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安娜在閑置的臥室裡做伸展運動。每天早上，她都會在臥室裡做一些類似瑜伽的動作。這些動作的名號聽起來就像美洲印第安女人的名字：“奔跑麋鹿”遇上“潺潺流水”。
朱莉安娜習慣瞭早起，每天早上六點半，她已洗漱完畢。我跟她完全不一樣。昨夜，我的夢裡充斥著鮮血淋淋、傷痕累累的臉龐。
朱莉安娜光著腳，隻穿著睡衣上衣，輕手輕腳地走進臥室。她彎下腰，吻瞭吻我。
“昨晚你睡得不怎麼踏實啊。”
我把她的頭按在胸前，她輕拍我的脊柱，指尖在上面翩翩起舞，感受到我的顫抖。她的動作提醒我，她對我瞭如指掌。
“忘瞭告訴你，之前，查莉跟著唱詩班去唱聖誕頌歌瞭。”
“該死！我完全忘瞭這回事。”那是周四早上的事，查莉在牛津街唱詩。“我當時跟那個探長在一起。”
“別擔心，她會原諒你的。聽說在回傢的公交車上，有個叫瑞安·弗雷澤的男孩親瞭她一口。”
“不要臉的小崽子。”
“她跟三個朋友合力抓住瞭他，把他摁住瞭。真不容易。”
我們放聲大笑，然後我把她拉到身上。
“在床上陪陪我。”
她笑瞭笑，靈巧地滑到一旁。“不行。我很忙的。”
“來嗎？”
“現在還不是時候。你要保護好你的‘夥計們’。”
我的“夥計們”指的是我的精子。但從她嘴裡說出來，這些“夥計們”聽起來像一個個傘兵。
她開始穿衣服瞭。她把白色的比基尼內褲順大腿提起，拉到位置後啪的一聲松開。接著，她把內衣舉過頭頂，肩膀一低，送入胸罩的肩帶。她不會再給我一個吻。如果她再吻我一口，我可能就不會放她走瞭。
她離開臥室，我躺在床上，聽她在房子裡走動，她走路時幾乎足不沾地。我聽到她往水壺裡倒滿瞭水，把門前臺階上的牛奶拿進瞭屋。我聽到她拉開瞭冰箱門，按下瞭烤面包機的開關。
我從床上掙紮著起來，走瞭六步，進瞭浴室，打開淋浴噴頭。地下室的鍋爐打瞭個嗝，水管“咕嚕咕嚕”地作響。我站在冰冷的瓷磚上等水來，身子瑟瑟發抖。噴頭在顫抖。我感覺，水龍頭附近的瓷磚隨時會松動掉落。
噴頭幹咳瞭兩下，冒出一聲刺耳的怒叱。一股渾濁的細流淌瞭下來，突然又斷瞭。
“鍋爐又壞瞭！”朱莉安娜在樓下喊道。
好樣的！棒極瞭！某處，一個水暖工正在嘲笑我。毫無疑問，他正在跟他的水暖工同事吹噓，他是如何假裝幫人修好瞭侏羅紀時代的鍋爐，還收瞭那人一筆足夠去佛羅裡達快活兩周的錢。
我用一個新的剃須刀，就著冷水刮瞭胡子，沒有割到自己。這看起來像是一次不值一提的勝利，但值得留意。
我走進廚房，看見朱莉安娜正用按壓式咖啡壺做好咖啡，並在一塊全麥吐司上抹好瞭上等果醬。吃米餅的時候，我總感覺自己就像個小孩。
我還記得跟她初次見面時的情形。那年她是大一新生，在倫敦大學讀語言學。我則在攻讀研究生學位。我是那種連親媽都不會誇我帥的人。當時的我留著一頭棕色鬈發，有一個梨形鼻子，皮膚稍稍暴露在陽光下就會立刻長雀斑。
那時我選擇留在大學繼續攻讀學位，下定決心要睡遍學校裡的每一個蕩婦，結果到瞭第一學年末，我還沒拿定主意要睡誰，但和其他想成為風流浪子的同學不一樣，我用力過猛瞭。我也曾趕時髦，故意不修邊幅、起哄搗亂，但甚至在這方面，我都一敗塗地。不管我在別人傢地板上拿夾克當枕頭睡瞭多少晚，它都不肯起皺，也不肯沾上污漬。我想讓別人覺得我瀟灑頹廢，還帶著知識分子獨有的憂鬱，但最後呈現出的效果，反倒讓我看起來像個趕著去參加人生中第一場面試的人。
我曾在南非大使館外特拉法加廣場的一場集會上發言，大肆抨擊種族隔離的罪惡。“你很有激情嘛！”聽完我的演講後，她這麼對我說。她在酒吧裡向我做自我介紹，還讓我從我們喝的那瓶酒裡給她倒一杯雙份威士忌。
