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站的確非常小，我是看見鐵路邊的一盞紅燈才摸索到的。車站沒有站台，在兩條鐵軌旁邊蓋了一間比警察的崗亭大不了多少的土房子。房頂上積滿厚厚的白雪，在寥廓的雪原上像一個孤獨的大蘑菇。房子裡沒有燈，漆黑一團。我推開用板條釘成的門，走了進去。裡面，果然如謝隊長說的，有一個用大汽油桶改裝的火爐，煤已經快燃盡了。我抖淨身上的雪，藉著爐箅下透出的一點微弱的紅光，找到一根鐵通條。我拿起鐵通條在地上橫掃著，終於在牆角碰到一小堆煤。我加足了煤，把爐子捅好，在一張木條凳上坐下來。然後脫下破棉鞋，刮掉泥雪，用鞋面掃乾淨爐面，把兩個稗子麵饃饃和棉鞋一起放在爐子上烤著。
爐子很快就旺起來，火苗躥出了爐口，小屋裡一閃一閃地亮著紅光。我的腳底板像手掌一樣抱著熱烘烘的鐵皮爐底，不一會兒，全身都暖和了。我一邊翻動著稗子麵饃饃，一邊打量四周。四面牆上都塗抹著亂七八糟的壁畫，全是候車旅客的即興創作，我如同到了在非洲某處發現的一個原始狩獵部落居住過的洞穴。奇怪的是這裡沒有賣票的窗口，啊，我才想起報社編輯曾經告訴我們：這不是個車站，而是個乘降點，只有逢站必停的慢車才在這裡停一分鐘。慢車要在凌晨四點開來，那麼，我至少要在這裡等到四點鐘。
等就等吧。我吃著稗子麵饃饃，想著海喜喜，如果路上順利，他現在也該到他姑媽家了。我真誠地祝他過好春節，真誠地祝他以後生活幸福！我在暖烘烘的火爐前打起盹來了。
不知迷糊了多長時間，板條門外響起了喳喳的踏雪聲。隨著，謝隊長匡地一下推開門進來。
「驢日的，好大雪！」他跺著腳，拍打著衣裳帽子，龜縮的脖子伸了出來，連聲地咳嗽著說，「咳！……你還在這達兒，咋樣？這達兒到底好一點，咳……那些人在雪地裡攆，一夜裡可遭罪哩！咳……」他還不知道「那些人」並沒有在雪地上攆，早跑回家睡覺去了。我有點可憐他，同時也有點敬佩他。他對我畢竟是關懷照顧的；他自己也是負責的。
我讓他坐在我旁邊，把剩下的一個烤好的稗子麵饃饃給他吃。他拿起來看了看，說我會烤，烤得好，但他沒有吃，又放在爐子上。他說羊圈熬了一大鍋羊骨頭湯，撒上稗子面，做了頓「羊湯糊糊」，去羊圈加班的人都喝了兩碗。我想，馬纓花和爾捨也吃上了吧，身上更加感到暖和了。
「謝隊長，」我問他，「能抓到海喜喜嗎？」
「抓個熊！那驢日的可能哩，他要跑，誰能抓得住他！」他抹抹鼻子，眼睛瞅著爐火說。
「既然知道抓不住他，怎麼還要叫我們追呢？」我詫異了。
「唉！」他歎了口氣，「不追追他，場部知道了不行：『人跑了，你老謝也不管，是幹啥吃的？！』又該挨頭兒的克了。我到車站來，就等著搭四點鐘那趟車去場部報告哩。」
他告訴我，咱們隊朝東三十里是這個車站，朝南二十里是場部，鐵路是條斜線，下一站商場部不遠，下了車走兩里路就到了，看來他的安排還挺巧妙，既裝裝樣子追了海喜喜，又趁便搭上火車去場部。「他是不是犯了什麼錯誤，怎麼場部非要抓他呢？」我不解地問。
「他犯個熊錯誤！那驢日的就是太能了，誰都不願意放他。你不知道，你光看見他趕車，其實那熊耕耙犁鋤，揚場趕滾，砌磚蓋房，樣樣都能。現時哪達兒去找這樣的勞力？！」
