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張園裡住瞭一段時間以後，就覺得這個環境遠比北京隨便而又舒服。我有瞭這樣的想法：除非復辟的時機已經成熟，或者發生瞭不可抗拒的外力，我還是住在這裡的好。這也是出洋念頭漸漸沖淡的一個原因。
張園（和後來的靜園）對我說來，這裡沒有紫禁城裡我所不喜歡的東西，又保留瞭似乎必要的東西。在紫禁城裡我最不喜歡的，首先，是連上街逛逛都沒有自由的那套規矩，其次，是令我生氣的內務府那一批人。如今我不僅能逛街，我也有瞭直接為復辟而任意行事的自由，別人隻能進諫而無法幹涉。在紫禁城裡，我認為必要的東西，就是我的威嚴，在這裡也依然存在。雖然我已不穿笨拙的皇帝龍袍，經常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馬褂，更多的是穿西裝，但是這並不影響逢年過節王公大臣遺老遺少們到這裡來給我叩拜。雖然我住的地方從前做過遊藝場，沒有琉璃瓦，也沒有雕梁畫棟，但還有人把它稱做“行在”（我也覺得抽水馬桶和暖氣設備的洋樓遠比養心殿舒服）。北京的宗族人等還要輪流來這裡給我“值班”，從前張園遊藝場售票處的那間屋子，就等於“乾清門侍衛處”。雖然這裡已沒有瞭“南書房”“懋勤殿”“內務府”這些名堂，但在人們的心目中，張園那塊“清室駐津辦事處”的牌子就是它們的化身。至於人們對我的稱呼，園子裡使用的宣統年號，更是一絲不茍地保留著，這對我說來，都是自然而必要的。
在張園時代，內務府大臣們隻剩下榮源一人，其餘的或留京照料，或告老退休。我到天津最初發出的“諭旨”有這兩道：“鄭孝胥、胡嗣瑗、楊鐘義、溫肅、景方昶、蕭丙炎、陳曾壽、萬繩栻、劉驤業皆駐津備顧問。”“設總務處，著鄭孝胥、胡嗣瑗任事，庶務處著佟濟煦任事，收支處著景方昶任事，交涉處著劉驤業任事。”陳寶琛、羅振玉、鄭孝胥是每天必見的“近臣”，他們和那些顧問們每天上午都要來一次，都坐在樓外西邊一排平房裡等著“召見”。這排平房裡還有一間給請求“覲見”的預備的屋子，供他們坐候傳喚。曾經在這間屋裡坐過的人，是數不勝數的。除瞭武人，還有政客，除瞭“遺老”，還有各式“時新”人物，除瞭騷人墨客，還有醫卜星相。像青年黨黨魁曾琦，網球名手林寶華，《新天津報》主筆劉冉公，國民黨監察委員高友唐……都曾加入張宗昌、劉鳳池的行列，在這裡恭候“奏事官”的“引見”。駐園的日警（天津人稱之為“白帽”），就駐在與這排房相對的平房裡，每日登記著這些往來的人物。每當我外出，這裡的日警就有一人便衣跟隨。
張園裡的經濟情況，和紫禁城比起來自然差得多瞭，但是我還擁有一筆可觀的財產，這主要是我從宮裡弄出來的一大批財物，一部分換瞭錢，存在外國銀行裡生息，一部分變為房產，按月收租金。此外，在關內外我還有大量的土地，這是清朝入關後“跑馬圈地”弄來的所謂“皇產”，數字我不知道，據我從一種歷史刊物上看到的材料說，單直隸省的皇產（不算八旗的）約有十二萬坰。即使把這數字打幾個折扣，也還可觀。為瞭處理這些土地的租賃與出售，民國政府和清室專設瞭一個“私產管理處”，兩傢坐地分贓，賣一塊分一筆錢，這也是一項收入。此外，前面我已說過，我和溥傑費瞭半年多工夫偷出來的大批珍貴字畫古籍，這時還在我手裡。
我到天津之後，京、奉、津等地還有許多地方須繼續開支月費，我設立瞭“留京辦事處”“陵廟承辦事務處”“駐遼寧辦事處”“宗人府”“私產管理處（與民國當局合組的）”“東陵守護大臣”和“西陵守護大臣”等去分別管理。我找到瞭一份材料，這上面隻算北京和東西陵這幾處的固定月費、薪俸、飯食，就要開支一萬五千八百三十七元八角四分。(6)至於天津一地的開支，每月大約需一萬多元，(7)但是最大宗的開支——收買和運動軍閥的錢，不在此數。這類的開支，可能一筆就超過北京天津兩地的經常月支的幾倍。