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小說加註釋是一件特別傻的事兒，但我又總是忍不住。
一方面，我希望讀者能在故事中體會到樂趣；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提醒他們，故事畢竟和正史不同。出於責任感，我必須把兩者都呈現出來，由讀者自行判斷。
就從宣德皇帝的登基開始說起吧。
朱瞻基的登基過程，在歷代帝王中不算最復雜，但絕對是最匆忙的一次。
明太宗在永樂二十二年去世之後，太子朱高熾即位，改次年為洪熙元年。他甫一登基，就惦記著把都城遷回南京，並著手開始籌備。（朱棣的年號為“永樂”，廟號是“太宗”。一直到瞭嘉靖年間，才改為“成祖”。所以在嘉靖年之前，明人隻知有明太宗，不知有明成祖。）
就在朱高熾忙著籌備遷都事宜時，老天爺卻特別不給面子。從洪熙元年的二月到五月，南京一口氣地震瞭三十次，密集到令人生疑。古人講究天人感應，如此頻繁的地震，是一個特別不吉利的征兆。洪熙皇帝無奈之下，隻好先派太子朱瞻基前往安撫。
朱瞻基離京之後，先至鳳陽拜謁皇陵，然後再抵南京拜謁孝陵。沒想到他離開後不久，五月十一日，洪熙皇帝在紫禁城中突然重病。
這裡用“突然”二字，並不誇張。根據《仁宗實錄》記載，五月十日他還在接見來自雲南的土官，沒有任何異狀。沒想到轉天就“不豫”瞭。洪熙預感到自己不行瞭，遂召見尚書蹇義、大學士楊士奇、黃淮、楊榮等人，由楊士奇草擬敕書，派中官海壽即刻啟程，趕去南京通知太子。
海壽是朝鮮裔，永樂年間就在內廷供職，這不是他第一次做這樣的事瞭。永樂二十二年，朱棣北征途中在榆木川去世，也是他和大學士楊榮一起，急急忙忙趕回北京通知太子朱高熾。所以這活兒他很熟。
海壽剛剛離開京城，洪熙皇帝的病情急轉直下。五月十二日，他已從“不豫”轉為瞭“大漸”，當晚崩逝於欽安殿內。
到底洪熙皇帝的急病是什麼，歷來眾說紛紜。最不靠譜的一個說法，來自朝鮮。《李朝實錄》記載說：有個叫趙忠佐的朝鮮通事來京城，到處打聽八卦，有人告訴他說是“天震之”，就是被雷劈死瞭。趙忠佐回去之後，繪聲繪色地講給朝鮮君臣聽，這事遂寫進瞭實錄。
陸釴所撰《病逸漫記》中，對洪熙之病做瞭更詳細的記錄：“仁宗皇帝駕崩甚速，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欲毒張後，誤中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雲皆不然，蓋陰癥也。”
可見朝鮮人紛傳的“雷劈而死”在當時並不是唯一的說法，居然還有流言說是有人想毒殺張皇後，卻誤把洪熙皇帝毒死瞭。但這些說法都被雷太監否認瞭，說真正的病因是陰癥。
“陰癥”是一個特別寬泛的說法，其中最大的可能是洪熙皇帝縱欲所致。他體態肥胖，本來就有心臟方面的疾病，如果不忌床笫之事，很容易造成問題。仁宗朝的一位臣子李時勉，就曾諫言洪熙“暗中不宜近妃嬪”，結果被惱羞成怒的天子投入瞭監獄，差點打殺。
而李時勉有個同事叫孫汝敬，他的傳記裡也提及說“先皇帝嗣統未及期月，奄棄群臣。揆厥所由，皆憸壬小夫，獻金石之方以致疾也。”——“憸壬”的意思是“奸佞”，所以這句話的意思是，洪熙皇帝即位不到一年就去世，都是那些奸佞小人進獻金石藥方所致。
從這些零碎的線索中，我們大概可以猜測——洪熙皇帝平時沉溺床笫之歡，勢必要通過外界進獻的藥物來進行補助。這些壯陽藥物對他的身體造成瞭極大的負擔，終於在五月十一日突然造成瞭嚴重後果。朝廷為瞭掩蓋這個死因，隻好籠統地稱之為陰癥。外界則因為病發太快，又傳出瞭雷劈的謠言。
當然，這一切隻是猜測而已。究竟暴斃與縱欲之間有什麼相關性，縱欲和服食金石有什麼聯系，甚至洪熙皇帝的生活作風到底算不算縱欲，都無從得知。要知道，明代的文人最喜歡誇張，君主哪怕多在後宮待一天，到他們嘴裡都可能算是荒淫無度，進而推導出國將不國，痛心疾首。
所以這個猜測，隻是聊備一說罷瞭。
洪熙皇帝去世的時候，朱瞻基已經抵達南京。根據《明史》記載，他接下來的日程是：“五月庚辰，仁宗不豫，璽書召還。六月辛醜，還至良鄉，受遺詔，入宮發喪。庚戌，即皇帝位。”
洪熙皇帝病重是在五月十一日，同日海壽緊急出京去召還太子。而朱瞻基是在六月初三抵達良鄉，並在六月十二日登基。從五月十一到六月初三，前後二十二天，兩京之間的距離是兩千兩百三十五裡，合一千一百多公裡。考慮到還要扣掉海壽趕路的單程，時間十分緊張。
有一種說法認為，真正害死洪熙皇帝的正是太子朱瞻基。因為從日程上來看，朱瞻基如果等海壽抵達南京後再返回，根本來不及。他能在六月三日抵達良鄉，一定是提前返回。他為什麼會提前返回呢？自然是因為太子早知道皇帝要死。
