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皇傢馬士登醫院傾斜的青石板瓦屋頂上，放眼望去，在一片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間，你會看到更多的煙囪管帽和電視天線。眼前的景色仿佛《歡樂滿人間》裡的那一幕：煙囪清掃工們旋轉著手中的掃帚，在屋頂上跳舞。
站在這裡，我剛好能望見皇傢阿爾伯特音樂廳的穹頂。若天氣晴朗，我或許還能看到漢普特斯西斯公園，不過我懷疑，倫敦的天氣永遠都不可能那麼晴朗。
“這兒風景挺好。”我說著，掃瞭一眼蹲在我右邊十英尺[1]開外的年輕人。他叫馬爾科姆，今天是他的十七歲生日。他又高又瘦，那雙烏黑的眼睛看著我時總會微微發抖，他的皮膚白得像拋光紙。他穿著睡衣，頭上戴瞭一頂羊毛帽，蓋住自己的禿頭。化療是一位殘忍的理發師。
現在隻有三攝氏度，但凜冽的寒風讓溫度降到瞭零度以下。我的手指早已被凍得麻木，鞋襪裡的腳趾也幾乎失去知覺，而馬爾科姆腳上什麼都沒穿。
如果他現在往下跳，或摔下去，我根本夠不到他。即便我沿著簷溝把手伸到最長，離他也還有六英尺遠。他知道的。他已經計算好角度瞭。聽他的腫瘤醫生說，馬爾科姆智商極高。他會拉小提琴，還會說五種語言，但他一句話也不肯跟我說。
在過去的一小時裡，我一直在問他問題，給他講故事。我知道他聽得到我的聲音，但對他來說，我的聲音不過是噪聲。他全神貫註於和內在自我的對話，他們在爭論要不要結束生命。我想加入他們的辯論，但如果他不邀請我參與，我也無能為力。
針對如何處理人質劫持以及威脅性自殺事件，英國國傢醫療服務體系有一套完整的指導方案。一支重大案件小組會在事件發生時迅速成立，小組成員包括一些資深員工、警察，以及一位心理醫生——我。我們的第一要務是瞭解有關馬爾科姆的一切，這或許能讓我們確定到底是什麼事將他逼到瞭這步田地。我們還會采訪他的醫生、護士和病友，還有他的朋友和傢人。
主要的談判者是這個行動小組的中堅力量。自然，最後的一切都會落在我身上。這就是為什麼此刻我正站在屋頂上，被寒風吹得四肢麻木，凍得半死，而我的隊友們卻在屋子裡喝著咖啡，采訪醫院職工，研究活動掛圖。
我對馬爾科姆瞭解多少？我隻知道他的右後顳區長瞭一個原發性腦瘤，離腦幹很近，十分危險。腫瘤導致他左半邊身體癱瘓，一隻耳朵失聰。這周是他化療的第二個療程的第二周。
今天早上，他的父母來探望過他。腫瘤醫生告訴瞭他們一個好消息：馬爾科姆的腫瘤似乎在縮小。一小時後，馬爾科姆留下一張字條，上面隻有兩個字：“抱歉。”他離開病房，從四樓的一扇天窗鉆瞭出去，爬上屋頂。想必是有人沒把窗戶鎖好，或者他想辦法把它打開瞭。
情況就是這樣，我對這個年輕人的瞭解僅此而已。他要承受的東西比同齡人多得多。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有沒有喜歡的足球隊，或者有沒有崇拜的銀幕英雄。我更瞭解他的疾病，而不是他這個人本身。這就是為什麼我一直在掙紮，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毛衣下的安全帶緊緊地勒著我，很不舒服。它看起來就像是那種父母用來綁住自己剛學會走路的小孩，以防他們亂跑的奇特裝置。萬一我失足墜落，安全帶就能救我一命，前提是我的隊友沒有忘記將它的另一端固定好。這種擔心聽起來可能很荒謬，但在危機發生時，這樣的細節有時恰恰會被人遺忘。或許我應該退回窗戶那裡，叫人去檢查檢查。這麼做會不會不夠專業？是的。但這麼做明智嗎？是的。