當晚，喬克也在——他正忙著邀請女孩子們在他的T恤上簽字。我知道，他肯定不會錯過朱莉安娜。她是酒吧裡的一張新面孔——還是一張俏面孔。他把手繞到她的腰上，說：“隻要能陪在你身邊，我就能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她沒有露出半點笑容，拿開瞭他的手，說：“可惜瞭，‘勃起’算不上個人成長。”
眾人哄堂大笑，除瞭喬克。接著，朱莉安娜在我的桌子旁坐下，我無比驚訝地望著她。我從未見過有誰能如此老練地殺瞭我摯友的威風。
當她誇我“很有激情”時，我努力忍住，沒有臉紅。她笑瞭起來。她下唇上有一塊黑色雀斑。我想親吻那塊雀斑。
她灌瞭五杯雙份威士忌，最後醉倒在吧臺上。我把她抬上一輛出租車，把她帶回瞭我在伊斯靈頓的臥室兼起居室。那晚，她睡在日式床墊上，我睡沙發。早上起來，她親瞭親我，感謝我如此富有紳士風度。接著，她又親瞭我一口。我仍記得那一刻她的眼神。那裡面流露出的不是放蕩。她的眼睛不是在說：“咱們找些樂子，看看會發生什麼事吧。”而是在說：“我要做你的妻子，懷上你的孩子。”
我們一直是一對古怪的情侶。我素愛安靜，為人實際，討厭鬧哄哄的派對，不喜逛酒吧，周末習慣回傢。她則是傢中獨女，父親是一位畫傢，母親是一位室內設計師。平日裡，她打扮得像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佩花嬉皮士[1]，永遠隻關註他人最好的一面。朱莉安娜從不去派對——因為派對會為她而來。
三年後，我們結婚瞭。那時，我早已被朱莉安娜管教得服服帖帖——我學會瞭把臟衣服放進籃子裡，平時把馬桶坐墊放下來，晚宴上不能貪杯。與其說朱莉安娜“改掉瞭我身上這樣那樣的小毛病”，倒不如說她修補瞭我品格上的一些缺陷。
那已經是十六年前的事瞭。如今回望，猶似昨日。
朱莉安娜把一份報紙推到我面前。報紙上是一張凱瑟琳的照片，頭條標題是：“議員侄女飽受折磨而死”。
內政部副部長塞繆爾·麥克佈賴德聽聞自己二十七歲的侄女慘遭謀殺，悲慟難當。
昨天，眾議院議長代表議院向這位佈萊頓勒桑茲的工黨議員表達瞭最誠摯的哀悼，後者神情十分悲痛。
六天前，警方在西倫敦肯薩爾綠野公墓的大聯盟運河旁發現瞭凱瑟琳·麥克佈賴德的裸屍。她身上有數道刀傷。
“目前，我們正集中精力追查凱瑟琳最後的行蹤，並尋找在她死前幾天見過她的人。”領導此次調查的偵緝探長文森特·魯伊斯如是說。
“根據我們掌握的信息，她曾在十一月十三日從利物浦坐火車去瞭倫敦。我們相信，她是來倫敦參加一場工作面試的。”
凱瑟琳雙親離異，她和傢人疏遠多年，曾在利物浦當過社區護士。
“她的童年十分艱難，她似乎迷失瞭方向。”凱瑟琳的一位朋友稱，“最近，她的傢人也曾嘗試跟她和解。”
朱莉安娜又倒瞭一杯咖啡。“過瞭這麼多年，凱瑟琳又出現瞭，你不覺得這很古怪嗎？”
“古怪？你想說？”
“我不知道。”她微微顫抖瞭一下，“我是說，她給我們帶來瞭那麼多麻煩。你差點連飯碗都丟瞭。我還記得，你當時有多生氣。”
“那是因為她受傷瞭。”
“那是因為她懷恨在心。”
她掃瞭眼凱瑟琳的照片。那張照片是她從護士學校畢業那天拍的。照片裡，她笑容燦爛，手裡緊緊地握著一張畢業證書。
“現在呢，她又回來瞭。警察找到她的時候，我們就在現場。怎麼這種事都能讓我們碰上？然後警察還叫你去幫忙辨認她的——”
“所謂巧合，無非就是幾件事同時發生罷瞭。”
她翻瞭個白眼。“你說起話來，真像一個名副其實的心理醫生。”
[1]指鼓吹世界和平和博愛的嬉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