這個說法，源自對明代的郵傳系統不太瞭解。
明代的郵傳體系從移動方式上來分，可以粗略分成水遞、馬遞與步遞。前兩者顧名思義，是靠船隻與馬、驢等進行消息傳遞。步遞則是靠人的腳力遞送。
和直覺不同，明代的公文傳遞靠人力為多，而且速度不比馬匹慢。在驛道之上，會設置有許多個急遞鋪（到明中期逐漸與驛站合並），兩鋪之間相距均為十裡。鋪內駐紮有少壯鋪兵，腰系鈴鐺，一接到公文便立刻飛跑而出，直到下一鋪。
根據規定，兩鋪之間的這十裡距離，鋪兵必須在四十五分鐘之內跑完。兩華裡折算一公裡，也就是說，步遞的移動速度是每小時六七公裡。如果大傢對這個速度沒概念的話，我這個胖子日常健身，每次會跑上五公裡，三十二分鐘之內完成。
那些年富力強的小夥子完成這個路程，非常輕松。
當鋪兵跑到下一鋪之後，會有另外一個鋪兵等候在那兒，交接文書之後，繼續以同樣的速度沖出去。就這樣輪換接力，鋪段相接，每一段都是以最好的狀態前進，無須考慮休息。這種傳遞方式晝夜不停，二十四小時之內，理論距離可以跑出約一百五十公裡，三百裡地。
這個速度，已和尋常馬遞的速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離是兩千兩百三十五裡，一封文書從北京發出，無論走腳遞還是尋常馬遞，理論速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馬遞也可以采取接力輪換的方式，晝夜不停，速度會更快——所謂“八百裡加急”。當然，這個“八百裡加急”隻是理論值，考慮到夜間視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礙等要素，實際上日行五百裡，也就是兩百多公裡。不計成本的話，兩京之間單程隻要六天時間。（因為還要考慮黃、淮、長三條大河的涉渡。）
這種加急傳遞成本極高，參與傳遞的馬匹一定會跑廢掉。隻有最緊要的軍情大事，才能用這種方式傳遞。而“召還太子”，恰恰就屬於大事中最要緊的一樁。
考慮到海壽一個人不可能連續八天晝夜奔馳，也許朝廷采用的是雙發，正式璽書由海壽攜帶前往，同時也會發出一封信函，通過馬遞先發通知太子。畢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標不是送達璽書，而是讓太子盡快得知消息，及時返回。
換句話講，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來自京城的消息。接下來，他有十五天時間從南京返回北京。這個時間雖然很趕，但不至於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弒父陰謀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
根據《宣宗實錄》的說法，當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壽的消息時，南京已經到處在傳言洪熙皇帝去世。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壽出發時，帶著的是“上不豫”的消息，並不知道次日洪熙駕崩。那麼南京這個傳言，到底何時興起？又是從何而來？
實錄記載得相當含糊。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後並未封鎖，消息很快傳入城中各處，以訛傳訛，從“不豫”變成瞭“駕崩”，謠言歪打正著，反成瞭預言。
無論如何，朱瞻基這時在南京已經不能待下去瞭，他必須立刻返回京城。這時太子身邊的幕僚勸他說，這是一個敏感時期，必須小心，最好待護衛部隊齊備瞭再返回。還有人建議，不要走驛路官道，最好從偏僻的小路迅速北上。
從這些提議來看，這些幕僚應該預見到瞭某種危險，而且就在歸途中。但朱瞻基拒絕瞭這兩個提議。無論是整齊兵馬還是走小路，都太耽誤時間。他這樣說：“君父在上，天下歸心，豈有他心？且予始至遽還，非眾所測。況君父召，豈可稍違！”
朱瞻基到底是跟隨朱棣打過仗的人，頗有決斷。他認為自己剛到南京，即刻返回，這種反應速度遠遠超出別人預料，根本反應不及。朱瞻基知道，在這個節骨眼上，盡快歸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風險都得冒。
至於這個風險是什麼，朱瞻基沒明說。《實錄》裡隻說他“遂由驲道馳還北京”。驲道即驛道，但究竟是走水驛、陸驛還是水陸交替，實無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傳》裡，卻記錄下一個充滿戲劇性的細節：“未幾，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於路，倉卒不果。”
