跡。
李煜在文學上的最大貢獻，在於為中國詩歌的一種重要體裁——詞，樹立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李煜把詞從民間演唱上升到了士大夫的藝術等級，進入到了高貴領域來呼喚高貴。事實證明，在他之後，這種文學體裁可以無愧地與楚辭、漢賦、唐詩比肩了。甚至有人認為，辛棄疾、李清照都只是李煜的餘風。作為一個無能的帝王，他在生活中是那樣地多愁善感，那樣地風花雪月，那樣地無奈，但是他的詞卻是豪放派的，即使在悲哀的時候也是一片故國山河，而且語言乾淨利落，曉暢明白，直達人心。在政治領域，他無所作為，但在詩詞領域卻是一個真正的大家。
皇帝或者政治家中也有喜歡寫詩的，有些也寫得不錯，如劉邦、趙匡胤，因為他們的生命力很強健，直接體現在文化形象上也豪邁可喜。如果要在帝王的詩作中作一個優劣排列，我說過，即使是曹操的兒子曹丕也只能是第二名，第一是李煜。
李煜做皇帝的糟糕程度，幾乎是讓人生氣的。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可容忍的，例如害死了很多直言的人。在軍事上更是亂成一團，完全不知道怎樣去面對趙匡胤已經建立的宋朝。趙匡胤勸李煜投降，答應在汴京給他造宮殿，李煜完全不能審時度勢，不知道該怎麼辦，直到趙匡胤覺得他實在不聽話，就只能打了。渡江的時候，宋軍把船連在一起將整個長江貫通了，部隊浩浩蕩蕩地過了江。但李煜身邊的幾個知識分子告訴他，看遍中國的歷史書，沒有把船排起來過長江的例子，李煜就放心了。結果他很快就被宋軍包圍，後面的情景可想而知。
投降的場面很屈辱。上身要全部裸露，跪下來接受宋軍對首都的佔領。然後坐著船，在雨天北行，到現在的河南商丘這一帶再轉道汴梁，即現在的開封。在那裡，趙匡胤舉行了隆重的受降儀式。所有李煜帶來的大臣、官員全部穿上白衣服，慢慢地朝著受降台走去，齊齊下跪。趙匡胤以非常高的姿態說，我們現在終於走到了一起，宋朝在文藝上有點弱，李先生的詞寫得不錯，需要你這樣的人才來帶動文化的發展。這要按我們現在的說法，就是讓李煜當了個掛名的文聯顧問。
趙匡胤還封李煜為「違命侯」，因為李煜違反過他的命令。說起來，趙匡胤也算是中國歷代統治者中特別尊重文化人的一位皇帝，他也知道李煜的文化價值，但他實在太不喜歡政治上的李煜了。這不僅僅因為李煜對抗，對抗還能引人尊重，而是李煜在趙匡胤眼中根本是一個游移、無信、陰澀的政治人物，因此要用政治手段加以鄙視和污辱。在這一點上，李煜的兩重性引發了趙匡胤的兩重性。
但是，直到這個時候，在政治上已經什麼也不是的李煜，仍然是雄視千年的文學家。我們隨口背誦一下他的《浪淘沙》吧：「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寫得真好。
再背誦一下他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他善於捕捉最典型的圖像，又善於運用最貼切的比喻，結果一氣呵成，一字難改。
從李煜的詞，我又聯想到，他在還沒有敗亡前，曾派畫家顧閎中去刺探韓熙載的生活情況，結果產生了《韓熙載夜宴圖》。從政治上著眼，這是一個愚蠢可笑的舉動，但從文化上著眼，卻在不經意間釀造出了藝術傑作。
這與李煜本身的傑出詞作的產生，出於同一規律。
李煜的經歷告訴我們，傑出的藝術常常是人格分裂的結果，甚至是政治荒地上的野花。一切都志得意滿的人，很難在藝術上成功。
李煜的經歷還告訴我們，後人不要因為讀了哪位創作者的優秀作品，就對他的全部行為系統進行不切實際的肯定和衛護。藝術家只是藝術家，讓他們從政很可能導致徹底混亂。我們不能把藝術上的好感和惡感，推衍到其他領域。詩人很浪漫、很自信，以為自己什麼都能做，其實他們真正能做的事業也就是寫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