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皇帝、父親做攝政王的這三年間，我大概是在最後一年才認識自己的父親的。那是我剛在毓慶宮讀書不久，他第一次照章來查看功課的時候。先是有個太監進來稟報說：“王爺來瞭。”老師和我都緊張起來，趕忙把書桌整理一下，老師把見王爺時該做什麼，指點瞭給我，然後我們都站立等候。過瞭一會兒，一個頭戴花翎，嘴上沒胡須的陌生人出現在書房門口，挺直地立在我的面前瞭，這就是我的父親。我按傢禮給他請瞭安，然後一同落座。坐好，我拿起書按老師的指示念起來：“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王立於沼上……”
不知怎的，我心慌得很，再也念不下去。可是他好像比我還慌張，連忙點頭，聲音含混地說：“好，好，皇上好，好好地念，念書吧！”說完，又點瞭一陣兒頭，然後站起來走瞭。他在我這裡一共待瞭不會超過兩分鐘。
從這天起，我知道瞭自己的父親是什麼樣：不像老師，他沒胡子，臉上沒皺紋，他腦後的花翎子總是跳動。以後他每隔一個月來一次，每次也都不過兩分鐘。我又知道瞭他說話有點結結巴巴，並且弄明白瞭他的花翎子愛跳動的原因，是他一說話就點頭。他說話很少，除瞭幾個“好，好，好”以外，別的話也很難聽清楚。
民國時代有不少寫清室王公們軼事的報刊小品和稗史筆記，不少是可以補進《笑林廣記》去的。有些關於我父親的故事，未必可信，不過也能反映出其性格的一部分。還記得《大公報》上一篇小品，喻其性格為“木樓座鐘”。一位在我出紫禁城不久前去做內務府大臣的遺老說他：“與王公大臣常相對無言，即請機宜亦囁嚅不能立斷。”雖都非親見，倒也有些近實。
我的弟弟曾聽母親說過，辛亥那年父親辭瞭攝政王位，從宮裡一回來便對母親說：“從今天起我可以回傢抱孩子瞭！”母親被他那副輕松神氣氣得痛哭瞭一場，並且後來告誡弟弟：“長大瞭萬不可學阿瑪（滿洲語父親）那樣！”這段故事和父親自署“退庵居士”的別號，雖都不足以證明什麼真正的“退隱”之志，但也可以看出他對那三年監國是夠傷腦筋的。那三年可以說是他一生最失敗的三年。
對他來說，最根本的失敗是沒有能除掉袁世凱。有一個傳說是光緒臨終時向攝政王托付過心事，並且寫瞭“殺袁世凱”四個字的朱諭給瞭這位親兄弟。據我所知，這場兄弟會見是沒有的，攝政王要殺袁世凱為兄報仇的事雖確有其事，也被奕劻為首的一班軍機大臣給攔阻住瞭。詳情無從得知，隻知道最讓父親泄氣的是奕劻的一番話：“殺袁世凱不難，不過，北洋軍如果造起反來怎麼辦？”結果是隆裕太後聽從瞭張之洞等人的主意，叫袁世凱回傢去養那根本沒有的“足疾”，放走瞭袁世凱。這場為兄報仇的戲算是吹瞭。
有位在內務府幹過差使的遺少給我說過，當時攝政王為瞭殺袁世凱，還想照學一下康熙皇帝用過的辦法。康熙殺大臣鰲拜的辦法是這樣：他把鰲拜召來，先賜給一個座位，那座位是準備好的一個隻有三條好腿的椅子，坐椅子的人不提防給閃瞭一下，因此構成瞭“君前失禮”的死罪。攝政王也想用這類辦法對付袁世凱，參加計劃的還有小恭親王溥偉。溥偉有一柄道光皇帝賜給他祖父奕的白虹刀，他們把它看成太上寶劍一樣的聖物，溥偉就帶著這把刀，準備作殺袁之用。一切計劃停當瞭，結果又被張之洞等人攔住，還是不成功。這件未可置信的故事至少有一點是真的：那時有人極力保護袁世凱，也有人企圖消滅袁世凱，並且給我父親出謀劃策的，是大有人在的。袁世凱在戊戌後用大量銀子到處送禮拉攏，畢竟還有用銀子消除不瞭的敵對勢力。這些敵對勢力並不全是過去的維新派和帝黨人物，也有和奕劻爭地位的，也有不把所有兵權拿到手誓不甘休的，也有為瞭其他目的而把希望寄托在倒袁之舉上的。殺袁世凱和保袁世凱問題早已不是什麼維新與守舊、帝黨與後黨之爭，也不是什麼滿漢顯貴之爭，而是這一夥親貴顯要和那一夥親貴顯要間的奪權之爭。就以當時的親貴內閣來說，就分成慶親王奕劻等人的一夥和公爵載澤等人的一夥兒。給我父親出謀劃策以及要這要那的，就是後面這一夥。
