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逢春睡不著覺。傍晚時分“開火車”肇事，雷新海臉上血肉模糊、雷聖民兩股稠鼻涕掛到下巴上，不斷在他腦海裡映現。
床是臨時支起來的，在爺爺奶奶居住的磚窯洞後半截。窯洞有兩丈深，中間一道隔牆，爺爺奶奶住前半截，後半截一半是廚房，一半擺放著存糧食的大甕和雜物。逢春父母住一眼小窯洞，裡面一鋪土炕，腳地再要支張床很困難，況且他長大了，不宜和父母住在一起。上高中住校，週末回家來和爺爺奶奶擠一晚上，現在回鄉當社員了，只好在大窯洞隔牆裡面支床。床板是給爺爺奶奶預備的柏木棺板，床腿靠牆那頭用磚壘，另一頭是條凳。
耳邊總有蚊子嗡嗡，逢春在黑暗裡拍打幾下，顯然沒有效果。“臥室”還沒顧上掛電燈，睡覺靠黑摸，黑暗中的蚊子陰險而又得意，他害怕拍打蚊子的聲音影響爺爺奶奶睡眠，由它去了。結果大腿內側、胳膊，還有腳趾縫兒，都被蚊子叮得脹起一個個小包，奇癢難挨，撓得幾乎出血了，也不解決問題。
“文革”初期的混亂過後，高中恢復招生，趙逢春趕上了。他們1970年秋季入學，兩年制，1972年畢業，被稱之為“高七二級”。上高中兩年，逢春和他的同學被轉成商品糧戶口，儘管每月供應30.5市斤麵粉有百分之五十是紅薯面或高粱面，但基本上不餓肚子。學校食堂5分錢一份的燴菜有時還稀稀拉拉漂著肥肉片片，起碼有豆腐和蘿蔔白菜，把饃泡進去，連湯帶水吃了，很舒服。可惜“高七二級”畢業後一刀切回鄉勞動，商品糧沒有了，大家統統到廣闊天地練紅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高中校園裡的兩年彷彿一眨眼就過去了。
西皋中學同年級三百多人，趙逢春以學習好聞名。第一次期中考試，他的成績讓人目眩，能打滿分的4門課得了399分，語文93也是最高分。從此，全年級想在學習上冒尖的同學都視趙逢春為標桿，儘管不乏強勁的競爭對手，兩年時間裡他在全年級成績拔尖的地位始終沒有動搖。但是，高中階段逢春也有不如意的地方，班主任章老師曾是全縣造反派組織“紅三司”副司令，整人有癮。造反高潮過去了，學校“復課鬧革命”，原來縣中學很出名的幾位老師來到西皋中學任教，革委會主任（相當於校長）尊重知識尊重人才，讓西皋中學成了全縣教學環境最好的高中。章老師僅有中師學歷，曾經勉為其難教過初中數學，讓他上高中課純屬趕鴨子上架，難免讓其他老師鄙視。不知何故，章老師對趙逢春怎麼看怎麼不順眼，其他科任老師越賞識逢春，他越是找逢春的毛病。章老師說逢春“妄圖顛覆班委會”，將他和其餘幾個同學定性為“以趙逢春為首的小集團”，在班上多次組織類似批鬥會那樣的班會，讓親信學生圍攻逢春，阻撓所謂“小集團”的成員加入紅衛兵、共青團。逢春上小學、初中獲得過很多榮譽，小小年紀就出席過全縣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自豪和驕傲一直與之相伴，到了高中老挨整，難免讓他煩惱，好在科任老師都暗中支持，提醒逢春只管好好學習，不要在乎章老師怎樣做。“學習好才是根本。”好幾個科任老師都說。
挨整的經歷讓逢春委屈，也讓他變得愛思考。高中畢業時，他看上去有點兒少年老成。