每月平均開支中的購買一項，約占全月開支三分之二，這也沒有包括大項的，比如汽車、鉆石之類的項目。這種開支比在北京時大得多，而且月月增加，因為在這十裡洋場上見什麼喜歡什麼，喜歡什麼買什麼，像鋼琴、鐘表、收音機、西裝、皮鞋、眼鏡，買瞭又買，不厭其多。婉容本是一位天津大小姐，花錢買廢物的門道比我更多，她買瞭什麼東西，文繡也一定要，我給文繡買瞭，她於是又買，而且花的錢必須多，好像不如此而不足以顯出“皇後”的身份。文繡看瞭，又是嘰咕著要。這種競賽式的購買，弄得我後來不得不規定她們的月費定額，自然，給婉容定的數目要比文繡的大一些，記得起初是婉容一千元，文繡八百元，後來財政困難，減到三百與二百。至於我自己花錢，當然是沒有限制瞭。
這種昏天黑地的揮霍，很快恢復瞭紫禁城時代的窘狀，張園裡有時竟弄得過不瞭節，付不出房租，後來連“近臣”和“顧問”們的俸銀都索性不給瞭。鄭孝胥在一九二六年的日記裡曾有這一段話：“行在有三人皆自甘報效者：張彪不受房租，王九成願供來米糧及牛羊豕肉（其實沒辦到），鄭孝胥求逐日進講《通鑒紀事本末》，此亦張園之掌故也。”
我花瞭無數的錢，買瞭無數用不著的東西，也同時買來瞭一個比莊士敦給我的更強烈的觀念：外國人的東西，一切都是好的，而對照之下，我覺得在中國，除瞭帝制之外，什麼都是不好的。
一塊留蘭香牌口香糖，或者一片拜耳的阿司匹林，不要小看它僅賣個幾分錢，這幾分錢的東西就足夠使我發出喟嘆，認為中國人最愚蠢，外國人最聰明。當然，我想到的中國人，並沒有包括我自己，因為我自認是凌駕於一切臣民之上的人。我認為就連那些聰明的外國人也是這樣看我的。
那時我在外國租界地上，受到的是一般中國人絕對得不到的待遇。暫且不說日本人，即使是美國的、英國的、法國的、意大利的等等，各個歐美國傢的總領事、駐軍長官、洋行老板，對我也極為恭敬，稱我“皇帝陛下”，在他們的國慶日請我去閱兵，參觀兵營，參觀新到的飛機、兵艦，在新年和我的生日都來向我祝賀……
莊士敦沒走以前，給我介紹瞭英國總領事和英國駐軍司令官，以後他們又輾轉介紹，歷任的司令官和我酬酢往還不斷。英王喬治五世的第三子過津時訪問過我，帶去瞭我送他父親的照片，後來英王來信向我致謝，並把他的照片交英國總領事送給我。通過那些總領事，我和意大利國王、挪威國王都互贈過照片。
我看瞭不少兵營，參加過多次外國軍隊的檢閱。這些根據我的祖先——西太後應許的“庚子條約”而駐在中國土地上的外國軍隊，耀武揚威地從我面前走過的時候，我卻覺得頗為得意，認為外國人是如此地待我，可見他們還把我看做皇帝。
天津有一個英國人辦的名叫“鄉藝會”（Country Cluk）的俱樂部，是隻準許有錢的外國人進去的豪華的遊樂場所，(8)中國人是根本走不進那個大門的，隻有對我是例外。我可以自由出入，而且可以帶著我的傢人們，一起享受當“特殊華人”的滋味。
為瞭把我自己打扮得像個西洋人，我盡量利用惠羅公司、隆茂洋行等等外國商店裡的衣飾、鉆石，把自己裝點成《老爺雜志》上的外國貴族模樣。我每逢外出，穿著最講究的英國料子西服，領帶上插著鉆石別針，袖上是鉆石袖扣，手上是鉆石戒指，手提“文明棍”，戴著德國蔡司廠眼鏡，渾身發著密絲佛陀、古龍香水和樟腦精的混合氣味，身邊還跟著兩條或三條德國獵犬和同樣奇裝異服的一妻一妾……(9)
這也是我早年在紫禁城裡渴望的自由的一部分。在這方面，曾引起過陳寶琛、胡嗣瑗這派的遺老不少的議論。
他們從來沒反對我花錢去買東西，也沒反對我和外國人來往，但是當我到中原公司去理發，或者偶爾去看一次戲，或者穿著西服到外國兵營去做客時，他們就認為大失帝王威儀，非來一番苦諫不可瞭。有一次，胡嗣瑗竟因我屢諫不改，上瞭自劾的請求告退的奏折：
