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譚十記》這部三十多萬字的小說，從一九四二年寫《破城記》的第一個字開始，到一九八二年秋寫《踢踏記》的最後一個字結束，竟然經歷瞭四十年之久，這就是說，快半個世紀瞭。花瞭這麼長的時間來寫，想必是一部力作吧，不是聽說外國有些名著就寫瞭幾十年嗎？曹雪芹的《紅樓夢》不是就經他“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才定稿的嗎？
非也！小子何人，怎敢和名傢相提並論？《夜譚十記》不過是“亂譚”的記錄，怎敢躋身於名著之林？我之所以說這本民黨統治區做地下黨工作。為瞭掩護，我不斷更換我的職業。我當過教員和學生，也當過小公務人員和行商走販，還做過流浪漢。在這中間，我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交往。在城市的旅店茶樓裡，在鄉村的雞毛店或小飯鋪裡，在乘車坐船的長途旅行中，在風風雨雨的好似沒有盡頭的泥濘山道上，當然也在工人的低矮茅屋裡，在農傢小舍的桐油燈下，我認識瞭許多普通的人，他們給我擺瞭許多我聞所未聞、千奇百怪的龍門陣。特別叫我不能忘記的是我還在小衙門和機關裡結識過一些科員之類的小人物書寫瞭四十年才完成，是想說這本小書經歷過多少災難，忍受過多少折磨，才終於取得出生的權利。
要說這本小說的素材收集和開始醞釀，還要推到三十年代後期。那個時候我已經是一個所謂職業革命傢瞭，在國。這些小人物，像他們自己說的，既無福上酒樓大吃大喝，又無錢去賭場呼幺喝六，又不願去煙館吞雲吐霧，更不屑去青樓尋花問柳。他們難以打發這煎熬人的歲月，隻好三五結夥，或風雨之夕，或月明之夜，到人傢裡去坐冷板凳，喝冷茶，扯亂譚，擺龍門陣，自尋其樂。
我有幸被他們引為一流，在他們結成的冷板凳會上，聽到瞭我難以想象的奇聞異事。我才深知那個社會是多麼乖謬絕倫、荒唐可笑；人民的生活是多麼困苦無狀而又豐富多彩；那些普通人的靈魂是多麼高尚和純潔，他們的思想多麼機敏，他們的性格多麼樂觀，他們的語言多麼生動而富於幽默感。我簡直像站在一個才打開的琳瑯滿目的寶石礦前一樣，這是多麼豐富的文學創作素材呀。真是使我驚奇，令我狂喜。但是那個時候，我的工作不容許我利用這些素材來搞創作，隻好讓這些人物和故事深深地沉積在我的記憶的底層。
一九四一年，我被特務追捕，逃避到昆明去做地下黨工作，以在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時期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聯合而成）中國文學系當學生為職業掩護，從此和文學結瞭善緣。我不僅為瞭在同學中做革命工作要認真學好自己的功課，而且要用文學這個武器來進行宣傳和組織，我為文學墻報寫稿，還在聞一多、楚圖南、李廣田等教授的支持下，和張光年等同志一起辦過文學刊物。我為瞭“做工作”，還經常在同學中講故事。
大傢聽得很高興，要我多發揮四川人在茶館裡擺龍門陣的功夫，繼續擺下去。於是我從我的思想的層積中，發掘出一些過去積累的素材，進行加工整理。這便促使我產生一種創作沖動。我於一九四二年開始醞釀，把我擺的龍門陣挑選出十個故事來。我決定以在一個冷衙門裡十個科員組成冷板凳會，輪流各擺一個龍門陣的形式來進行創作，並定名為《夜譚十記》。我開始寫瞭《破城記》的前半部分《視察委員來瞭》，同時也為其他各記寫瞭一些提綱和部分草稿。但是由於工作和學習都很忙，三天打魚，兩天曬網，一直沒有寫出一個名堂來。
一九四六年，我奉調回四川做地下黨工作。我知道四川是蔣介石的大本營，特務多如牛毛，我寫好的文稿不得不在離開昆明前全部燒掉。我到成都後，對於焚稿總是念念不忘，而且手癢癢的。於是我在工作之餘，又情不自禁地寫瞭起來。我抄出《視察委員來瞭》給陳翔鶴同志看，他覺得有味道，準備拿去發表。可是不久他在特務的追捕之下，不得不逃亡出去，而我的傢後來也幾次被特務查抄，一切有字的紙片都作為罪證拿走瞭，我寫好的一部分《夜譚十記》稿，自不必說，都被抄沒，判瞭死刑。