柳雅平總在逢春腦子裡冒出來。圓臉，杏眼，扎小辮兒，兩顆小虎牙，笑起來特別燦爛。她是他的同班同學，有段時間還是同桌。夏天穿短袖，一不小心，逢春的左肘與她的右胳膊相觸，觸電似的感覺。班級裡男生女生接觸有輿論和氛圍上的障礙，異性之間不僅授受不親，連說句話也會讓其他同學側目。（真想不通“破四舊”、“反封建”旗幟高揚的“文革”時期，鄉村中學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風尚？）柳雅平遇到難題需要向趙逢春請教，只能悄聲說，“哎，這道題不會。”逢春低著頭紅著臉給她講，並不敢看女孩的眼睛。章老師整治逢春，柳雅平堅定不移支持、聲援他，給了班主任許多白眼和軟釘子，她把參與圍攻趙逢春的同學一律稱作“叭兒狗”，這種罵人的方式來自語文課本上魯迅先生罵人的文章。逢春暗暗佩服這女孩的智慧和膽量，他對柳雅平留下最強烈的印象是：女孩的母親為了給繼父生兒子——此前母親已生了柳雅平3個同母異父的妹妹——產後大出血死去。柳雅平送葬之後回到學校，將本應戴在頭上當孝布的白紗巾系到脖項，點綴出強烈的素雅。她眼睛紅紅的，滿臉憂傷，表情動人。逢春在校園遇見她，猛然覺得心顫，眼圈一下子紅了，女孩的形象永遠定格在他的腦子裡。
兩天前，朝夕相處的高中同學經過簡單的畢業儀式，不得不依依惜別離開學校。鄉村孩子同樣有青春年少的激情澎湃，分手時卻表現得含蓄、內向。也有畢業留影、臨別贈言，但沒有人流眼淚，揮揮手，背起簡單的行裝各奔東西。逢春的鋪蓋和生活用品、文具讓同村的同學家長用架子車帶走了，他和柳雅平等幾個人去了潘家村。潘家村有潘霞，潘霞是趙逢春和柳雅平共同的朋友。去年秋天“走‘五七’道路”，全班同學在潘家村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一星期。潘霞的父親——曾當過某劇團團長、回鄉“監督勞動”的藝術家——不知怎的一眼看中了逢春，一再教導他女兒，說不要小看了趙逢春，這小伙子將來前途無量，弄得潘霞朝她爸直翻白眼。畢業儀式結束，經潘霞提議，幾個人相約到她家去玩。同去的另一男生叫梁建東，是柳雅平的暗戀者，想在畢業分手時向她要個說法。幾個年輕人到來讓潘霞爸爸十分高興，他不僅讓老伴兒攤煎餅款待，而且談興大發，和孩子們聊到夜深。
逢春和他的同學一夜無眠。起先坐在院裡，後來感覺寒意襲人了才轉移到屋內，大家圍坐在炕上。相向而坐的幾個人腿上共同蓋一床薄被，想說的話持續不斷，誰都沒有瞌睡的意思。起先還有一盞昏暗的電燈，後來停電了，也沒有月亮。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色中，年輕人的竊竊私語在空氣裡來回穿梭，交流著他們之間無盡的友誼和留戀，說不清道不明朦朦朧朧若隱若現的男女之情也在屋子裡飄來蕩去。後半夜，柳雅平黑暗中拉一拉趙逢春的手，對大家說，“我要上茅房”。逢春說，“我陪你到院裡，外頭黑得太。”這樣，兩人共同創造了在院裡單獨說幾句話的機會。柳雅平說，“梁建東要我表態……”逢春說，“你答應他了？”柳雅平說，“我要是答應他，跟你說啥呢！”逢春很激動。
直到雞叫三遍，東方天邊顯現出一綹白，幾個年輕人才東倒西歪迷糊了一陣兒。
“真的要當農民了！真的要當人民公社社員了！”潘霞說了好幾次。
“當就當唄。”逢春隨口說。
