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長江防線上潰敗下來的國軍潮水般湧入上海，但大街上一點都看不出大戰在即的景象，倒更像是末日來臨前的狂歡。每個人都想要把口袋裡的錢花光那樣，到處是排隊搶購的男人與女人。
仲良帶著蘇麗娜回到電車場對面的傢裡，發現他的屋裡男女老少擠著十來口人。他們都是隔壁鄰居從蘇北逃難來的親戚。他們看著仲良，連挪一下屁股的意思都沒有。
鄰居皺著眉頭告訴仲良，這屋子先是讓憲兵隊封瞭，後來又給瞭一個替日本人辦事的小漢奸，抗戰一勝利，漢奸關進提籃橋的監獄不久，就搬來瞭個忠義救國軍的小隊長。鄰居說這是他花瞭八十個大洋從那個小隊長手裡買過來的。說著，他讓老婆去屋裡把房產證、地契、收據都拿出來，一樣一樣攤給仲良看。最後，鄰居看看仲良，又看看蘇麗娜，說，要不這樣，我把樓下的雜物間騰出來，你們先住下來再說。
仲良說，可這裡是我的傢。
你沒看外頭的形勢？鄰居笑瞭笑，說，這天下都不知道是誰的呢。
當天晚上，蘇麗娜挽著仲良的手臂，兩個人沿著南京路一直逛到外灘。他們像一對熱戀中的情侶，在黃浦江邊的水泥凳子上一直坐到快宵禁時，才起身回到那間沒有電燈的小屋裡。上床後，兩個人還是不說一句話。他們相擁而臥，閉著眼睛，卻誰也沒有入睡。他們在黑暗的屋子裡聽瞭一夜城市各種各樣的聲音。
兩天後，仲良來到靜安郵政所，他見到的第一個人竟然是伊藤近二。現在的伊藤成瞭郵政所的門房。他扶瞭扶眼鏡，微笑著對仲良說他已經改名字瞭，他現在的名字叫尤可常。仲良看著他那張越發幹瘦的臉，說，你應該在戰俘營裡。
尤可常還是笑呵呵的，說早在1944年他就是反戰同盟的成員瞭，我為你們的國傢多少是做過一點事的，不然你們怎麼會放過我呢？說著，他跟所有負責的門房一樣，把仲良領到所長的辦公室前，敲瞭敲門後，恭恭敬敬地做瞭個請的手勢。
可是，當仲良對所長說他還想回來當一個郵差時，所長詫異地盯著他看瞭好一會兒，說，你早該有房有車、出門有跟班瞭，你是抗日的功臣。仲良笑瞭笑，說他什麼都不是，他現在隻想找份工作養傢糊口。所長點瞭點頭，長長地吐出一口氣後說，看來，是我看走眼瞭。
所長覺得有點對不起仲良，臨別時，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顯得特別的寬容與感慨，說你想來就來吧，什麼時候來都可以，連自行車都不用準備瞭。所長說反正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誰也不知道這郵政所的門還能開到幾時。仲良又笑瞭笑說，傢書抵萬金，總有人要寄信的。仲良記得所長曾經說過：有時候一封信就是一片天。
蘇麗娜失蹤是在解放軍開始攻城的前夕。
那天早上，仲良去上班不久她也離開瞭傢。已經連著好幾天瞭，蘇麗娜每天都在米行門口排隊，擠在搶購的人群中。可怎麼看，她都不像一個每天在為柴米油鹽操勞的女人，更不像是個郵差的妻子。
傍晚，仲良回到傢裡生著爐子做完飯，還不見蘇麗娜回來，就坐在飯桌前，一直等到第二天黎明。他把可能發生的事都想瞭一遍後，開始發瘋似的尋找他的妻子。可是，在問遍瞭上海所有的警察署、收容站、難民營與救護所後，仲良的尋找變得漫無目的。他像個幽靈一樣每天遊蕩在上海的街頭，連做夢都想著蘇麗娜會忽然出現在他面前，臉上掛著淺淡的笑容。
解放上海的戰鬥整整打瞭半個月，槍炮聲日夜不絕，滿大街到處都是血肉模糊的傷員與載滿士兵的軍車，仲良尋找的步履卻並未因此停止。他就像個倉皇而焦躁的逃兵穿行在大街小巷，直到解放軍的槍口頂到瞭胸前，讓他舉起手來時，仲良才發現自己身上的郵差制服早已污穢不堪，根本分不清他是個郵差，還是個國軍士兵。仲良指著胸口的郵政徽章，不停地解釋：我是郵差，是送信的郵差，我是你們的同志。
總算有位解放軍的排長聽明白瞭他的話，攤開一個本子，指著上面“外白渡橋”四個字，說，你是同志就帶我們去這裡。
仲良二話沒說，啃著排長給他的一個饅頭，就成瞭解放軍的向導。他帶著這個排的戰士從外白渡橋一直打到郵船碼頭。第二天，他們攻下瞭招商局的貨倉，可就在穿過太平路的時候，從對面窗口射來的一顆子彈穿透瞭他的腹腔。
三天後，仲良在解放軍戰地醫院的一張病床上醒來，在滿目刺眼的陽光中，他看見蘇麗娜正俯身摸著他的額頭。仲良想抓住那隻手，可人動彈不瞭。他張瞭張嘴，同時也看清楚瞭，那是名年輕的解放軍護士。
解放軍護士直起身，說，別說話，好好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