屋頂的鴿子糞星星點點，青石板瓦上覆蓋著地衣和苔蘚。它們看上去就像是被嵌進石板裡的植物化石，但實際上，地衣和苔蘚讓屋頂變得滑溜溜的，危機四伏。
“我說這些可能沒多大意義，馬爾科姆，不過我覺得，你的感受我也能理解一點。”我再一次嘗試跟他溝通，“我也疾病纏身。不是說我也得瞭癌癥，我沒有。拿我跟你對比就好像拿蘋果跟橙子對比，不過，不管是蘋果還是橙子，它們畢竟都是水果，是吧？”
右耳中的耳機開始“刺啦刺啦”作響。“老天，你在搞什麼？”一個聲音說，“別跟他聊什麼水果色拉瞭，趕緊把他拉進來！”
我把耳機扯瞭下來，任它在肩膀上晃蕩。
“你知道為什麼人們總是說‘沒事的，一切都會好起來的’這句話嗎？因為他們已經不知道有什麼能說的瞭。我也不知道還能跟你說什麼，馬爾科姆。我甚至不知道該問你什麼問題。
“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跟身患疾病的人打交道才算得體。很不幸，這個世界上沒有一本書教你這方面的禮儀，也沒有一張‘什麼該做什麼不該做’的清單。你要麼擺出一副淚眼汪汪、馬上就要哭出來的樣子，要麼強顏歡笑，跟對方打趣聊天。還有一個選項，就是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馬爾科姆沒有回應我。他的目光越過屋頂，凝望遠方，仿佛灰蒙蒙的天幕高處有一扇小小的窗戶。他的白色睡衣很單薄，袖口和領口上有一圈藍色的針腳。
從膝蓋間，我看到地面上有三輛消防車、兩輛救護車，還有六輛警車。其中一輛消防車的轉臺上有一架雲梯。在這之前，我一直都沒怎麼留意過那架梯子，但現在我註意到瞭，因為我發現它在緩緩上升。他們這是要幹什麼？就在這時，馬爾科姆用背抵著傾斜的屋頂，站瞭起來。他蹲在屋頂邊緣，腳趾扣在簷溝裡，就像一隻棲息在樹枝上的鳥兒。
我聽到有人在尖叫，原來是我自己。我在朝底下的人喊叫。我瘋狂地打手勢，示意他們趕緊把梯子移開。馬爾科姆看起來格外冷靜，我反倒像是那個要跳樓自殺的人。
我胡亂摸索到耳機，塞進耳朵，隻聽到一陣混亂。重大案件小組的人在朝消防總長嘶吼，消防總長在朝他的副官嘶吼，後者又在朝某人嘶吼。
“別，馬爾科姆！等一下！”我的聲音聽起來無比絕望，“看那架梯子。它下去瞭。看到瞭嗎？它下去瞭。”血液在我耳朵裡奔騰，嘭嘭作響。他仍蹲在屋頂邊緣，彎瞭彎腳趾，接著又舒展開。我望向他的側臉，看到他長長的黑色睫毛在緩緩扇動。他的心臟在狹窄的胸腔中如鳥兒般跳動。
“看到下面那個戴紅頭盔的消防員瞭嗎？”我說著，想打斷他的思緒，讓他意識到我的存在，“就肩膀上有黃銅紐扣的那個。你覺得我有沒有可能從這裡啐中他的頭盔？”
就在那一剎那，馬爾科姆向下掃瞭一眼。這是他第一次對我說的話和做的事情有所反應。他的心門開瞭一道縫隙。
“有些人愛吐西瓜籽，也有些人愛吐櫻桃核。在非洲，有人喜歡吐大型動物的糞便，挺惡心的。我以前讀過一本書，書上說，人類吐扭角林羚糞便的世界紀錄有三十英尺遠。我覺得扭角林羚應該是某種羚羊吧，不過我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傢。我更喜歡經典的吐口水，它的要義可不在於長度，而在於精度。”