解放以後，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不忘懷於《夜譚十記》，大概也是敝帚自珍的積習難改吧，又斷斷續續地寫瞭一些。一九六〇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韋君宜同志來成都，後來還有王士菁同志來成都，看到瞭少量文稿，認為有特色，鼓勵我寫出來。君宜同志並且叫人民文學出版社和我訂瞭合同。於是我把它當作一回事，在寫《清江壯歌》之餘，認真地寫起《夜譚十記》來。
不幸的是，《夜譚十記》中已經寫好的幾記連同其他大量文稿、素材筆記、小說提綱和大量資料，都當作罪證，在“大革文化命”的十年間被抄走瞭。我和我的文稿的命運是大傢都可以想見的。我突然被昨天的並肩戰友當成十惡不赦的敵人，拋瞭出來。
在“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馬識途揪出來”的通欄標題下，整版整版地批判我和我的作品的“奇文”，連篇累牘地刊登出來。那些文章的強詞奪理、捕風捉影、含血噴人、色厲內荏之神妙和那個秀才班子奉命作文、言不由衷的窘態，使我既覺有趣，又覺可憐。我特地把這些奇文剪貼成冊，寫上“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他們硬封我為“周揚黑幫”的四川代理人，而且勒令我和沙汀、李亞群組成“四川的三傢村”，由我榮任這個三傢村的黑掌櫃。而且一個由造反派聯合而成、規模不小的“打馬聯絡站”和“戰鬥隊”也行動起來，印出一本又一本我的“罪行錄”。這一切組織上和輿論上的準備工作都作夠以後，我早已預料到的命運到來瞭。我終於鋃鐺入獄，在那些“紅色改造專傢”的指揮下，奉命洗心革面和脫胎換骨去瞭。而且榮幸地又和沙汀、艾蕪同志關在一起。
這樣一混就是五六年。但是在那裡面我並不感到度日如年，我利用寫檢查交代材料的多餘紙筆，竟然又寫起小說和雜記來。
《夜譚十記》中一些人物又跳到我的眼前來，呼籲他們的生存權利。正如造反派說的，“人還在，心不死”，我的文稿可以被沒收，我的腦袋是無法沒收的，我就有自由在腦子裡寫我的作品。
“四人幫”垮臺後，真叫“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我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決定重打鑼鼓新開張，從頭再寫《夜譚十記》。不過這第一步跨出去卻很難，搞瞭一年，成效甚微。幸喜我偶然找到一份被油印出來供批判用的《破城記》的原稿，真是欣喜若狂。
這份油印稿由《當代》編輯部拿去在《當代》創刊號上發表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廣播瞭，收到一些讀者來信，這給我很大的鼓舞。
於是我利用業餘時間又寫瞭起來，總算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在青島療養之際，寫完瞭初稿。
這就是我在四十年間寫這一部小說的經過，也是《夜譚十記》這一部小說在四十年中的遭遇。它幾經劫難，終於獲得瞭出世的權利。
但是且慢。這一部小說到底要多久才能出版，送到讀者手裡，我不得而知。而且到底這部小說能不能贏得讀者，很沒有自信。我曾經不止一次對出版社的編輯說過，我已老瞭，這部書也老瞭，而“老瞭”就是落後和陳舊的標志。這部小說和現代流行的小說，無論在思想、題材、風格、語言上都很不一樣，或者明白地說，陳舊瞭，落伍瞭。誰還想看這些幾十年前陳谷子爛芝麻的記錄呢？誰還耐煩去聽茶館裡慢吞吞地擺著的龍門陣呢？誰還喜歡這種粗俗的民間文體呢？不過聽編輯部的同志說，從已發表的片斷來看，還不算壞，可以表露我的特別風格，而且從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和地方報紙轉載後的群眾反映看，也頗不惡，至少有點趣味，還可以當作腐敗透頂的蔣介石王朝的一面觀。既然如此，出版社的舊約又必須認賬，那就讓它出去見世面去吧。
一九八二年國慶節於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