漢王居然在半路設下伏兵，打算把自己這個侄子幹掉。隻因為朱瞻基的行動速度太快，這邊倉促間未能合攏包圍，才讓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見，東宮幕僚在南京的勸諫，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斷行動，是何等英明。
隻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漢王是在哪裡“伏兵邀於路”，又是如何“倉促不果”，隻能讓我們自己去想象瞭。這也是這本小說的靈感源頭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師覺得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講給我聽，我用一個我考證出來的西漢故事跟她做瞭交換，才開始瞭朱瞻基的大冒險。
朱瞻基躲過瞭漢王的伏擊之後，在六月初三抵達良鄉。在這之前，洪熙皇帝的屍體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發喪，等候著他的到來。很快一幹大臣趕至盧溝橋，捧遺詔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幾次哭至暈厥。
接下來，就是一步步的常規操作，再沒出什麼意外。朱瞻基順利登基，定年號為“宣德”。
不過《實錄》裡特意提過一句：“大行皇帝上賓，外間稍稍有聞時，上未至北京，喧傳高照，欲舉犯闕，人心讻讻。及上還始定，而京師戒嚴已久。”
可見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並不太平。無論是“喧傳高照”還是“欲舉犯闕”，這都是相當嚴重的行為，尤其是在京師戒嚴的前提之下，誰有權力和資源搞出這麼大動靜？《實錄》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為，這件事已經不是第一次發生瞭。
朱高煦早在永樂年間，就一直蠢蠢欲動，簡直要把“謀反”掛在臉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縉即死於他的讒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熾，還私養軍隊，殺害地方軍將。最後連他父親朱棣都受不瞭瞭，將他廢為庶人。多虧瞭朱高熾求情，他才恢復瞭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樂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並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兒子朱瞻圻在北京，隨時監控京城動靜，經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報。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後，他更是派遣瞭許多黨羽潛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機。所以當朱棣死於北征時，楊榮如臨大敵，秘不發喪，直到太子朱高熾迎到棺槨，方才放心，這正是為瞭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麼小動作來。
後來朱高煦殺瞭朱瞻圻的母親，父子失和。朱瞻圻向洪熙皇帝舉報朱高煦的種種惡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親自跑到北京來，舉報朱瞻圻在京城私窺朝廷的惡行——這一對父子，真是夠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說“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構至此，稚子不足誅”，把朱瞻圻遠遠打發去瞭鳳陽守皇陵，改瞭老二朱瞻坦為世子。
一年不到，同樣的局面又出現瞭。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遠在外地。這一次天賜良機，朱高煦豈會放過，他除瞭設伏謀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點事情來。
