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孝胥在北京被羅振玉氣跑之後，轉年春天又回到我的身邊，環境比在北京時開始好轉。羅振玉逐漸遭到懷疑和冷淡，敵對的人逐漸增多，而鄭孝胥卻受到歡迎和日益增長的信賴，陳寶琛和胡嗣瑗跟他關系也相當融洽。一九二五年他被派總管總務處，一九二八年又派總務外務，兒子鄭垂承辦外務，做瞭我對外聯絡活動的代表。如果可以這樣比擬一下的話，他與我之間的關系，已達到瞭榮祿與慈禧之間的那種程度。
回想起來，鄭孝胥之所以使我那樣信賴，原因是很多的。他比陳寶琛更隨和我。那次我會見張作霖，事前他和陳寶琛都表示反對，事後，陳寶琛鼓著嘴不說話，鄭孝胥卻說：“張作霖有此誠意表示，見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於爭辯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隻有些老古典，而他卻常用一些洋知識，如墨索裡尼創瞭什麼法西斯主義，日本怎麼有個明治維新，英國《泰晤士報》上如何評論瞭中國局勢，等等，這是胡嗣瑗望塵莫及的。陳寶琛是我認為最忠心的人，然而講到我的未來，絕沒有鄭孝胥那種令我動心的慷慨激昂，那種滿腔熱情，以至聲淚俱下。有一次，在給我講《通鑒》時，話題忽然轉到瞭我未來的“帝國”：“帝國的版圖，將超越聖祖仁帝一朝的規模，那時京都將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長安，一在帕米爾高原之上……”
說時是禿頂發光，唾星四濺，終於至四肢顫動，老淚橫流。
有時，在同一件事上說的幾句話，也讓我覺出陳寶琛和鄭孝胥的不同。在康有為賜謚問題上，他兩人都是反對的，陳寶琛在反對之餘，還表示以後少賜謚為安全，而鄭孝胥在發表反對意見時又添瞭這麼一句：“戊戌之獄，將來自然要拿到朝議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鄭孝胥和羅振玉都積極為復辟而奔走活動，但鄭孝胥的主張更使我動心。雖然他屢次反對我出洋和移居旅順、大連的計劃。
鄭孝胥反對我離開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來一貫的。甚至到“九一八”事變已發生，羅振玉帶著關東軍的意思來找我的時候，他仍然不贊成我動身。這除瞭由於他和羅振玉的對立（不願我被羅壟斷居奇）以及他比羅（也僅僅是比羅）略多一點慎重之外，還有一條被人們忽略過的原因，這就是：他並不是把日本當做實現他的理想的唯一依靠。他所追求的東西，是“列強共管”。
在天津時代，鄭孝胥有個著名的“三共論”。他常說：“大清亡於共和，共和將亡於共產，共產則必然亡於共管。”這個論調起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一九二五年，但這次革命戰爭失敗後，他還是念不絕口。他說：“又鬧罷工瞭，罷課瞭，外國人的商業受到瞭損失，怎能不出頭來管？”他的“三共論”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實都是他的理想，他的願望。
