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普林菲爾德，密蘇裡，1938年6月14日。
瑪麗安·多拉德·特拉弗恩，疲倦而且渾身疼痛，在市醫院門口下瞭一輛出租車。她艱難地爬臺階的時候，熱乎乎的風帶著沙礫吹打著她的腳踝。她手裡拉的行李箱比她穿的松垮垮的工裝要好對付一些，她壓在隆起的腹部的網眼狀的提包也一樣。她的提包裡隻剩三枚硬幣瞭，加在一起隻有六毛錢。她的肚子裡懷著弗朗西斯·多拉德。
她告訴接待處的護士她叫貝蒂·約翰遜，其實這是謊話。她說她的丈夫是個音樂人，可是她不知道他在哪裡，這倒是真的。
他們把她帶進慈善區的一個母嬰病房。她並沒有向兩邊其他的產婦張望，而是低頭看著腳下的走廊。
四個小時以後她被推進產房，在這裡弗朗西斯·多拉德出生瞭。產科醫生說這孩子“更像一隻扁鼻子的蝙蝠”，又一句真話。他生來就在上嘴唇以及硬腭和軟腭上有雙向的裂縫。他嘴的中央向下塌陷而且向外突起。他的鼻子是扁平的。
院方的負責人決定先不讓母親看嬰兒。他們等著看嬰兒在沒有氧氣的情況下是不是能存活。他們把他放在嬰兒室靠後面的床位上，把他放在觀察窗看不到的地方。他能呼吸，卻不能吃奶。他的上腭有縫，所以他不會吮吸。
第一天的哭聲不像一個吸入海洛因的嬰兒那樣持續，可是卻是一樣劇烈。
到瞭第二天下午，他虛弱得隻能輕輕地哭號瞭。
在下午三點交接班的時候，他床邊來瞭一個粗壯的背影。普林斯·伊絲特爾·邁茲，二百六十磅重，婦產科的清潔工和護工，站在他床邊看著他，雙手搭在胸前。她在病房待瞭二十六年瞭，看過三萬九千多個嬰兒，她知道孩子隻要會吃就能活。
普林斯·伊絲特爾從主那裡沒有得到任何指示讓這個孩子死。她不能確定醫院負責人是不是得到瞭。她從兜裡掏出一個橡膠瓶塞，頂端被吸管穿瞭個孔。她用膠塞吸瞭些奶。她的一隻大手就可以抱著嬰兒並且扶著他的頭。她把他貼近自己的胸口，直到確信他聽到瞭自己的心跳。然後她把他的嘴唇輕輕撥開，把瓶塞裡的奶擠到他的喉嚨裡。就這樣他喝瞭兩盎司的奶，然後睡著瞭。
“嗯哼。”她說，把他放下，提著尿佈桶又接著幹她平時幹的活去瞭。
到瞭第四天護士們把瑪麗安·多拉德·特拉弗恩挪到一個單獨的房間。曾經住在這裡的病人留下的蜀葵被插在一隻釉瓶中，放在臉盆架上，它們開得正盛。
瑪麗安是個很漂亮的女孩，她臉上因為妊娠而產生的虛胖正在消退。醫生開始對她說話時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她看著醫生，能聞到他手上濃烈的香皂味。她起初並沒有聽到醫生在說什麼，而是想著他眼角的魚尾紋，過瞭一會兒她才反應過來。她閉上瞭眼睛，等著他們把嬰兒抱過來。
最後她睜開眼睛。她失聲尖叫的時候，他們把房門悄悄關上瞭。然後他們給她打瞭一針鎮靜劑。
第五天她獨自離開瞭醫院，並不知道該去哪裡。她再也不能回傢瞭，她的母親早已明確地告訴過她瞭。
瑪麗安每走一步都很艱難，她數著路燈之間走的步數。每走過三個路燈她就停下，坐在皮箱上歇一歇。至少她還有隻皮箱。在每個小鎮的汽車站旁邊都有當鋪。這種歇腳的方法是她從流浪的丈夫那裡學到的。
1938年的斯普林菲爾德還不是整形手術中心。在這裡，你的臉長得什麼樣就是什麼樣。
市醫院的一位外科醫生為弗朗西斯·多拉德盡瞭最大的努力，他用彈力帶把嬰兒的嘴前部的突出部分收縮回來，然後用一種現在已經過時瞭的矩形瓣修復技術把他上唇的縫合攏。手術的美容效果並不理想。
