預算報告到瞭美國，沒有獲得批準。地產部那裡答復說，預算報告沒有使用公司全球通用的格式，寫得太簡略，缺乏必要的數據分析，而且，沒有按正常步驟來考慮這個項目中的各個環節的關聯性。
美國地產部總監羅斯質疑說：“DB中國一方面報請裝修，另一方面，卻尚未辦妥租約的續簽。假如續約的價格太高，則應該考慮換一個寫字樓，而不是在沒有談好續約的前提下，貿然地決定對現有場地的裝修方案。而且，有一個潛在風險，就是業主說不定根本不同意把物業繼續租給DB，或者，業主看到DB已經在裝修上下瞭投資，就在租金上來個坐地起價，DB將會陷入被動。”
羅斯進一步提出：關於為什麼DB中國總部需要四千五百平方米的辦公面積，報告中沒有數據支持。在未來三年內，這個辦公室將會有多少員工在裡面辦公，為什麼是這麼多人，都沒有在申請報告中提及。我們首先得搞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多大的一塊面積，才能避免租的場地太大或者太小。
羅斯的郵件發給李斯特的同時，也抄送給瞭何好德和柯必得，李斯特感到很尷尬。他思前想後，玫瑰手下的上海辦行政主管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派不上用場，眼下隻有馬上把拉拉從廣州暫調到上海參與項目。
李斯特和玫瑰談話，告訴她，怕她忙不過來，建議調拉拉過來協助她。
玫瑰不動聲色地連聲道謝。
李斯特又親自給拉拉打電話，他告訴拉拉，公司決定給她一個鍛煉的機會，調她到總部協助玫瑰，她可以乘此機會，學習大項目的管理經驗。
拉拉平時難得輪到和李斯特講話，今番老板親自給她打電話，讓她受寵若驚，當下覺得李斯特所言極是，回傢便匆匆打點行李，周末也不過瞭。
拉拉到上海的當天，玫瑰找李斯特談話，說她懷孕瞭，並有嚴重先兆流產，需臥床休息三個月。她已三十有二，婚後一直懷孕困難，原以為後代無望，不期竟然懷上瞭。
玫瑰一面說，一面眼裡淚光婆娑。
李斯特望著那張醫院開出的假條，頭頓時大瞭兩號。
李斯特感到很為難，像DB這樣專業的大公司，向來倡導生活工作的平衡，“Life work balance”（生活工作兩平衡）的口號懸掛在辦公室的墻上，他不可能讓玫瑰冒著流產的危險來上班。
另一方面，DB在人頭的控制上是典型的大型歐美企業的做派，非常嚴格。玫瑰還在職，這個經理的位置並沒有騰出來，他就沒有名額來另外招一個經理。
而他本人對這類項目並不熟悉，急需一個專業而敬業的行政經理來主管這個項目。
他當然也可以和何好德談他的難處，請何好德特批一個人頭給他。不過，李斯特在何好德那裡並不討喜，何好德上一年度給李斯特的打分就不高，年終獎金也評得很不怎麼樣。
何好德四十出頭的年紀，是公司裡的少壯派，一心要在中國做出一番大事業；而李斯特的首要任務是安全退休，他的一切行動都以安全為基本原則，沉穩有餘，進攻不足，既害怕變化，主動創新就更基本談不上瞭。
何好德對李斯特碰到問題不願意做決定的做派，內心很不喜歡。礙於李斯特快要退休瞭，他不好多說什麼，但是李斯特在工作中的要求，時常被他駁回。碰壁多瞭，李斯特就更加避免去向他要求額外的資源瞭。
李斯特盤算瞭半天，行政團隊現在唯一有可能頂上來的，就隻有拉拉瞭，而他對拉拉並沒有信心：管理這樣一個大項目，不僅要專業、敬業，項目負責人還需要和很多高級別的人打交道—他覺得拉拉還太嫩，無法有效和高級別員工溝通。李斯特以為拉拉見識過的世面是不好和玫瑰比的，她能不能在何好德和柯必得面前像樣地把話說清楚，他都在心裡打個問號。
他一方面希望玫瑰的身體情況能僥幸早日穩定下來，一方面也知道不能指望這個瞭。況且，他也意識到，玫瑰的懷孕本身就是件可疑之事，隻是他無法證實。一旦去核查，就等於大傢撕破臉皮，一點回旋的餘地都沒有瞭，這不符合他安全退休的大戰略。
玫瑰懷孕後，根據勞動法，女員工在孕期和哺乳期內受法律保護，也就是說隻要她不犯大錯，二十二個月內沒法炒她。他也不好因為人傢懷孕就降人傢的職，他可是HR的頭，要是他敢這麼做，那以後但凡公司裡有員工懷孕，孕婦的主管就可以要求把人傢降職，他李斯特還怎麼做這個HR？
李斯特想，假如去找何好德特批招一個經理，何好德必定問他：以後兩個經理，多瞭一個出來怎麼辦？
權衡瞭半天，李斯特打定主意：少不得拼著給何好德質疑一番，挑戰他對團隊的控制能力罷瞭，一定要抓緊搞回一個行政經理，先把這個項目做好再說，否則眼前就沒法過關，以後的問題以後再說。
何好德正在新加坡開會，李斯特決定等他回到上海，再和他面談。同時，李斯特指使獵頭公司緊急搜尋市場上合適的行政經理人選，自己就先開始面試瞭。
他在面試的時候，總要問應聘者同一個問題：假如由你來準備這樣級別的裝修預算，每平方米的費用會準備多少？
結果幾個大公司出身的人選都告訴他：一千五百元左右。
聽得他心裡直打鼓。
李斯特找來拉拉，親切地問拉拉：“廣州辦裝修的時候，每平方米的單價是一千元，為什麼你認為上海這次的單價會到一千五百元？”
拉拉說：“廣州辦沒有換交換機系統，傢具也是用舊的。而且，在廣州辦，高級別的員工比例比上海總部低很多，就不需要像在上海辦那樣建那麼多經理房，機電上因而能省下不少費用。”
李斯特說：“上海可不可以也不換交換機系統？”
拉拉說：“我找瞭維護商的工程師一起去機房查過，系統已經滿負荷瞭，不能再擴容瞭。我們這次續約是保持現有面積，還是要擴大百分之十的面積？明年員工數會增加嗎？瞭解瞭這一點，我們才能知道是否需要擴容。”
拉拉的這個問題問到瞭李斯特心上的痛，這正是美國地產部對他的批評：未來兩三年內員工人數將會達到多少，相應地需要多大的辦公面積，這兩個信息都沒有在報告中顯示—還沒有談好租約的續簽，就談裝修方案瞭。
李斯特說：“假設是增加百分之十的人頭，面積擴大百分之十，交換機的容量就不夠瞭嗎？能再想辦法調整一下嗎？”
拉拉想瞭一下說：“這增加的百分之十的員工是什麼類別的員工？假如主要是經理級別以下的銷售類人員，還好些，公司並不為他們設立固定的辦公位置，而假如是別的職能部門，比如財務、市場、開發這些部門，就一定要給他們電話分機瞭—需要具體分析。”
李斯特越發意識到，他向來看輕的行政，其實有很多專業的內容。他感到這樣太危險，不知道哪個環節就要遺漏什麼。
先前，他還想過找監理公司來，付點監理費，買個安全。隨著對項目參與的加深，他越發意識到，項目的主管還得非常熟悉DB的內部流程和組織架構，這個不是監理公司能做得到的，就算找來一個內行的新經理，急切間恐怕都上不瞭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