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唐代的文人總的說來是自由的，但是突如其來的社會動盪使他們每個人都狼狽不堪，不知所措。而宋代的情況就大為不同了，傑出的文人常常會擔任重要的官職，面對社會接連不斷的動盪，宋代文人似乎早就有多種思想準備，包括捐軀，包括毀滅。
我前面說過，宋代空前絕後地把一些最高等級的文化大師放到了最高等級的行政職位上，這就出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很少遇到過的高烈度冶煉，也讓中國文化承受了一次奇特的考驗。對於這個題目，我本來覺得可以輕輕放過了，但昨天一想，還應該再談論幾句，因為這在中國文化史上也是一種特殊的範例。
讓頂級文化大師擔任頂級行政職務，這個歷史現象，你們平時想過沒有？對於這幾個文化人，你們有什麼印象？
羅璞：就說王安石吧，其實他很有才華，二十一歲就中了進士。由於他文學上的才華以及治國上的才幹，很早就名動朝野。後來成了改革派的中流砥柱和旗手，掀起了一場比較大的政治風潮。
僅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就已經確定他在詩歌領域的地位了，王安石變法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個變法在世界歷史的研究者心目當中都有重要的地位，任何一本歷史書都不可能忽略。
呂帆：司馬光不僅會砸缸，還是個很偉大的政治家。他對王安石的變法一直持反對態度，他自己就說「先王之法不可變也」，我們就姑且稱他為保守派吧。另外，司馬光也是非常厲害的史學家，主持編撰了大部頭的《資治通鑒》，我至今還沒看完呢。而相對於司馬光和王安石，蘇軾的政治立場就比較擰，林語堂說他專門在政治上唱反調。新黨實行改革的時候，他覺得改革過激了；舊黨上台了，他又覺得推翻了改革措施不好。記得秋雨老師曾經說過，蘇軾是死在政治上，生在文化上，這很貼切。
王牧笛：還有一個人我們不能忽視，就是范仲淹。他的「慶歷新政」還在王安石之前。從今天看，他應該算是一個平民偶像吧，從小家庭貧困，後來勤學苦練終於當到了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他的「慶歷新政」主要是針對當時腐朽的官僚政治，可惜過於激烈，這些措施最後被仁宗皇帝給廢除了。
余秋雨：這樣的頂級文化人在從政時有個特點，就是他們在文化上的成就使他們對一系列社會理念很難動搖。他們不像一般的政治人物那麼長袖善舞，左右逢源，因此各種矛盾就比較複雜了。
像范仲淹，他想從原有的官僚體制裡面做改革，憑藉著習慣化了的價值系統來改革，當然很難成功。王安石已經看到了范仲淹的失敗，便要從經濟改革人手。這個大文人實在是一個不錯的改革者，他能夠考慮到「青苗法」，在政府和農民間建立了龐大的債權關係；還有「免役法」，即資金和勞役的替代法，這就更大膽了。這些改革使國家富裕了，卻讓許許多多的地方財團惱火了。要執行這些法令，需要有個強大的官員團隊，這使王安石遇到了很大的麻煩。皇帝一會兒支持他，一會兒聽到好多反對意見，又不支持他，然後想想不對，又去支持他，就這樣折騰來折騰去。
對於司馬光，我們不要簡單地說他是保守派。司馬光知道宋代的問題的確很大，但正因為大，就更要「守常」，對已有的結構不要變動得太激烈，避免讓整個社會產生心理危機，加劇動盪，這是司馬光的思維方式。這樣的思維方式當然與王安石的截然不同，於是兩方面的對立產生了。最後的裁決權，在於皇帝。
司馬光比王安石大兩歲，他們幾乎像兄弟一般地交往過，後來完全是因為在革新觀念上的差異產生了對立，並不存在要把對方消滅了的意圖，這就是君子之爭。但很不幸的是，他們同時遇到了一個麻煩，身邊都有一個極被信任的小人，這也是君子常常遇到的困境。王安石身邊的那個人叫呂惠卿，司馬光身邊的那個人比較有名，叫蔡京。這兩個小人把事情全攪渾了，把變法變成了兩個人的情緒爭鬥，雙方都無法實施自己的政治抱負，變成了一筆三翻四覆的亂賬，結果是兩敗俱傷。這就是一切小人事件的共性，又是一切君子之爭的悲劇。
直到支持王安石的皇帝死了，太后當政，保守派得勢，司馬光做了宰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把王安石的變法全部推翻。王安石當時到哪裡去了呢？這個兩度做過宰相的人在南京郊區江寧一個叫白塘的地方住著。但是，有一天，他聽到曾經反對過自己的蘇東坡來了。君子與君子之間，不管政治觀點多麼對立，心頭總有一份潛藏的互敬。王安石決定去見他。蘇東坡從黃州出來之後，已經擁有了《念奴嬌·赤壁懷古》和前《赤壁賦》、後《赤壁賦》這樣傳遍全國的佳作，他的文學造詣太高了，超過當時所有文人。王安石是騎著小毛驢到江邊見蘇東坡的，蘇東坡看自己一路風塵僕僕，衣服打扮也不對，眼前又是昔日高官，便對王安石說，大丞相，我這個不禮貌的樣子非常不符合禮儀。王安石說，禮儀難道是為你我這樣的人設立的嗎？這說明他們兩個都知道彼此是什麼人，那就是可以解除禮儀、觀點、官職還能輕鬆晤談的人。兩個疲憊的文學大師還一起遊玩了好幾天。玩的時候當然不可無詩，一寫詩，兩人的心就更靠近了。