無論是哪一夥，都有一群宗室覺羅，八旗世傢，漢族大臣，南北謀士；這些人之間又都各有分歧，各有興趣。比如載字輩的澤公，一心一意想取堂叔慶王的總揆而代之，醇王府的兄弟們就首先要取代袁世凱等漢人的軍權。向英國學海軍的兄弟和向德國學陸軍的兄弟，所好又各有不同。攝政王就處於各夥人之間和各種興趣之間，一會兒聽瞭這邊的話，一會兒又信瞭另一邊的主意。一會兒對兩邊全說“好，好”，過一會兒又全辦不瞭。弄得哪一夥都不滿意他。
最難對付的是奕劻和載澤這一對冤傢。奕劻在西太後死前是領銜軍機，太後死後改革內閣官制，他又當瞭內閣總理大臣，這是叫載澤最為憤憤不平的。載澤拿定主意，無論是攝政王上朝還是回邸，一有機會就找攝政王，天天向攝政王揭奕劻的短，最終目的就是取而代之。不過在西太後時代扳不倒奕劻，到攝政王時代又怎能扳得倒他。如果攝政王支持瞭載澤，或者攝政王自己采取瞭和奕劻對立的態度，奕劻隻要稱老辭職，躲在傢裡不出來，攝政王立刻就慌瞭手腳。所以，在澤公、慶王間的爭吵，失敗的總是載澤。醇王府的人有幾次聽見他和攝政王嚷：“老大哥這是為你打算，再不聽我老大哥，老慶就把大清斷送啦！”攝政王總是半晌不出聲，最後說瞭一句：“好，好，明兒跟老慶再說……”到第二天，還是老樣子：奕劻照他自己的主意去辦事，載澤又算白吵嚷一次。
載澤的失敗，往往就是載灃的失敗，奕劻的勝利，也就意味著洹上垂釣的袁世凱的勝利。攝政王明白這個道理，也未嘗不想加以抵制，可是他毫無辦法。
武昌起義的風暴起來瞭，前去討伐的清軍，在滿族的陸軍大臣薩昌的統率下，作戰不利，告急文書紛紛飛來。袁世凱的“軍師”徐世昌看出瞭機會已至，就活動好奕劻、那桐幾個軍機一齊向攝政王保舉袁世凱。這回攝政王自己拿主意瞭，向“願以身傢性命”為袁作擔保的那桐發瞭脾氣，嚴肅地申斥瞭一頓。但他忘瞭那桐既然敢出頭保袁世凱，就必然是有恃無恐的。攝政王發完瞭威風，那桐告老辭職，奕劻不上朝應班，前線緊急軍情電報一封接一封送到攝政王面前，攝政王沒瞭主意。這又趕緊賞那桐“乘坐二人肩輿”，挽請奕劻“體念時艱”，最後是乖乖地簽發瞭授袁世凱欽差大臣節制各軍，並委袁的親信馮國璋、段祺瑞為兩軍統領的諭旨。攝政王垂頭喪氣地回到府邸，另一夥王公們又包圍瞭他，埋怨他先是放虎歸山，這回又引狼入室，說袁世凱這一出來，後患無窮，隻怕大清都保不住瞭。他後瞭悔，忙請這一夥王公們出主意，這夥人就說，讓袁世凱出來，但不能再讓袁把軍隊都拿到手裡，因此委派馮國璋、段祺瑞為前線軍統的上諭不能發出去，要換上別人。在一番爭論之後，有人認為馮國璋還有交情，而段祺瑞一定要換，載洵貝勒要求把段換上他的親信薑桂題，並且給攝政王重新擬出瞭新的電報。攝政王派人連夜把電報送到慶王府，叫奕劻換發一下。送信人去瞭不久，回來報告，說慶王正歇覺，公事等明天上朝再說。第二天攝政王上朝，不等他拿出第二個上諭，奕劻就告訴他，第一個上諭當夜就發出去瞭。
我父親也並非完全沒有主意，他的主意便是維持皇族的統治，方法是把兵權抓過來。這是他那次出使德國從德國皇室學到的一條，軍隊一定要放在皇室手裡，皇族子弟要當軍官。他做得更徹底，不但抓到皇室手裡，而且還必須抓在自己傢裡。在我即位後不多天，他就派自己的兄弟做專司訓練禁衛軍大臣，建立皇傢軍隊。袁世凱開缺後，他代替皇帝為大元帥，為統率全國軍隊的元首，並派兄弟載洵為籌辦海軍大臣，另一個兄弟載濤管軍咨處（等於參謀總部的機構），後來我這兩位叔叔就成瞭正式的海軍部大臣和軍咨府大臣。當然，在這些措施的背後還有一套實際掌握全國軍隊的打算。假定這些打算是他自己能夠想得出的，不說外界阻力，隻說他實現它的才能，也和他的打算太不相稱瞭。因此，不但跟著袁世凱跑的人不滿意他，就連自己的兄弟也常為他搖頭嘆息。