如果考據一下鄭、羅二人與日本人的結交歷史，鄭孝胥到日本做中國使館的書記官是一八九一年，羅振玉辦上海《農報》，由此結識瞭給《農報》譯書的日本藤田劍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鄭結交日本人比羅要早五年。但是，羅振玉自從認識瞭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裡就隻有日本人，辛亥後把復辟希望全放到日本的身上。而鄭孝胥卻在日本看見瞭“列強”，從那時起他就認為中國老百姓不用說，連做官的也都無能，沒出息，中國這塊地方理應讓“列強”來開發，來經營。他比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更發展瞭一步，不但要西洋的技術，西洋的資本，而且主張要西人來做官，連皇傢的禁衛軍也要由“客卿”訓練、統帥。不然的話，中國永遠是亂得一團糟，中國的資源白白藏在地裡，“我主江山”遲早被“亂黨”“亂民”搶走，毀滅。辛亥革命以後，他認為要想復辟成功，也決不能沒有“列強”的幫忙。這種幫忙如何才能實現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那時的“列強”，關於共管中國的言論是時有所聞的，從天津的外文報紙上經常可以看到。鄭孝胥對這類言論極為留意，當時還認真地抄進他的日記、札記裡。同時，還要叫他的兒子鄭垂譯呈給我。這是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登在日文報紙《天津日日新聞》上的一篇：
英人提倡共管中國
聯合社英京特約通信。據政界某要人表示意見謂：中國現局，日形糾紛，旅華外國觀察傢曾留考察一切，以為中國人民須候長久時期方能解決內部糾紛，外國如欲做軍事的或外交的幹涉，以解決中國時局問題，乃不可能之事。其唯一方法，隻有組織國際共管中國委員會，由英美日德意六國各派代表一名為該會委員，以完全管中國境內之軍事。各委員之任期為三年，期內擔任完全責任，首先由各國代籌二百五十兆元以為行政經費，外交傢或政客不得充當委員，委員人才須與美國商部長賀華氏相仿佛。此外，又組織對該委員負責之中外混合委員會，使中國人得在上述之會內受訓練之。
鄭孝胥認為，這類計劃如果能實現，我復位的時機便到瞭。
那年夏天我聽瞭羅振玉的勸說，決定要到日本去，鄭孝胥就根據那篇文章勾起的幻想，向我提出瞭“留津不動，靜候共管”的勸告。這是他記在日記裡的一段：
五月戊子二十四日（六月二十三日）。詣行在。召見，詢日領事約談情形（即去日事）。因奏曰：今乘輿狩於天津，皇帝與天下猶未離也。中原士大夫與列國人士猶得常接，氣脈未寒，若去津一步，則形勢大變，是為去國亡命，自絕於天下。若寄居日本，則必須為日本所留，興復之望絕矣！自古中興之主，必借兵力。今則海內大亂，日久莫能安戢，列國逼不得已，乃遣兵自保其商業。他日非為中國置一賢主，則將啟爭端，其禍益大。故今日皇上欲圖中興，不必待兵力也，但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必有人人欲以為君之日……
他提出過不少使“聖德令名彰於中外”的辦法，如用我的名義捐款助賑，用我的名義編纂《清朝歷代政要》，用我的名義倡議召開世界各國弭兵會議，等等。有的我照辦瞭，有的卻辦不瞭。不過，我總還是表示瞭贊許和同意。
我委任奧國亡命貴族阿克第男爵到歐洲為我進行遊說宣傳，臨行時，鄭孝胥親自向他說明，將如蒙各國支持“復國”，立刻先實行這四條政策：“一、設責任內閣，閣員參用客卿；二、禁衛軍以客將統帥、教練；三、速辦張傢口—伊犁鐵路，用借款包工之策；四、國內設立之官辦商辦事業，限五年內一體成立。”他對我講的，以後又有發展。
“帝國鐵路，將四通八達，密如蛛網，礦山無處不開，學校教育，以孔教為基礎……”
有一次我問他：“列強真的會投資嗎？”
“他們能賺錢，自然爭先恐後，唯恐不及。臣當年承辦璦琿鐵路，投資承包的就是如此，可惜朝廷給壓下瞭，有些守舊大臣竟看不出這是件便宜之事。”