讓蚊子叮咬得難以入睡，逢春一個人靜靜思考著。早在上小學時候，村裡一位年長他七、八歲的哥哥考上本科，是“文革”前最後一批大學生，當時轟動全村，這位哥哥從此成為逢春心目中的楷模和嚮往。中學時期，他不止一次做過大學夢。上大學，將來當大知識分子、大科學家，用聰明才智報效國家，報答黨和毛主席的恩情，是趙逢春堅定不移的信念。升入西皋中學就讀，戶口轉為“商品糧”，他心裡也曾燃起希望，後來事實證明這兩年城鎮戶口的意義只是在糧食緊張的情況下緩解了飢餓。隨著城市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掀起高潮並且成為一種時代的必然，他們這些農村知識青年讀完高中，也必須回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然後再通過“推薦”的方式選擇少數優秀分子上大學。
這樣也很公道。只要沿著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好好勞動，斗私批修，興無滅資，不斷改造世界觀，提高無產階級政治覺悟，上大學還不是遲早的事？
這樣一想，逢春覺得前途仍然一片光明。
後來他迷迷糊糊睡著了。幾隻蚊子在四周縈繞，發出不懷好意的嗡嗡。
第二天一大早，雷新海的死訊傳來。
人真不結實，說死，一下子就死了！逢春聽到消息愣怔半天。
爹媽教導他好一陣兒，說危險的事情不要參與，生產隊“五王八侯”啥人都有，做事情要動腦子，交識人更要動腦子，不然會吃虧。逢春想一想也覺得後怕，假如受重傷、死了的是他，父母現在會是怎樣的心情？家裡會亂成啥樣子？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啊。想到這裡，他不禁打寒顫，原來，昨天他的經歷是與死神擦肩而過！
雷新海的屍體連夜拉了回來。按照鄉俗，死在外面的人不能再進家門，甚至不能進村。雷新海的遺體被停放在打麥場上。第二天，他家人在場院設置靈堂，開始喪葬的繁雜程序。死者暴斃，家人的悲傷顯得更深切，更強烈，秋鳳多次哭得昏死過去。
因為是“開火車”摔死的，生產隊沒有給雷新海及其家人更多的撫恤。經過徵求其他幹部意見，隊長孫振山決定將場院邊上一棵泡桐樹砍伐，給雷新海做一口薄棺材。另外從集體“儲備糧”裡拿出一百斤小麥，磨成面，埋人那天叫“相烘”（幫忙者）吃一頓。要是不夠，由雷新海家人再出糧食。至於摔壞生產隊架子車轅把，也不再追究。
“逢春，你看叔說的咋樣？叫你甭坐‘火車’，還不聽！你看新海，歡歡實實的小伙，就這麼死了。你以後要聽叔的話呢。”雷建海說。埋人過後，幫忙的人等著吃飯，雷建海主動湊到逢春跟前嘮叨。
逢春沒有吭聲。他厭惡地皺眉頭，他不明白雷建海為啥老跟自己套近乎？他想轉身走開。
“逢春，先甭走。”隊長孫振山喊道，然後他對雷建海說，“你當拉糞的領導哩，把人都當死了！”
“不怪我。”雷建海辯解，“新海不聽話嘛！你問逢春，看我干涉了沒有？新海不聽嘛。逢春也不聽，硬要坐‘火車’。我把他的沒辦法，我又不是隊長。”
“算了算了算了，甭說了。明兒把拉糞先停下，隊裡等著燒窯，沒炭了，架子車都得用上，到縣裡東風煤礦拉炭。我和你幾個都去。”
“行麼。”雷建海說，“套驢不套？”
“不套。回茬地這幾天正用牲口哩，驢閒不下。用人拉，倆人一個架子車。”
“咦大大，把人能掙死。”
“逢春，你明兒起來早些，拿根繩。叫你媽給弄幾個白饃，甭穿新鞋，磨腳呢，舊鞋也不能太舊，省得半路裡鞋爛了，沒法務治。”孫振山說。
“能成。”逢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