奏為微臣積年溺職，致聖德不彰，恐懼自陳，仰懇恩準即予罷斥事。竊臣粗知廉恥，本乏才能，國變以還，宦情都盡，隻以我朝三百年赫赫宗社，功德深入人心，又伏聞皇上天稟聰明，同符聖祖，雖賊臣幸竊成柄，必當有興復之一時。輒謬與諸遺臣密圖大計，丁巳垂成旋敗，良由策劃多歧。十年來事勢日非，臣等不能不屍其咎。而此心耿耿，百折莫回者，所恃我皇上聖不虛生，龍潛成德也。洎乘輿出狩，奔向北來，猥荷錄其狂愚，置之密勿，時遭多難，義不敢辭。受事迄今，愆尤山積，或劾其才力竭蹶矣，或斥其妒賢嫉能，或病其性情褊急矣，或詆其貪糜厚祿矣。經臣再三求退，用恤人言，乃承陛下屢予優容，不允所請。臣即萬分不肖，具有天良，清夜捫心，能勿感悚……前者臣以翠華俯臨劇場，外議頗形輕侮，言之不覺垂涕。曾蒙褒賚有加，奉諭嗣後事無大小，均望隨時規益，等因，欽此！仰見皇上如天之度，葑菲不遺，宜如何披露腹心，力圖匡護。詎近來商場酒肆又傳不時遊幸，羅振玉且揚言眾中，謂有人親見上至中原公司理發，並購求玩具，動費千數百金等語。道路流傳，頗乖物聽。論者因疑左右但知容悅，竟無一效忠骨鯁之臣。臣既未能執奏於事前，更不獲弁明於事後，則臣之溺職者又一也……是臣溺職辜恩，已屬百喙難解，誠如亮言，宜責之以彰其慢者也，若復顏不去，伴食浮沉，上何以弼聖功，下何以開賢路？長此因循坐誤，更何以偷息於人間？如鯁在喉，徬徨無已，唯有披瀝愚悃，懇恩開去管理駐津辦事處一差，即行簡用勤能知大體人員，克日接管其事，則宗社幸甚！微臣幸其……
胡嗣瑗說的，“俯臨劇場”，是指我和婉容到開明戲院看梅蘭芳先生演“西施”的那一次。他老先生也去瞭，看見瞭我，回來之後就大驚小怪地向我苦諫一番，並且鬧著要辭職。這件事的結局，是我再三慰留，以至拿出瞭兩件狐皮筒子賞他，再次表示我的決心，他才又轉嗔為喜，稱贊我是從諫如流的“英主”，於是雙方滿意，瞭事大吉。這次由中原公司理發引起的辭職，也是叫我用類似辦法解決的。我初到天津那年，婉容過二十整壽生日的時候，我嶽父榮源要請一洋樂隊來演奏，“遺老”丁仁長聞訊趕忙進諫，說“洋樂之聲，內有哀音”，萬不可在“皇後千秋之日”去聽。結果是罷用洋樂，丁仁長得到我的二百塊大洋的賞賜。以物質獎賞上諫，大概就是由這次開的頭。
從此以後，直到我進瞭監獄，我也真的一直沒有在外面看過戲，理過發。我遵從瞭胡嗣瑗的意見，並非是怕他再鬧，而確實是接受瞭他的教育，把到戲園子看戲當做失身份的事。有一個例子可證明我的“進步”。後來有一次，一位瑞典王子到天津，要和我見面，我因為在報上看見他和梅蘭芳的合照，便認為他失瞭身份，為瞭表示我的不屑，我拒絕瞭他的要求，沒和他見面。
陳寶琛這一派的胡嗣瑗、丁仁長、陳毅這些遺老，到瞭後期，似乎對於復辟已經絕望，任何冒險的想法都不肯去試一試，這是他們和鄭孝胥、羅振玉等不同之處，但他們對於帝王的威嚴，卻比鄭孝胥他們似乎更重視，這也是使我對這些老頭子特別發生信賴的原因。盡管他們的意見常常被我視為迂腐守舊，遇到他們有矢忠表現的時候，我總還采納他們的意見。在那種十分新奇的洋場生活中，我始終沒忘記自己的身份，牢固地記住瞭“皇帝”的“守則”，確實離不開他們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康有為去世，他的弟子徐良求我賜以謚法。按我起初的想法，是要給他的。康在去世前一年，還不斷地來張園，第一次見到我的時候，曾淚流滿臉地給我磕頭，向我敘述當年“德宗皇帝隆遇之恩”，後來他繼續為我奔走各地，尋求復辟支持者，叫他的弟子向海外華僑廣泛宣傳，欲救中國非我“君臨天下”再造“帝國”不可，他臨死前不久，還向吳佩孚以及其他當權派呼籲復辟。從這些舉動上看來，給以謚法是足可以瞭，但是陳寶琛出來反對瞭。這時候在他看來，分辨忠奸不僅不能隻看辮子，就連復辟的實際行動也不足為據，他說：“康有為的宗旨不純，曾有保中國不保大清之說。且當年忤逆孝欽太皇太後（慈禧），已不可赦！”胡嗣瑗等人完全附和陳寶琛，和徐良不對勁的鄭孝胥也說光緒當年是受瞭康有為之害。後來鄭孝胥還主張“戊戌之獄，他日當付朝議以定之”。就這樣，我又上瞭一次分辨“忠奸”的課，拒絕瞭賜謚給康有為。後來徐良為此聲言要和陳、鄭等人老拳相見，也無濟於事瞭。