不，不隻是京城，朱高煦這一次的篡位動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個計劃的輪廓，要再等一年才會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後，對這位派兵伏殺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沒下旨申飭，反而增加瞭封賞。他之所以這麼做，顯然也是意識到瞭漢王的佈局太大，一時不宜動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穩，再清算不遲。
洪熙元年，就在這種詭異的和睦氣氛中過去瞭。到瞭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漢王終於按捺不住內心的惶恐，決定動手瞭。
他派遣瞭一個叫枚青的親信，潛入京城，聯絡勛臣做內應，結果被英國公張輔給抓起來瞭。與此同時，漢王不知怎麼說服瞭山東都指揮靳榮，在山東境內拉起一支強悍的隊伍，給諸多將領分派官職，大加許諾。更誇張的是，天津、青州、滄州、山西諸都督指揮，也相約舉城響應漢王。
倘若這個計劃真能搞起來的話，等於是將京城團團包圍，說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這一連串舉動，全在宣德皇帝預料之內。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就像鄭莊公對付弟弟共叔段一樣，安靜而耐心地等對方主動跳起來，等著漢王“多行不義必自斃”，然後再師出有名，一擊而定。
當漢王在樂安州正式打起反旗之後，宣德皇帝終於動瞭。他禦駕親征，帶領京營大軍把樂安州團團圍住，四周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在這種恐怖的震懾之下，漢王終於意識到自己沒有一點勝機，主動出城請降。
宣德皇帝指定身邊一個叫於謙的年輕禦史，歷數漢王的罪行。史書記載於謙：“正詞嶄嶄，聲色震厲。高煦伏地戰栗，稱萬死。”完美地完成瞭任務，令宣德皇帝龍顏大悅。這讓他接下來的仕途一帆風順。
不過宣德皇帝並沒有殺掉漢王，而是將他們父子帶回京城，關在西安門內。但其他參與者就沒這麼幸運瞭，被砍頭的有六百四十餘人，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十人。可想而知，朱高煦叛變的規模有多大。
雖然從現有資料裡，我們無從判斷朝中重臣有誰參與瞭這場叛亂。但從京城動靜來看，漢王絕不是孤軍作戰，一定是內外呼應，才有勝算。其中最值得懷疑的，正是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
呂震雖然官運亨通，但性格佞諛傾險，操行無取。他在這場漢王之叛中並未受到什麼牽連，但在漢王覆沒的稍前時期，突然離奇暴斃。史書上說他去祭祀太廟，在西番僧人那兒喝酒，喝得酩酊大醉，回傢之後突然死瞭，算得上是一件奇事。
漢王這個人，當真是骨子裡桀驁不馴。他即使被禁錮在西安門內，依舊沒夾起尾巴老實做人。《國朝獻征錄》裡記載瞭他的結局：有一次，宣德去探望漢王，沒想到漢王一伸腳，把他絆瞭個大馬趴。宣德這次可真是氣壞瞭，找來一個三百斤的銅缸，直接把他扣在地上。漢王還不服，試圖把大缸舉起來。宣德命人在旁邊燒起炭火，把漢王硬生生燙死在裡面。而漢王的十個兒子，包括朱瞻圻、朱瞻坦、朱瞻域在內，一並處死。
都慘到這份上瞭，居然還主動作死，隻能說漢王真是性情中人，寧可不要性命，也要好好出一口惡氣。
在解決漢王的同時，宣德皇帝還在忙碌於另外一件事：為先皇修建陵寢。
這事本來不算奇怪，哪個皇帝登基之後都會幹同樣的事。可麻煩就麻煩在，朱瞻基必須同時修兩座陵寢。
永樂七年，朱棣選定瞭京城北邊的黃土山，改名天壽山，開始修建自己的長陵。長陵規模宏大，工程浩大，一直到永樂十一年，方才修完地下部分，但地上部分始終沒有徹底竣工。洪熙皇帝即位之後，長陵工程仍在繼續。可誰也沒想到，朱高熾在位不到一年便突然去世，別說他父親的陵寢沒修好，連自己的都沒開始動工呢。
兩座陵寢，都要朱瞻基來主持修建，這個負擔可是不小。好在洪熙皇帝臨終遺詔：“朕既臨禦日淺，恩澤未浹於民，不忍復有重勞，山陵制度務從儉約。”於是朱瞻基在長陵西北不遠處選定瞭下葬位置，親定規制，是為獻陵。獻陵的規模與設計，完全遵照瞭洪熙的遺願，不張奢華，力求簡樸，很多建築能省則省。