“可是辛亥國變，不就是川湘各地路礦鬧起來的嗎？”
“所以，臣的方策中有官辦有商辦。不過中國人窮，錢少少辦，外國人投資錢多多辦，這也是公平合理。”
“那麼，外國人肯來做事當差嗎？”
“待如上賓，許以優待，享以特權，絕無不來之理。”
“那麼，利益均沾，機會均等，到時候弄不好，他們爭起來如何？”
“唯其如此，他們更非尊崇皇上不可。”
這就是由“共管論”引出的日益體系化的鄭孝胥政策，也就是為我贊許的政策。我和他共同認為，隻有這樣，才能取回我的寶座，繼續大清的氣脈，恢復愛新覺羅宗室、文武臣僚、士大夫等等的舊日光景。
鄭孝胥在我出宮後，曾向段祺瑞活動“復原還宮”，在我到天津後，曾支持我拉軍閥、攏政客的活動，但是，在他心裡始終也沒忘掉這個理想。特別是在其他活動屢不見效的情況下，他在這方面的願望尤其顯得強烈。這在使用謝米諾夫這位客卿的問題上，分外地讓人看得出來。
當我剛把接見謝米諾夫的問題提出來的時候，陳寶琛很擔心這件事會引起外界的責難，鄭孝胥著急的卻是怕我背著他和羅振玉進行這件事，所以他對陳寶琛說：“反對召見，反而使皇上避不咨詢，不如為皇上籌一妥善謹密之策，召見一次。”結果，是謝米諾夫這個關系叫他拉到手上瞭。
他對謝米諾夫最感到興趣的，是謝和“列強”的關系。當謝米諾夫吹噓著列強都在如何支持他，而各國幹涉中國的政局之聲又在甚囂塵上的時候，鄭孝胥認為時機來瞭，興高采烈地給張宗昌和謝米諾夫撮合，讓謝米諾夫的黨羽多佈端到蒙古舉兵起事，並且親自跑上海，跑青島，他進行瞭些什麼具體活動，我現在已記憶不清瞭，隻記得他十分得意地寫瞭不少詩。現在我從他日記裡又看到自我欣賞的描寫，如：“晨起，忽念近事，此後剝極而復，乃乾旋坤轉之會，非能創能改之才，不足以應之也。”“如袁世凱之謀篡，張勛之復辟，皆已成而旋敗，何者？無改創之識則枘鑿而不合矣！（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諸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夜與謝米諾夫、包文淵、畢翰章、劉風池同至國民飯店……皆大歡暢，約為同志，而推餘為大哥（一九二六年五月）。”
英國騙子羅斯，說是為瞭我復辟要辦報紙，騙瞭我一筆錢，後來又托鄭孝胥介紹銀行貸款，鄭孝胥因羅也是謝米諾夫和多佈端（包文淵）的朋友，就用自己的存折作押，給他從銀行借瞭四千元。鄭垂覺得羅斯不可靠，來信請他父親留心，他回信教訓兒子說：“不能冒險，焉能舉事？”後來果然不出他兒子所料，羅斯這筆錢到期不還，銀行扣瞭鄭的存款抵瞭賬。盡管如此，當羅底下的人又來向鄭借錢的時候，由於謝米諾夫的關系，經多佈端的說情，他又掏出一千元給瞭那個騙子。當然，經他手送出去的別人的錢就更多。所以被他譏笑為“本極畏事，固宜如此”的陳寶琛，後來時常嘆息道：“蘇龕，蘇龕（鄭字），真乃疏忽之龕！慷慨，慷慨，豈非慷他人之慨！”
後來，他由期待有各國支持的謝米諾夫的成功，轉而渴望日本多對謝米諾夫加點勁兒，他又由期待各國共管轉而渴望日本首先加速對中國的幹涉。當他的路線轉而步羅振玉後塵的時候，他的眼光也比羅振玉高得多，什麼三野公館以及天津日軍司令部和領事館都不在他眼裡，他活動的對象是直接找東京。不過就是這樣，他還是沒忘瞭“共管”，他不是把日本看做唯一的“外援”，而是第一個“外援”，是求得“外援”的起點，也可以說是為瞭吸引“共管”的第一步，“開放門戶”請的第一位“客人”。