一九三一年，文繡突然提出瞭離婚要求，在得到解決之後，遺老們還沒有忘記這一條：要發個“上諭”，貶淑妃為庶人。我自然也照辦瞭。
說起文繡和我離婚這一段，我想起瞭早已存在於我的傢庭夫婦間的不正常的生活。這與其說是我對對方的感情上的問題，倒不如說是由於張園生活上的空虛。這是對於一個年輕婦女無法忍受的空虛。
我前面說過，我從結婚之後，並不時常和婉容、文繡接近。因為在宮各住各的地方，距離都挺遠，她倆因此十分猜忌（兩個太妃的矛盾，當然對她們也有影響），每個人都以為我不在她那裡的時候，必是在另一個那裡（其實我不過在我自己那裡）。特別是婉容霸道一些，總存心排擠文繡，文繡是比較老實的，受氣的地方就少不瞭。我為瞭減少和婉容的囉唆，曾經索性不到文繡的宮裡去，婉容仍是不滿意。到天津之後，鬧得尤其厲害，有時三個人就不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說話。
其實即使我隻有一個妻子，這個妻子也不會覺得有什麼意思。因為我的興趣除瞭復辟，還是復辟。老實說，我不懂得什麼叫愛情，在別人是平等的夫婦，在我，夫婦關系就是主奴之間的關系，妻妾都是君王的奴才和工具。
這裡是文繡在宮裡寫的一篇短文，這篇短文中多少流露出瞭她當時的心情：
文繡：吊苑鹿
春光明媚，紅綠滿園，餘偶散步其中，遊目騁懷，信可樂也。倚樹稍憩，忽聞囿鹿，悲鳴婉轉，俛而視之，奄奄待斃，狀殊可憐。餘以此鹿得入禦園，受恩俸豢養，永保其生，亦可謂之幸矣。然野畜不畜於傢，如此鹿在園內，不得其自由，猶獄內之犯人，非遇赦不得而出也。莊子雲：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不願其死為骨為貴也。
文繡從小受的是三從四德的教育，不到十四歲，開始瞭“宮妃”生活，因此，“君權”和“夫權”的觀念，無疑是很深的。她在那種環境中敢於提出離婚，不能說這不是需要雙重勇敢的行為。她破除萬難，實現瞭離婚的要求，離婚之後，受到的壓力仍然不少。有人說，她提出離婚是受傢裡人的教唆，是為瞭貪圖一筆可觀的贍養費。事實上，她傢裡的人給她精神上的迫害不見得比外來的少，她拿到的五萬元贍養費，經過律師、中間人以及傢裡人的克扣、占用“求助”，也剩不瞭好多。她精神上受的，也許比這方面損失更大。甚至那些向她發出譏諷、辱罵聲的人們中間，也沒有少瞭覬覦那筆贍養費的人。比如她的一位哥哥，就是其中的一位。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曾在天津《商報》上發表瞭一封公開信給他妹妹，其中有這樣的話：
我傢受清帝恩達二百餘年，我祖我宗四代官至一品。且慢雲遜帝對汝並無虐待之事，即果然虐待，在汝亦應耐死忍受……汝隨侍遜帝，身披綾羅，口饜魚肉，使用仆婦，工資由賬房開支，購買物品由賬房開支，且每月有二百元之月費，試問汝一閨閣婦女，果有何不足？縱中宮待汝稍嚴，不肯假以辭色，然抱衾與裯，自是小星本分，實命不猶，抑又何怨……
這封信曾在“遺老”們之間傳誦一時。文繡後來的情形我就不知道瞭，後來隻聽說她在天津當瞭小學教師，歿於一九五〇年，終身未嫁。
如果從表面現象上看，文繡是被“中宮”擠跑瞭的。這雖非全部原因，也是原因之一。婉容當時的心理狀態，可以從她求的乩辭上窺得一斑（文內金榮氏指婉容，端氏指文繡）：
婉容求的乩文
吾仙師叫金榮氏聽我勸，萬歲與榮氏真心之好並無二意，榮氏不可多疑，吾仙師保護萬歲，榮氏後有子孫，萬歲後有大望，榮氏聽我仙師話，吾保護爾的身體，萬歲與端氏並無真心真意，榮氏你自管放心好瞭。