李鴻章的兒子李經邁出使德國赴任之前，到攝政王這裡請示機宜，我七叔載濤陪他進宮，托付他在攝政王面前替他說一件關於禁衛軍的事，大概他怕這件事自己說還沒用，所以要借重一下李經邁的面子。李經邁答應瞭他，進殿去瞭。過瞭不大工夫，在外邊等候著的載濤看見李經邁又出來瞭，大為奇怪，料想他托付的事必定沒辦，就問李經邁是怎麼回事。李經邁苦笑著說：“王爺見瞭我一共就說瞭三句話。‘你哪天來的？’我說瞭，他接著就問：‘你哪天走？’我剛答完，不等說下去，王爺就說：‘好，好，好好幹吧，下去吧！’——連我自己的事情都沒說，怎麼還能說得上你的事？”
這位王爺讓兄弟們感到為難之處，也是多方面的。我祖母患乳瘡時，請中醫總不見好，父親聽從瞭叔叔們的意見，請來瞭一位法國醫生。醫生說要開刀，當然，醇王府全傢都是反對的，醫生隻好采取敷藥的辦法。當醫生從醫療包裡拿出一些簡單的器具，點上瞭酒精燈的時候，父親嚇壞瞭，忙問翻譯道：“這這這幹嗎？燒老太太？”
我六叔看他在洋人跟前這樣，難為情地在他身後直搖頭咧嘴。
醫生留下藥走瞭，每隔些天由護士來看看，留點藥。後來醫生又來檢查，發現老太太病情毫無好轉，覺得十分奇怪，就叫把用過的藥膏盒子拿來看看。父親親自把藥盒都拿來瞭，一看，原來一律原封未動。叔叔們又不禁搖頭嘆氣一番。
有些當面恭恭敬敬呼他王爺的人，背後提起他來，卻很不禮貌地把他叫做“大王爺”。醇王府的大管事張文治是最愛議論大王爺的人。有一回他說，在王府附近有一座小廟，供著一口井，傳說那裡住著一位“仙傢”。“銀錠橋案件”敗露後，大王爺有一次經過那個小廟要拜一拜“仙傢”，感謝對他的庇佑，他剛跪下去，忽然從供桌後跳出個黃鼠狼之類的東西。這件事叫巡警知道瞭，報瞭上去，於是大臣們就傳說王爺命大，連仙傢們都受不瞭他這一拜。張文治說完瞭故事就揭穿瞭底細，原來這是王爺叫廟裡人準備好的，那個廟，就是醇王府花錢養著的。
在傢庭裡，我父親卻是自命為破除迷信的維新派（醇王府的人在慈禧死後都喜歡自稱是維新派）。提起父親的生活瑣事，也有不少反對迷信和趨向時新風氣的舉動。我還聽人說過：“老佛爺並不是反對維新的，戊戌以後辦的那些事不都是光緒要辦的嗎。醇親王也是位時新人物，老佛爺後來不是也讓他進瞭軍機嗎。”
慈禧的維新和洋務辦的是什麼，不必說瞭。關於父親的維新，我略知一些。他對那些曾被“老臣”們稱為奇技淫巧的東西倒是不采取排斥的態度，醇王府也是清朝第一個備汽車、裝電話的王府，他們的辮子也剪得最早，在王公中首先穿上西服的也有他一個。但是他對於西洋的事物真正的關系，就以穿西服為例，可見一斑。他西服穿瞭許多天（先是在傢裡穿，不敢出去穿），有一次很納悶地問我傑二弟：“為什麼你們的襯衫那麼合適，我的襯衫總是比外衣長一塊呢？”經傑二弟的檢查，原是他一直是把襯衫放在褲子外面，已經忍著這股別扭勁好些日子瞭。
他曾經把給祖母治病的巫婆趕出瞭大門，曾經把仆役們不敢碰的刺蝟一腳踢到溝裡去，不過踢完之後，臉上卻一陣煞白。他反對敬神念佛，但是逢年過節燒香上供也非常認真。他的生日是正月初五，北京俗話叫做“破五”，他不許人說這句話，他在日歷的這一頁上貼上紅字條，寫上壽字，那豎筆拉得很長。傑二弟問他這是什麼意思，他說：“這叫長壽嘛！”
為瞭瞭解攝政王監國三年的情況，我曾看過父親那個時候的日記，在日記裡沒找到什麼材料，卻發現過兩類很有趣的記載，一類是屬於例行事項的，每逢立夏，他必“依例剪平頭”，每逢立秋則“依例留分發”，此外還有依例換什麼衣服，吃什麼時鮮，等等。另一類，是每逢朔望以及其他日子，都有關於天象的詳細觀察的記載和報上這類消息的摘要，有時還有很用心畫下的示意圖。可以看出，一方面是內容十分貧乏的生活，一方面又有一種對天文科學的熱烈愛好。如果他生在今天，說不定他是可以學成一名天文學傢的，但是他是生在那樣的社會和那樣的傢庭，而且從九歲起便成瞭皇族中的一位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