獻陵的正式動工，是從洪熙元年七月開始，也就是宣德皇帝登基後一個月。為此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親率軍士萬人，南京附近衛所旗軍以及匠戶等十一萬人前往助建，另外又從河南、山東、山西、直隸等地區征調瞭五萬名民夫。
如此規模的人力動員，加上陵園設計不算繁復，建造速度自然很快。同年八月，玄宮便告落成，洪熙皇帝正式入住。但其他配套建築比如明樓，則暫時停止瞭施工，因為無論如何得先把長陵完成，不然兒子的陵寢比父親的先修完，於禮不合。
長陵最終全部完工，是在宣德二年。不過我們現在去參觀所見到的大石牌坊、祾恩門等，都是嘉靖年間才增補起來的。至於獻陵的正式完工，則要拖到正統八年三月，宣德皇帝已經去世很久瞭。
順便一提，宣德死後入葬的景陵，比獻陵還小。他臨終前表示身為兒子，不敢比父親的陵寢規制大，更不要像長陵那麼勞民傷財。所以後人做過總結，明十三陵中，獻陵是最簡樸的一座，而景陵是最小的一座。
說到這幾座明代帝王陵墓，還有一個無法繞開的殘忍話題，那就是殉葬。
殉葬作為一種古老、野蠻的葬禮制度，盛行於商周，式微於春秋戰國，並在秦漢之後基本絕跡。此後中原王朝不復見成習俗化、禮制化的陪殉之儀。
但到瞭大明開國之後，這種古老的殉葬習俗突然便死灰復燃。據毛奇齡的《彤史拾遺記》記載，朱元璋去世時，一共有四十六個妃子陪殉於孝陵，宮人也有十幾名。《萬歷野獲編》則說“凡妃殯四十人。俱身殉從葬。僅二人葬陵之東西，蓋洪武中先歿者。”
無論是哪一種記載，都說明朱元璋去世時，陪葬宮妃的數量相當驚人。這些不幸的殉葬女子有一個專有名詞，叫作“朝天女”，她們的親屬則被稱為“朝天女戶”，頗得朝廷優恤。
比如在建文朝中，一批殉葬妃子的親屬被特批進入錦衣衛，成為百戶或千戶。靖難之後，這些人本該作為建文一黨被清洗，但朱棣特意下旨挽留，對這些朝天女戶安排不同，調去瞭孝陵衛。一個叫程嗣章的詩人這樣寫道：“掖廷供奉已多年，恩澤常憂雨露偏。龍馭上賓初進爵，可憐女戶盡朝天。”
建文帝在南京陷落後神秘失蹤，無從下葬，並無殉葬的機會。而到瞭朱棣去世之時，遺詔一體遵照祖制，這其中自然也包括瞭宮妃殉葬。《太常續考》稱陪殉長陵的妃子一共有十六名，但具體有哪些人已無可考。隻有《李朝實錄》的世宗卷二十六裡，記錄下瞭韓氏、崔氏兩名朝鮮妃子的名字，以及殉葬的詳細過程。這裡姑錄全文，至今讀之仍是毛骨悚然：
及帝之崩，宮人殉葬者三十餘人。當死之日，皆餉之於庭，餉輟，俱引升堂，哭聲震殿閣。堂上置木小床，使立其上，掛繩圍於其上，以頭納其中，遂去其床，皆雉經而死。韓氏臨死，顧謂金黑曰：“娘，吾去！娘，吾去！”語未竟，旁有宦者去床，乃與崔氏俱死。諸死者之初升堂也，仁宗親入辭訣。
洪熙皇帝雖然宅心仁厚，廟號仁宗，可在宮妃殉葬這件事上也未表露出任何不忍。關於他的陪葬宮妃人數與名字，《大明會典》《太常續考》《宛署雜記》《宣宗實錄》《萬歷野獲編》等材料記述不一。但統而言之，一共有五名妃子陪殉獻陵，其中甚至包括一名貴妃郭氏。郭氏為洪熙生瞭三個兒子，按道理如果宮妃有所出，則不該算入殉葬之列。究竟她是自願而往還是別有隱情，不得而知。
另據《長沙府志》，這五個妃子之中有一位譚妃，是湘潭人，父親曾任浙江道禦史。她在永樂二十二年被選為太子妃，沒過一年便趕上洪熙駕崩，“自縊”而死，被宣德封為“昭榮恭禧順妃”。想想看，一個年輕女孩子入宮才幾個月，便要被拖去黑漆漆的陵墓中殉葬，這是件多麼可怕的事。這位譚妃的生平，是小說中王景姝這個角色的最早源頭。
而到瞭宣德皇帝去世之時，殉葬制度仍在延續。《太常續考》稱一共有八位妃子殉葬，其他材料記載的數字不等，其中《英宗實錄》的數字最多，一共有十名妃子，而且姓氏、封號、謚號俱全，當為最可信。
接下來的正統、景泰二帝，情況有點特殊。先是正統陷於虜手，景泰稱帝，正統歸京之後，發起奪門之變，將景泰廢為郕王，改元天順。景泰帝既被廢為王，死後沒資格入天壽山帝陵，遂葬於西山，是為景泰陵。但宮妃殉葬之制，並未因此豁免。《雙槐歲抄》記載說：“天順元年二月……癸醜，郕王薨，葬祭禮如親王，謚曰戾。唐氏等妃殯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更誇張的是，明初除瞭帝王熱衷於殉葬之外，諸王去世也講究要王府妃嬪殉葬。僅在正統年間，就有豐王去世，豐妃劉氏自縊；周憲王去世，有七名妃子陪葬；越王去世，有妃子吳氏死殉；河陰王去世，夫人鞏氏殉夫。甚至唐王世子去世，世子妃也要被迫自殺。
這種風氣越演越烈，連民間都深受影響，寡妻殉夫竟成為美談，民眾紛紛效仿。不知多少無辜女子因此而死。