現在，他看著我瞭。我把頭猛地往前一送，一團白色的唾沫從我嘴中噴出，呈弧線形飛落。唾沫被風吹得向右偏，打在瞭警車的風擋玻璃上。在一片沉默中，我思考著這口口水到底哪裡吐得不對。
“你沒考慮風速。”馬爾科姆說。
我擺出一副洞悉一切的樣子，點瞭點頭，盡管他說的話我難以茍同，但我內心尚未凍結的一部分泛起瞭一絲暖意。“你說得對。這裡的建築構成瞭一個小小的風洞。”
“你在找借口。”
“光說不練假把式。”
他望向地面，考慮著我的話。他雙手抱膝，似乎在取暖。這是一個好跡象。
過瞭一會兒，一小團唾沫在空中劃過一道弧線，朝下飛去。我們目不轉睛地盯著它下落，幾乎想用意念控制它的方向。唾沫正好砸在一個電視記者的雙眼之間，馬爾科姆和我同時發出一聲懊惱的嘆息。
我的下一口唾沫落在瞭門前的階梯上，沒有打中人。馬爾科姆問我能不能換一個目標。他想再吐中那個電視記者一次。
“真可惜我們沒有水彈。”他說著，把下巴抵在膝蓋上。
“如果能讓你隨便把水彈扔到別人頭上，你會扔誰？”
“我爸媽。”
“為什麼？”
“我不想再做化療瞭。我受夠瞭。”他沒有繼續解釋，但他也不需要解釋。相較於其他任何治療手段，化療的副作用更為糟糕。嘔吐、惡心、便秘、貧血和極度疲勞叫人不堪忍受。
“你的腫瘤醫生怎麼說？”
“他說我的腫瘤在縮小。”
“這是好事啊！”
他冷笑一聲，說：“他們上次也是這麼說的。其實，他們隻是把癌癥在我的身體裡趕來趕去。但他們趕不走它。它換個地方又藏起來瞭。他們從未和我說過要把病‘治好’，他們隻說要讓我的病情‘緩解’。有時候醫生什麼都不跟我說，隻跟我爸媽說悄悄話。”他咬住下唇，血液湧向凹陷的位置，形成一塊深紅色的咬痕。
“我爸媽覺得我怕死，但其實我根本不怕。你看看醫院裡的那些孩子。跟他們比起來，至少我還算有過一段生活。能再活五十年固然很好，但我說過，我真的不怕死。”
“你還要做幾次化療？”
“六次。做完之後就聽天由命瞭。我不介意掉頭發。很多足球運動員都愛剃光頭。看看大衛·貝克漢姆。他就是個‘二傳手’，但他是最出色的球員。隻可惜他沒有眉毛。”
“我聽說貝克漢姆是故意把眉毛拔掉的。”
“他找有錢人幫他拔的？”
“對。”
我幾乎把他逗笑瞭。在靜默中，我聽到馬爾科姆的牙齒在打戰。
“如果化療失敗，我爸媽肯定會叫醫生繼續嘗試。他們永遠也不會放過我。”
“你年紀已經不小瞭，可以自己做決定。”
“跟我說沒用，跟他們說去。”
“如果你想，沒問題。”
他搖瞭搖頭，我看到他眼裡泛起淚花。他想忍住，可大滴大滴的淚珠從他長長的睫毛上掉落，他抬起前臂，擦去眼淚。
“你跟誰聊過天嗎？”
“我喜歡其中一個護士。她對我一直很好。”
“她是你的女朋友嗎？”
他臉紅瞭。在他的蒼白皮膚的襯托下，他的頭看起來仿充滿瞭血。
“為什麼你不進屋，然後咱們慢慢聊呢？如果不給我點東西喝，我可沒口水能吐瞭。”
他沒有回答，但我看到他的肩膀垂瞭下去。他又沉浸在和自己的對話中瞭。
“我有一個女兒，她叫查莉，今年八歲。”我說著，想過去抱住他，“我記得，那時她大概四歲，我們在公園裡，我在推她蕩秋千。她跟我說：‘爸爸，你知道嗎，如果你把你的眼睛閉得緊緊的，緊得能看到白色的星星，等你再睜開時，你就來到瞭一個全新的世界。’這個想法挺美好的，對不對？”
“但這不是真的。”
“它可以是真的。”
“除非你自欺欺人。”
“為什麼不呢？有什麼在阻止你這樣想嗎？人們總覺得憤世嫉俗、悲觀處世很簡單，但真要達到那樣的心境，其實異常艱難。相比之下，滿懷希望地面對生活簡單多瞭。”