醫生在這個技術問題上有困難，他決定——現在看來這個決定很正確——修補嬰兒的硬腭要等到孩子長到五歲以後再做。在嬰兒時期做這樣的手術會讓他的臉扭曲的。
一個本地的牙醫自願做一個堵塞器吸在上腭上，這樣嬰兒吮吸的時候不至於將食物灌進鼻腔。
嬰兒在斯普林菲爾德孤兒院待瞭一年半，然後進瞭摩根·李紀念堂孤兒院。
S.B.“巴迪”，洛麥克斯教士是孤兒院的院長。“巴迪”教士把孤兒院的孩子們召集在一起並告訴他們弗朗西斯是個“三瓣嘴”，但是他們必須記住永遠不許這麼叫他。
“巴迪”教士建議他們為他祈禱。
弗朗西斯·多拉德的母親在生下小孩以後學會瞭自己照顧自己。
她先在聖路易斯民主黨委的一個小區頭目的辦公室裡當打字員。在他的幫助下，她在特拉弗恩缺席的情況下把婚約廢除瞭。
在廢除婚約的程序中她沒有提到孩子的事情。
她也再沒有和她的母親來往。（她媽媽在她離開傢與特拉弗恩出門的時候給她的臨別贈言是：“我把你養大不是為瞭讓你和一個愛爾蘭渣滓鬼混。”）
瑪麗安的前夫曾經給她的辦公室打過一次電話。他清醒而又虔誠地告訴她，他獲救瞭，並且想知道他、瑪麗安，還有他們的孩子——他要是早知道他的存在該會多快樂——是否能重新走到一起過一種新的生活。他聽起來像是破產瞭。
瑪麗安告訴他，孩子生下來就死瞭，然後掛斷瞭電話。
他有一天喝醉瞭酒，拎著箱子在她住宿的地方出現瞭。當她讓他走開的時候，他說他們的婚姻是因為她的緣故才破裂的，因為她的緣故孩子才死的。他懷疑那孩子的父親到底是不是他。
在盛怒之下瑪麗安·多拉德告訴邁克爾·特拉弗恩，他到底弄出來瞭個什麼樣的東西，而且告訴他，他可以隨便去領養他。她提醒特拉弗恩，他的傢族裡曾有兩個是天生唇裂的。
她把他推到街上，告訴他從今往後別再來找她。他做到瞭。可是這並沒阻擋他去找她母親。那是多年以後的事瞭。一次他喝醉瞭酒，想著瑪麗安新婚的丈夫和她過上的舒適生活，他感到不平衡瞭。他告訴多拉德老太太她女兒有個殘疾的兒子，而且她自己的齙牙就證明這孩子的殘疾基因是在她們傢這邊。
一個星期以後一輛堪薩斯城的有軌電車把他攔腰軋成瞭兩截。
特拉弗恩告訴老太太瑪麗安有個被隱匿的兒子後，老太太當天晚上沒有睡著，坐瞭大半夜。清瘦的她坐在搖椅裡若有所思地凝視著壁爐裡的火焰。到瞭黎明時分她開始慢慢地卻堅定地在搖椅裡搖擺。
在這棟大房子的樓上，有個沙啞的聲音在夢境中叫喊。多拉德老太太頭頂的樓板吱吱嘎嘎地響起來，有人趿著鞋向衛生間裡走。
頭頂上傳來重重的砰的一聲——有人跌倒瞭——那沙啞的聲音在疼痛中叫喊。
多拉德老太太一直盯著壁爐裡的火。她搖得更快瞭，這時候，那叫聲知趣地停止瞭。
到瞭快五歲的時候，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孤兒院迎來瞭自己的第一個探視者。
他當時正在自助餐廳的油煙裡坐著，一個大一點的男孩找到他並把他帶到“巴迪”教士的辦公室。
和“巴迪”教士一起的是位高個子的中年女士，臉上塗滿瞭粉，頭發挽瞭一個很緊的圓髻，她的臉煞白，灰白的頭發上有一些黃色的發絲，她的眼睛和牙齒上有黃色的斑點。
讓弗朗西斯感動也讓他記憶一生的是，她看到他的臉時她的笑容中露出那樣的愉悅。這在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也沒有人再做過第二次。