正統帝朱祁鎮雖然在歷史上名聲不佳，但在宮妃殉葬這件事上，倒比之前的諸位先帝要強。到瞭天順八年他臨終前，頒佈遺詔說：“殉葬非古禮，仁者所不忍，眾妃不要殉葬。”他怕別人誤會隻是客氣兩句，還特意叮囑說“此言俱要遵行，毋違”，說明是真心實意要廢除。
於是從正統帝開始，明代帝王再無殉葬之事，這個野蠻傳統就此消亡。不過上頭雖然踩瞭剎車，下面的慣性卻不那麼容易停住。成化、正德兩代帝王期間，王府、勛貴殉葬之事仍不絕於耳，直到隆慶一朝，仍有零星記載。可見惡政影響之深遠，又豈是一兩代人。
起初我起意寫這部小說時，隻是單純想寫個冒險故事。但隨著閱讀資料深入下去，尤其是讀到殉葬史料時，我意識到，自己沒法對此視而不見。洪武、永樂、洪熙、宣德諸帝或雄才大略，或仁慈淳厚，從大歷史角度來說都有著極高貢獻，但在殉妃這件事上，他們的責任無可推卸。所以我想，也應該為這些莫名殉葬的女子留下點什麼。吳定緣當然是主角，但真正推動書中波瀾的靈魂人物，是蘇荊溪。
聊到這些角色，也有幾句話要念叨一下。
吳定緣是完全原創的，史上並無此人。不過《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記載瞭鐵鉉一傢的結局：“妻楊氏並二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乃赦出，皆適士人。”
鐵鉉的夫人楊氏病死於教坊司，兩個女兒雖然生活淒慘，但並未遭受侮辱。在鐵鉉同僚的暗中幫助之下，朱棣最終赦免瞭她們兩個，釋放出去嫁給士人。
鐵鉉的父親鐵仲名以及母親薛氏，被發配去瞭海南，在那裡終老一生。而鐵鉉的兩個兒子，長子鐵福安被發配到瞭河池，後遇洪熙赦免，返回偃師魏傢寨。次子鐵福書則避難逃亡關外。兩邊各自發展繁衍，相繼有沈陽鐵氏、偃師鐵氏、南陽鐵氏等多條支脈，皆以偃師鐵氏祠堂為祖祠。
鐵鉉本人被捕之後，遭遇磔刑而死。坊間有油炸不屈、面北站立而死等傳說，多荒誕不經，但鐵鉉死狀頗慘，確系史實無疑。因為他是對抗朱棣而死，所以在官方一直無從正名。但民間早早就開始祭祀鐵公，偷偷修起瞭很多鐵公祠。比如在濟南有一座七忠祠，據說就是為紀念鐵鉉和其他六位濟南保衛戰死難者而修的祭祠；鄧州還有一座在南刁河畔的荒丘，相傳是鐵鉉之衣冠塚。
到瞭萬歷年間，皇帝下瞭詔旨《苗裔恤錄》，徹底為“靖安罪臣”們平反正名，鐵鉉亦在其列。至此距離鐵鉉死難，已過去瞭一百七十年。
蘇荊溪歷史上無其人，大率綜合瞭趙娥、王舜、申屠希光、唐傳奇裡的謝小娥、《兒女英雄傳》裡的何玉鳳、呂四娘，以及刺殺孫傳芳為父報仇的施劍翹等人，亦參考瞭一代女醫談允賢的生平。
氣質上最像的，應該是蒲松齡的一部短篇小說《俠女》裡的無名女主角。這位俠女一直打算要對仇人復仇，隻因老母還活著，暫時不能動手，但時常去仇人門口溜達，生怕因此淡忘。鄰居顧生對她們母女很是照顧，女子便跟他同房，但不肯結婚。後來她懷孕產下一子，扔給顧生撫養，獨自出門去砍下瞭仇人的頭顱，從此不知蹤影——該談戀愛談戀愛，該生孩子生孩子，生完瞭讓老公去帶，絕不會為這些事耽誤自己的事業，這樣的俠女是很具現代意義的。
蘇荊溪提供給朱瞻基的那個拔箭頭的解骨之法，來自《劉涓子鬼遺方》。這本書是晉代劉涓子所著，後來在南齊又被人重編過，是中國最早的一本外科專著。原有十卷，但到宋代隻剩五卷瞭。書中記錄最多的，是關於癰疽的辨證與治療，蘇荊溪毒殺朱卜花，或是從中得來的靈感。書中亦記載瞭金瘡外傷等傷的處置辦法，且多是在戰場上急救之用。蘇荊溪使用的解骨法，即從中得來。不過我本人沒試過，方子有效與否，權當小說傢言吧……
梁興甫本是永樂年間的一位民間搏擊高手。《都公譚纂》記載瞭他的經歷，頗具傳奇色彩。他身材矮小，但膂力超絕。有一次梁興甫去南京，在城門與守軍發生沖突，一個人打得一群大兵沒有還手之力。指揮聽到這個戰績，把梁興甫請到堂下，當著一百多名軍中精銳打瞭一套拳，懾服瞭所有人。梁興甫往外走的時候，竟沒人敢攔。後來他跑到北京，看到兩個人對戰打得熱鬧，站在旁邊失笑。一人大怒，倚仗身材高大，抓起他說你想要摔到東邊還是西邊，梁興甫說隨便你。話音剛落，那人撲倒在地，梁興甫還穩穩站著。另外一人大驚，一把將他推到墻邊。誰知梁興甫輕輕一躍，就從他肩頭跳到背後，一巴掌將其打倒。這兩個人心悅誠服，都拜瞭他為老師。
梁興甫是個武癡，四處雲遊，想跟高手對決。在他老年之時，打聽到廣西有個和尚，外號“勒菩薩”，拳法無敵，兩人相約在吳地某個寺廟較量。勒菩薩和梁興甫跳到一個高約數丈的施食臺上，周圍無數圍觀者。兩個人打得難解難分，最後梁興甫技高一籌，用腳踏傷瞭和尚的胸腔，但和尚重傷前的反擊，也打中瞭梁興甫。兩日之後，梁興甫因內傷太重而死，三日之後，和尚也死瞭。
周德文亦有其人，隻是不見諸正史，隻在徽州文書裡留下瞭一點點行跡。