“我腦子裡長瞭一顆動手術都治不好的腫瘤。”他語氣狐疑地說。
“沒錯，我知道。”
我的話聽起來空洞無比，我不知道馬爾科姆會不會也這麼覺得。我曾對我說的話堅信不疑。十天的時間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馬爾科姆打斷瞭我的思路。“你是醫生嗎？”
“心理醫生。”
“再跟我說一遍，我為什麼要下去？”
“因為這裡很冷，很危險，而且我見過人從樓頂摔下去會變成什麼樣子。進來吧，裡面暖和。”
他往下掃瞭一眼，地面上，救護車、消防車、警車和媒體的面包車匯聚成瞭一片海洋。“吐口水比賽是我贏瞭。”
“行，你贏瞭。”
“你會勸勸我爸媽嗎？”
“肯定會，我保證。”
他想站起來，但他的腳凍僵瞭。他左邊身子癱瘓，左手根本使不瞭勁。他要用兩隻手才能站起來。
“別動。我讓他們把梯子送上來。”
“不要！”他慌張地說。我看懂瞭他臉上的神情。他不想自己被救下來時還要面對閃光燈的洗禮，外加記者的采訪。
“行。我來救你。”我大為驚訝，自己居然說出瞭這麼勇敢的話。我側過身，屁股抵著墻，顫顫巍巍地朝他的位置移動——我太害怕瞭，腿都不敢站直。我沒忘記身上的安全帶，不過我也堅信，沒有人會那麼無聊，把安全帶的另一端解開。
我沿著簷溝一點一點移動，滿腦子都是事情出差錯的畫面。如果這是一部好萊塢電影，馬爾科姆將在最後一刻，腳下一滑，摔下大樓，而我則會迅速俯身，在半空中抓住他。又或者角色互換，我摔下去，他把我救上來。
但換個角度看，因為這是真實生活，不是電影，我們很可能會雙雙墜亡，又或者馬爾科姆活瞭下來，而我則是一個把自己摔得粉身碎骨的救人勇士。
盡管馬爾科姆沒有動，但我看到，他的眼睛裡流露出瞭新的情緒。幾分鐘前，他已經準備好義無反顧地從屋頂一躍而下。而此刻，當他想活下去時，腳下的虛空便化作瞭深淵。
美國哲學傢威廉·詹姆斯（他患有幽閉恐懼癥）在一八八四年寫瞭一篇探究恐懼本質的論文。在這篇論文裡，他舉瞭一個人遇到熊的例子：他是因為感到害怕而逃跑，還是他先開始逃跑然後才感到害怕？換句話說，一個人有時間去思考某件事物是否可怕嗎，還是人對可怕事物做出反應會先於思考本身？
從那時起，科學傢和心理學傢便就這個類似“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問題，展開瞭無休止的爭論。哪樣東西先出現——是人自覺產生的恐懼意識，還是劇烈的心跳和噴湧的腎上腺素，驅使我們戰或逃？
現在，我知道答案瞭，但我太過害怕，忘卻瞭問題。
我離馬爾科姆隻有幾英尺遠瞭。他雙頰映著淺藍色的光，身體不再發抖。我背抵著墻，一條腿向下伸，撐起身子，讓自己站起來。
我朝馬爾科姆伸出手，他望瞭半晌，接著也緩緩向我伸手。我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將他拉瞭起來，臂彎箍住他纖細的腰。他的皮膚冷得像冰塊。
我解開安全帶前部，拉長帶子。我把安全帶繞過他的腰，再重新扣好，將我們倆緊緊地綁在一起。他的羊毛帽抵著我的臉頰，觸感粗糙。
“你要我做什麼？”他聲音沙啞地問。
“祈禱帶子的另一端系牢瞭。”
[1]1英尺約合30.48厘米。——譯者註。全書頁下註均為譯者註，之後不再一一標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