“這是你的外婆。”“巴迪”教士說。
“嗨囉。”她說。
“巴迪”教士用他的大手擦瞭擦自己的嘴，然後說：“說‘嗨囉’。快說呀。”
弗朗西斯已經學會用上唇鼓住鼻孔說個把詞，可是他沒有多少機會說“嗨囉”，“囉”是他能發出的最好的音。
外婆看起來仿佛更加為他高興瞭。“你能說‘外婆’嗎？”
“試著說‘外婆’。”“巴迪”教士說。
“婆”字聲母的爆破音難住瞭弗朗西斯。他屏住呼吸竭力要發對音，結果倒很容易地把眼淚憋出來瞭。
一隻紅色的馬蜂嗡嗡地飛進來敲打著天花板。
“沒關系，”他的外祖母說，“我肯定你能說出你的名字。我剛才認識的那個像你一樣的大孩子就能說他的名字。給我說一個吧。”孩子的臉高興得綻開笑容。大孩子們曾經幫他練過。他想讓她高興，他鼓起勇氣。
“破爛臉。”他說。
三天以後多拉德太太到孤兒院把弗朗西斯領回傢。她立刻開始教他發音。他們隻練一個詞：“媽媽。”
在毀除婚約以後兩年，瑪麗安遇到瞭霍華德·瓦格特並與他結瞭婚。他是個很能幹的律師，而且和聖路易斯黨棍以及老潘德閣斯特黨棍在堪薩斯城的舊部有很緊密的往來。
瓦格特是個鰥夫，他的三個小孩都很年幼。他和藹可親而且事業心十足，比瑪麗安大十五歲。世上沒有他不喜歡的東西，除瞭《聖路易斯每日公報》。這傢報社在1936年選民計票的醜聞中損害瞭他的名譽，而且在1940年聖路易斯黨棍試圖篡奪州長職位的時候把他們曝光瞭。
到瞭1943年他的時運似乎重來瞭。他是州議會議員的候選人，而且被提名成為馬上成立的州憲法大會的代表。
瑪麗安是個得力的內助而且是很迷人的女主人。瓦格特給她在橄欖街買瞭一棟漂亮的半木制結構的新房，適合舉行各種社交活動。
弗朗西斯·多拉德在外婆傢住瞭一個星期，然後外婆帶著他來到瞭橄欖街。外婆從來沒有去過她女兒傢。開門的女傭不認識她。
“我是多拉德太太。”她說，不顧女傭的阻攔闖瞭進去。她的長襯裙在後面露出的部分足有三英寸長。她領著弗朗西斯來到一個很舒適的有壁爐的大客廳裡。
“誰來瞭，瓦厄拉？”樓上傳來一個婦人的聲音。
外婆雙手捧著弗朗西斯的臉。他能聞到冷冰冰的皮手套的味道。一陣急切的耳語。“去見媽媽，弗朗西斯。去見媽媽。快去啊。”
他向後退縮著，在她的眼前扭動。
“去見你媽媽，快去！”她抓住他的兩條胳膊，拖著他走到樓梯口。他爬到樓梯拐角處，回頭向下張望。她努努嘴示意他上去。
到瞭上面來到那奇怪的通向敞開門的臥室的過道。
媽媽正坐在梳妝臺邊對著鏡子檢查自己的化妝，鏡框上裝著電燈。她正在為出席一個政治集會而打扮，太濃的妝會不適宜的。她背朝著門。
“媽拉。”弗朗西斯齉著聲音叫著，像無數次被教過的那樣。他盡自己最大的努力想把詞念準。“媽拉。”
她從鏡子裡看到他。“要是你在找耐德，他還沒放……”
“媽拉。”他走到無情的燈光下。
瑪麗安聽到她媽媽在樓下要人倒茶的聲音。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坐得筆直。她沒有轉身，卻關上鏡框上的燈，從鏡子邊消失瞭。在昏暗的房間裡她發出瞭一聲低低的哭號，最後變成啜泣。也許是為她自己，也許為瞭她的孩子。
從那以後外祖母帶著弗朗西斯去所有的政治集會，告訴人們他是誰，從哪裡來。她讓他向每個人說“嗨囉”。他們在傢裡從來不練習說“嗨囉”。
瓦格特那次大選落後對手一千八百張選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