朱棣建起北京城後，從南方強行遷移一批富戶過來。永樂元年八月，績溪縣的一戶周姓人傢被認定為富戶，戶主周世傑被迫北上。永樂七年，朝廷再一次抽調江南兩千戶人徙北。這時周世傑已去世，周傢的麻煩卻未免除，最後隻得讓周世傑的第三個兒子周德文應役。
這一次遷徙，是“連當房傢小，赴部聽撥應用施行”，等於周德文全傢老小都搬過來瞭，基本上斷絕瞭回鄉的可能。這些富戶被安排在宛平、大興兩縣，充任廂長，負責催辦錢糧、勾攝公事，同時還要支援新京城的建設。
周德文的具體工作，是協助朝廷采買、押運各種材料。根據《梁安城西周氏宗譜》的記載：“（周德文）東走浙，西走蜀，南走湘、閩，舟車無暇日，積貯無餘留，一惟京師空虛、百職四民不得其所是憂，勞費不計。凡五六過門，妻孥不遑顧。”
這份工作極為辛苦。周德文因為太過勞碌，最終感染寒疾，病死於宛平縣德勝關。
這些小人物不會出現在正史之中。好在周德文是徽州府出身，而徽州人喜歡做記錄，這才把他的行跡留存下來。
哦，對瞭，周德文之所以如此勞累，很有可能與阮安有莫大的關系。
阮安，字阿留，是交趾人。永樂年間，張輔平定安南之後，發現這個孩子長得秀氣，頭腦也不錯，便把他帶回京城，留做宦官。
沒想到阮安這個人，是個工科奇才，很快就把興趣轉移到營建上來。他的天賦高到什麼程度呢？連圖紙都不用看，隻要實地用肉眼勘測一下，尺寸方位就都算出來瞭。工部官員隻要按照他給的數據，直接執行，絕不會出錯。
在修建北京城以及疏浚漕河的一些大工程中，阮安都有所參與。史料記載“自永樂中已遣太監阮安營北京城池、宮殿、諸司府廨，工部特奉行而已”，給阮安的權限大得驚人。
不過阮安那會兒年紀還小，未受重用。到瞭正統年間，他終於有瞭大展拳腳的機會。
當時的北京城，還不是後世我們所熟悉的那個格局。在小說故事發生的時間節點，北京隻有紫禁城、皇城與外城，正陽門以南的廣大區域（今所謂南城）還沒包括進來。要一直到嘉靖年間，才將這個區域全部囊括進城區范圍。而且外城城墻多為夯土結構，九門之上也缺少城樓、甕城和箭樓。
正統皇帝雄心勃勃，打算對北京城進行一次大規模擴建，包括把城墻用磚頭包砌、開挖太液池南海、建起九門城樓，還有更重要的，要在九門設置九道水閘，疏浚通濟河以解決京城水災問題。
本來這項工程該是工部侍郎蔡信主持，蔡信苦著臉說必須征調十八萬民夫，以及相當的材料費，否則這事辦不瞭。正統皇帝又找來阮安，阮安說一萬人夠瞭，材料費一分不用花。
他直接征調瞭一萬多京營士兵，沒有驚擾民間，而且使用的材料，還是永樂、洪熙、宣德三朝在庫房裡寄存的材料，無須額外從外地征調運輸。在阮安天才般的統籌之下，這一系列大工程多快好省地完成瞭。
此後他被連續委以重任，包括三大殿的重建、諸部公廨的重建、漕河疏浚、河流治理等等，簡直就是大明朝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甚至到瞭晚年，他還被派去治理張秋河，並死在瞭工地現場。
時人對阮安的評價極高：“清介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為治張秋河道卒。”更難得的是，阮安隻對工程本身有興趣，對錢財毫無興趣。皇帝給他的賞賜，他都還回去瞭。在阮安死後，行李裡連十兩銀子都沒有，作為多個工程的經手人，如此廉潔，實屬罕見。
《孤樹裒談》裡還記錄瞭關於他的一則小八卦：宣德臨死之際，有個叫阮安留的宦官隨侍在身邊，他說皇帝崩時“膚肌燥裂猶燔魚，以烈劑”。這個“阮安留”即是“阮阿留”，正是阮安的小名。說明在宣德一朝，他與皇帝是頗為親近的。
說到阮安修建九門九閘，還有一件事必須跟大傢講講。
小說裡描寫瞭京城大雨成災，紫禁城外洪水滾滾，主角駕棺漂浮而出。這個橋段雖是杜撰，但也絕非憑空得來。
水災一直是明代北京城最為頭疼的麻煩。雖然京城身處燕北幹燥之地，可一旦下起暴雨來，勢頭絲毫不弱於南方。每年從五月底到八月底，京城都會面臨暴雨成災的窘境，動輒水淹盈尺，把半個城區都泡在水裡。明代相關的文獻中，隔三岔五就能看到“都城摧塌者，幾百餘丈；室廬垣墻寢圮，動以萬計”“雨水霖霪，動經半月，傾頹墻屋”之類的描寫。
李時勉特別介紹過京城的氣候規律：“今歲正月不雨，至於四月。四月凡三得雨，雖未厭足，然人皆喜。五月朔日始大雨，朝野相慶。自是淋淫不絕，晴無連三日者。有時雨驟，至溝渠泛溢，街巷水沒焉，墻屋頹毀相望。”
比如在永樂四年八月，北京遭遇水災：“壞北京城五千三百二十丈，天棚、門樓、鋪臺十一所。”居然把城墻泡塌瞭五千多丈，這個破壞效果實在驚人。再比如正統四年五月：“大雨驟降，自昏達旦。城中溝渠，未及疏浚。城外隍池，新甃狹窄，視舊減半，又作新橋閘，次第壅遏，水無所泄。”這次災害，足足沖毀瞭官舍與民居三千三百九十區，溺死男女二十一人。