順便提一下，這種令人發笑的扶乩、相面、算卦、批八字等活動，在那時卻是不足為怪的社會現象，在張園裡更是日常生活不可少的玩意。我後來住的“靜園”裡，就有房東陸宗興設的“乩壇”。簡直可以這樣說：那時乩壇和卜卦給我的精神力量，對我的指導作用，是僅次於師傅和其他“近臣”們所給我的。我常常從這方面得到“某年入運”“某歲大顯”之類預言的鼓舞。北京商會長孫學仕自稱精通麻衣，曾預言我的“禦容二十二歲入運，二十五歲將握大權”。日本領事館裡的一位日本相法傢說過我三十歲必定成大事。信不信由你，這都是我開倒車中得到的動力之一。
(1)王國維在光緒戊戌年為汪穰卿司書，後入羅所辦的“東文學社”求學。
(2)“田中奏折”是田中上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說：“吾人如欲征服中國，要先征服滿蒙。吾人如能征服中國，則其餘所有亞洲國傢及南洋諸國，均將畏懼於我，投降於我……當吾人得以支配中國全部資源之後，吾人將更能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島、小亞細亞以至歐洲。”又說，“第一步征服臺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現皆實現，唯第三步的滅亡滿蒙以及征服中國全土……則尚未完成。”
(3)判決書於1948年公佈。
(4)索玉山是前禁衛軍的團長，漢卿是張學良，芳宸是李景林，蘊山是褚玉璞。
(5)關於張死的經過，東京判決書有一段敘述：“1928年4月的下半月，張作霖被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擊敗瞭。田中首相勸張作霖，在還不太遲以前退回到日本陣線之後的滿洲。張作霖對此勸告雖感憤恨，但不得不聽從。根據日本將防止敗軍入滿洲的田中聲明，關東軍解除瞭由北平向沈陽退卻的中國軍隊的武裝。張作霖帶著他的衛隊，搭乘瞭開往沈陽的列車。從朝鮮抵達沈陽的日本第二十工兵聯隊，在鐵道上埋設瞭炸藥地雷，並且一個日軍的大尉在地雷的周圍佈下瞭他的兵隊。地雷是埋設在京奉鐵路橫過南滿洲鐵道處下面的地點。1928年6月4日，當張作霖的列車到達那兒時地雷爆炸瞭。張作霖的列車被炸毀，日軍的兵士並向張的衛隊開火……”
(6)這個數字包括以下各項: 敬懿、榮惠兩太妃8000元醇親王2800元 壽皇殿總管太監等飯食72元太廟首領太監等錢糧19.44元 東陵奉祀960元西陵奉祀832元 東西陵守護大臣200元醇賢親王園寢祭品每季266.4元 園寢翼領官兵口分144元 太妃邸內管領值班飯食80元 太妃邸內護軍住班飯食32元留京辦事處長官及留用司員薪水1932元 宗人府辦公經費500元 以上共15837.84元。
(7)員工薪資約為4000元，婉容、文繡月銀1800元，房租約200元，其他開支，據“駐津辦事處”的司房寫的一份“謹將各項用項繕呈禦覽”的表格，其中核計出的每月平均開支如下: 膳房536.511元電燈234.947元番菜膳房215.115元 郵費1.877元茶房168.782元自來水61.341元 辦事人員飯食236.194元 車費110.642元電話113.947元 旅費38.364元 獎賞142.902元購物4128.754元 馬乾85元雜費236.825元 合計6311.201元
(8)在後期也準許中國人去，但僅限買辦資本傢之流，由外國會員帶去。這個地方在解放後被人民政府接收，改為人民俱樂部瞭。
(9)惠羅公司是英國人開的專售日用品的百貨店，是有錢人才買得起東西的地方。隆茂洋行是法國人開的珠寶店。《老爺雜志》是美國雜志。密絲佛陀是美國品牌化妝品，井非特別名貴，而且是專供婦女用的，把這樣的東西和名貴的古龍香水混用，隻證明使用者是入主出奴思想支配下的人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