哦——海喜喜果真說得不錯。我又問：「那麼，要是抓住他，會怎麼處理呢？」「啥『處理』，保證下次不跑了就行了唄！還咋『處理』？人家又沒偷沒搶！」他兩肘撐在火爐邊上，臉映得通紅。臉上的皮膚鬆弛下來，火光照著他滿面的皺紋，這是常年在戶外勞動的痕跡。他一定害著嚴重的沙眼，眼睛裡不斷淌出渾濁的淚水。我估計他的實際年齡，要比他外表年輕得多，但這時，他整個面孔上，又像第一次和我單獨談話時一樣，顯出了老人那種特有的寬容的神情。我很受感動，並且也因為想和海喜喜在一起勞動，差點要告訴他海喜喜就在山根下他姑媽家裡，去把他找回來吧。但又一想，還是不要自作聰明，失信於海喜喜的好。我問：「你想他能跑到哪兒去呢？」
「哪達兒去？准跑內蒙了。山根下，他還有個姑媽在那達兒，保準他跑去過年了。」
我暗暗一驚。他不派人往那去山根下的羊道上追，看來似乎是有意的。「唉！」他抹了抹眼淚，雖然他並不是傷心，可是好像一副傷心的表情，「就是把他抓回來，拴得住他的身子，拴不住他的心。那驢日的，我知道，沒個好女子，沒個家，他哪達兒都呆不長。今天把他抓回來，明天他還得跑。腿長在他身上，誰能看得住他？！……原先，他在咱們隊上呆著，是有想頭的哩。」我不敢多嘴了，我懷疑他洞察所有的事情。我低下頭，侷促地翻動著燒得焦黃的稗子麵饃饃。
雪大概停了，聽不到外面的沙沙聲。世界一下子陷入了一種緊張的沉默，爐膛裡劣質煤的嗶剝聲更增添了不安的氣氛。「哎，」他忽然側過臉跟我說：「小章，說真的，你跟馬纓花結婚吧。」這是我今晚上聽到的第二次建議，而且出自兩個人的嘴裡。我明白他是怎樣從海喜喜身上聯想到這件事的。我惶惶然地不置可否。「馬纓花是個能幹的女子。」他說，「有時候和男人胡調哩，可那有啥？一個女子領著個娃娃，一個月十八塊錢，又碰上這個饑荒的年景，你叫她咋整？你們結了婚，她就收心了。」
我想朝他喊：馬纓花並沒有跟「男人胡調」！可是，四年的勞改生活和至今仍被專政的身份，使我鼓不起勇氣跟謝隊長爭辯。我仍然低著頭沉默不語。
「你別嫌棄她。」停了一會兒，他又說，「好些女子在年輕的時候都上過當哩，後來正正經經嫁了人，都是好樣的。你也別聽啥『美國飯店』的話，我知道，那幾個月她就跟海喜喜一個人好，可不知為啥，她不希待海喜喜……我看你們倆倒是挺合適，你勞動好，年齡也相當。她還能給你生娃娃。以後，就在農場裡拉扯著過吧。兩個人過日子總比一個人過日子輕省。這饑荒眼看就快過去了，日子總會一天天地好起來。聽說，就在這個月，中央在北京要開啥大會哩１，前幾年的政策看來要變一變。日子好了，在哪達兒過不一樣呀？非得像你們組那幾個一樣，跑回城裡去？……說實話，幹啥都是一輩子，過去的事，就拉倒吧！」
他沒有跟我說大道理，同時謹慎地避開我特別敏感的出身、錯誤、身份這些問題，還把在我這時看來是非常機密的黨內消息告訴給我。他的語氣非常溫和，我很久沒有聽過一個黨員幹部用這種語氣跟我說話了。他的年齡比我大得多，通１指１９６２年１月召開的有７０００人參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紅的爐火照著他疲乏的、早衰的臉，使他的面部顯現出一種父輩般的慈祥。一個人不論如何粗俗，沒有文化，只要他有真摯的感情，能洞達事理，他自然而然就會顯得高大和莊嚴。在這靜悄悄的夜裡，在熱烘烘的火爐旁，在洞穴一般的小屋中，我與他之間的隔膜，被他的撫慰和關切之情融化了，我的淚水止不住地流出眼眶，在通紅通紅的火光映照下，像一滴一滴鮮紅的血滴在爐台上。
他看了看我，再沒有說什麼，袖著手，稍往後仰了一點，側身靠在爐台上打開了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