王安石是在抑鬱中死的，那是1086年4月。司馬光下令將其厚葬。沒想到五個月以後，司馬光也死了。一對文化巨星、兩個兄弟一般又仇敵一般的人，就差五個月一起死了。司馬光死後八年，事情又翻過來，說司馬光全錯了，還要把司馬光的屍體從棺材裡邊拉出來。雖然後來沒有做出這麼惡劣的事情，可還是寫成批判碑文到處去宣講。寫批判碑文的，就是那個本來支持司馬光各種政治主張的小人蔡京。於是司馬光的這一派被叫做元佑黨人，成為了被清查的對象。在元？黨人裡有一個人叫李格非，他的女兒就叫李清照。
范仲淹、王安石、司馬光、蘇東坡等人雖然政治主張不一，但都是為了興利除弊，挽救朝廷。他們都沒有能夠阻止朝廷在戰亂中日漸衰落，而且幾乎無可挽救。在這個失敗的大趨勢中，又是一批傑出文人，用心靈感受了這種漫長的危亡，用文筆記錄了這種強烈的失敗。這是中國文化史上特別搶眼的英雄筆觸，當然，也是特別刺激的淒楚筆觸。他們就是陸游、辛棄疾、李清照、文天祥。
對後世讀者來說，這些人，也組合成了一種非常獨特的文學體驗。我想聽聽你們對這一文學現象的感受，隨便說，談印象。
歐陽霄：陸游號放翁，據說是因為他為人狂放不羈，又經常被貶官、放逐，所以朋友們說他頹放，他自己也就自得其樂了。他的人生命運是和政治命運聯繫在一塊兒的，他死前寫了一首《示兒》，中有「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念念不忘收復失地，興復中華。
相比而言，在北宋時期，歐陽修就號醉翁，他還能夠迷醉於山水之間，而在江河日下的南宋，文人的命運和政治命運已經沒法分開了。陸游就只能做個放翁了。
王牧笛：和陸游一樣，辛棄疾的一生也是孜孜以求、身體力行地抗金北伐，二十一歲他就參加了抗金義軍，可報國無門，壯志難酬，到晚年寫下著名的「醉裡挑燈看劍，夢迴吹角連營」，也渴望「沙場秋點兵」。在他死的那一年，朝廷終於下詔任用他，可他已到了彌留之際。他是喊著「殺賊、殺賊」而死的，這一年是1207年，距今八百餘年。我覺得在這樣一個場合，應該向這樣的義士致敬。
劉璇：文天祥的命運可謂是最坎坷的了。1276年金軍兵臨城下的時候他就被太后派去與金軍談判，被金軍的將領伯顏羈押，逃出後又與當時南宋的大臣張世傑意見不合。後來文天祥領兵到廣東一帶抗擊元軍，但兩年後又被俘，但他誓不投降，四十七歲被處死。文天祥的身世與當時的政治情勢結合起來，可用他的一句詩來形容，就是「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而文天祥應對情勢的表現則是「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體現了他偉大而崇高的民族氣節。
叢治辰：我們都知道陸游是愛國詩人，但這種愛國其實貴在堅持。陸游的《示兒》所表現出的愛國情操其實並不難得，因為剛到南宋時，大家都有這種情操，可南定日久之後，就滋養了惰怠的情緒，南宋小朝廷的投降情緒就佔了上風。以前跟陸游一樣有過這種愛國情操的其他詩人，後來都轉向了山水詩的寫作，只有陸游留下的最後一首詩還是《示兒》。我覺得這種自始至終不忘北定中原的情操我們應該銘記。
余秋雨：這些文人，想從軍事和政治上挽救一個王朝，但是他們不知道，就在他們奔命呼號的時候，一個偉大的文學王朝被他們建立起來了。
軍事和政治的王朝，看起來是那麼崇高、那麼重要，但是，真正永恆的崇高卻屬於他們自己手下的那個文學王朝。
他們不知道，那倒罷了，問題是，直到今天，連很多文學史家也不知道。
除了你們剛剛列舉的幾位外，我還想提醒你們注意一下李清照。這位大家都不陌生的女詞人乍一看與政治、軍事不應該有太多關係，卻也因為身處多事之秋，幾乎把整個身心都牽連進去了。她與丈夫趙明誠相親相愛，但兩方的父親卻處於政治鬥爭的對立面。趙明誠去世後又有謠言誣陷趙明誠私通金國，結果使李清照此後很多年都要為洗刷亡夫的惡名而長途奔波，直到最後不得已而再嫁。再嫁又嫁錯了人，離婚又要判罪……一系列想不到的麻煩在國破家亡的形勢下糾集在一起向李清照撲來。李清照不知承受了多少無法承受的慘重打擊，但她到最後也未必明白：她為之奔波半生的那種政治名譽並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文化名譽卻已經在她的長吁短歎之間完滿建立。也就是說，她在重重困絕之中隨手寫下的那些詞，已成為中華文化的不滅珍寶而光耀千古。
很快，中國知道她悲慘經歷的人已經幾乎找不到，而熟讀她作品的人卻成千上萬。時代容不下她，她卻成了時代的代表。從另一個意義上也可以說，時代是多相位的，在文化相位上，時代從一開始就已經悄悄地封她為女王。她的事情，我在一篇談名譽的文章中曾詳細地說過，大家有空可以找來讀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