成化六年與十三年，爆發瞭兩次京城水災，受災人數都在兩千戶以上，這可是京城裡的居民。弘治二年七月，出現瞭一場“數十年來水患，未有甚於此日者也”的大災，受災人數更是駭人。
這些水災，大到什麼程度呢？
嘉靖二十五年曾經有過一次水災，洪水淹沒瞭承天門（今天安門）外的諸部衙署。其中刑部的監獄地處低窪，率先被淹沒。當時牢房裡有一千多個犯人，眼看就要被淹死。管監獄的主事徐學詩當機立斷，打開監獄，號召犯人們自救，趕緊轉移到附近比較高的地方，比如城隍廟。實在來不及轉移的，就自己拆屋子搭高柵，爬到上頭去。這些犯人又冷又餓，徐學詩選拔瞭幾個遊泳健將，遊出去買餅買薑，再設法送回來。三天以後水退瞭，刑部領導一看，一個沒死，都大為贊嘆——堂堂京師刑部大獄，竟能演出荒島求生的戲碼。
萬歷三十二年七月，也爆發瞭一場水災，被淹沒的是錦衣衛大牢。可惜這次沒有徐學詩這樣的人瞭，囚犯盡皆溺亡。事後沈一貫去視察現場，震驚無比：“今年雨多，即墻外大路設有溝渠，亦皆渰沒，況此監中如同壑底，何能待其暗消？人多地窄，氣蒸臭穢，不論有罪、無罪，死生難保，情實可憐！”
這一次洪災極為可怕，工部統計下來，光是奏報坍塌者就有三百丈，又經過十日連雨，內城坍塌七百七十七丈餘，外城亦有三百三十丈餘，幾乎可以說是傾城瞭。老百姓們不得不爬到高處，扛著鍋煮飯，不少人甚至因此餓死在自傢屋頂。
萬歷三十九年夏天，首輔葉向高本來早上起來，準備上班去，結果看看外面，給皇上寫瞭一封《水災揭》：“連日大雨不歇，滿城皆水。昨早臣五鼓而起，方擬趨朝候領誥命，而自臣所居，至長安門一帶，皆成長河，水深五六尺，輿馬、徒步皆不得施。無可奈何，隻於私宅叩首，仍另行報名，躬謝天恩。”——今天雨實在太大瞭，從我住的地方到辦公室的路全淹瞭，五六尺深的水，騎馬走路都沒轍。我實在趕不過去打卡上班，跟領導你說一聲。
堂堂一國總理，辦公室都沒法去瞭，竟然會窘迫到這地步。可見京城的雨災有多麼誇張。除瞭紫禁城內不曾遭災，其他地方概莫能外。
著名劇作傢湯顯祖寫過一首《乙巳都城大水》，單表京城洪水之盛：“閣道行船悲未央，河魚東下海洋洋。都拋大內金錢賑，不用人間紅帖糧。”——“閣道行船”，是說長安街上都能開船瞭，可見洪水之深，規模之巨。
關於城裡行船的描寫，於若瀛的《愁雨篇》更為傳神：
天雨夏日逢甲子，占者皆言舟入市。
今年閏月甲子雨，蕭蕭浹月愁人耳。
豈期連日雨翻盆，恍惚若有蛟龍奔。
中宵如註不暫歇，窗風撲燈燈為昏。
地軸摧陷天逾黑，長安一夜成水國。
室廬半塌哭聲吞，沉灶鳴蛙安得食。
鬼神一怒不肯休，七月六日雨益急。
震反撼屋屋瓦響，攜燈照階階水長。
平明啟戶不能出，都城內外皆施槳。
事實上，《宣宗實錄》裡有過明確記載。在洪熙元年七月，也就是本書故事發生後的一個月，京城恰好遭遇瞭一場暴雨洪災，會同館堂屋與墻垣因此損毀，連齊化、正陽、順承等門城垣也出現坍塌。一直到瞭九月份，工部還在抱怨說：“北京城垣東西北三間面有傾頹，城樓、更鋪亦多摧敝。請本部具材，行後府發軍修治。”因為損毀得太過嚴重，宣德皇帝又把精力放在瞭陵寢修建上，隻得宣佈來年春暖後再來管這一攤事。
所以主角吳定緣在洪熙元年六月初趕上一場京城大雨，讓他在紫禁城前、長安街頭駕棺行舟，不算誇張。
最後再簡單說說遷都和漕運。
洪熙皇帝一直想遷都回南京，而且在遺詔裡明確表示：“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君國子民宜從眾志。”宣德繼承皇位之後，也有過這樣的打算，但最終並未付諸實現。他統治期間，唯一的表示就是讓北京六部繼續維持“行在”的稱呼，表明留在北京是暫時的，我遲早是要回南京的。
但為什麼他沒積極推動這件事呢？理由很簡單，還是地震。
洪熙元年上半年南京震瞭三十次，這僅僅隻是個開始。宣德在洪熙元年六月登基，隨後南京城又地震瞭九次。接下來從宣德元年到宣德八年，又一口氣震瞭三十五次。這麼算下來的話，洪熙加宣德，爺倆在位期間南京一共地震瞭七十四次，南京簡直像是開瞭震動擋一樣。
如果這還不足以震懾讀者的話，咱們可以縱向比較一下。有明一代，除去洪、宣之外，趕上南京地震最多的是弘治，十三次，其次是成化，五次，再次是永樂，四次，其他皇帝不過零星兩三次。他們綁到一塊，都不及洪熙、宣德父子倆。看來老天爺是真心不樂意啊。
在這種情況之下，就算宣德想遷都，也真心遷不動。朝裡還有一堆別的事，隻好先緩緩。這一緩，緩到後面的正統、景泰、成化幾位皇帝在位，他們都是從小在北京長大的，對南京毫無感情，遷都這事自然也就徹底作罷。
遷都不成，漕運自然也得維持。於是京杭大運河得以保留運轉，忠誠地為大明王朝服務到瞭最後一刻。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