他提出瞭到東京活動的建議，是得到瞭我立刻贊許的。當時加藤總領事認為不太合適，曾經勸阻過。他說：“這並無妨，我以私人名義作為遊歷去的。”這次去日也得到瞭芳澤公使的同意，所以加藤就再沒說什麼。和他同去的還有一個在日本朝野間頗有“路子”的日本人，他的好朋友太田外世雄。他經過這個浪人的安排，和他原來不太相信的軍部以及黑龍會方面都發生瞭接觸，而且後來很滿意地告訴我：大多數都對我的復辟表示瞭“關心”和“同情”，對我們的未來的開放政策感到瞭興趣。總之，隻要時機一到，我們就可以提出請求支援的要求來。
關於他在日本活動的詳細報告，我已記不清瞭。但是他留下的日記裡，多少還可看出些斑斑點點：
八月乙醜初九日（陰歷，下同）。八點抵神戶。福田和其友來迎。每日新聞記者攜具來攝影。偕太田、福田步至西村旅館小憩，忽有巖愛之助者，投刺雲：兵庫縣得芳澤公使來電囑招待，兵庫縣在東京未回，今備汽車唯公所用。遂同出至中華會館。又至楠公廟，復歸西村館，即赴汽車站買票，至西京，入京都大旅館。來訪者有大阪時事報社守田耕治、太田之友僧足利凈圓，巖田之友小山內大六，為國雜社幹事。與巖田、福田、太田同至山東館午飯。夜竹本多吉來訪，談久之。去雲：十點將復來，候至十二點，竟不至。
丙寅初十日……將訪竹本，遇於門外，遂同往。內藤虎來談久之。太田之友松尾八百藏來訪，密談奉天事。
丁卯十三日。福田以電話告：長尾昨日已歸，即與太田、大七走訪之。長尾猶臥，告其夫人今日勿來，遂乘電車赴大阪……巖田愛之助與肅邸四子俱來訪。憲立（定之）密語餘奉天事，消息頗急，欲餘至東京日往訪藤田正實，宇垣一成。朝日、每日二社皆攝影，復與肅四子共攝一影，乃訪住友經理小倉君……
庚午十四日。長尾來談，勸取奉天為恢復之基……
壬申十六日。長尾雨山以電話約勿出，當即來訪，遂以汽車同遊天滿宮金閣寺而至嵐山。高峰峭立，水色甚碧，密林到頂，若無路可入者。入酒傢，亦在林中，隱約見巖岫壓簷而已，飲酒食魚，談至三時乃去。
癸酉十七日……長尾來贈畫扇，遂至圓山公園，左阿、傢、狩野、內藤、近重、鈴木皆至，頃之高瀨亦至，唯荒木、內村在東京未歸……
丙子二十日。作字。雨。詣長尾辭行……太田來雲，東京備歡迎者甚眾，將先往約期。
辛巳二十五日。十一時至東京下火車。至車站投刺者數十人。小田切、高田豐樹、岡野皆來帝國旅館。雨甚大。巖田、水野梅曉亦來。岡野自吳佩孚敗後遁而為僧。夜宿於此。
壬午二十六日……水野談日政府近狀頗詳，謂如床次、後藤、細川候、近衛公，皆可與談。
癸未二十七日……遂過水野，復同訪床次。床次脫離民主黨而立昭和俱樂部，將為第三黨之魁。巖田來。小田切來。太田、白井、水野、佃信夫來。山田來。汪榮寶來……夜赴近衛公之約，坐客十餘人，小田切、津田、水野、太田皆在座。近衛詢上近狀，且極致殷勤……
甲申二十八日……川田端穗者，稱長尾雨山之代理人，與松本洪同來約九月初八日會宴，坐客為：平沼騏一郎，樞密院副議長；樺山資英，前內閣秘書長；牧野謙次郎，能文，早稻田教授；松平康國，早稻田教授；國分青崖，詩人；田邊碧堂，詩人；內田周平，能漢文。此外尚十餘人……巖田與肅邸第十八子憲開來訪，今在士官學校……津田靜枝海軍大佐邀至麻佈區日本料理館，為海軍軍令部公宴。主席者為米內少將，坐客為有田八郎，水野梅曉，中島少將，園田男爵（東卿之婿），久保田久晴海軍中佐……
九月丙戌朔。太田來。參謀本部總長鈴木，次長南，以電話約十時會晤。與大七、太田同往。鈴木詢上近狀，且雲：有恢復之志否？南次長雲：如有所求，可以見語。對曰：正究將來開放全國之策，時機茍至，必將來求。吉田茂外務次官約午飯，座中有清浦子爵奎吾，岡部長景子爵，高田中將，池田男爵，有田，巖村，水野，太田……
丁亥初二日……巖田偕憲開、李寶璉、劉牧蟾來訪。李劉皆在士官學校……
庚寅初五日……水野、太田來。與水野同訪後藤新平，談俄事良久……
癸巳初八日……工藤邀同至白井新太郎宅，晤高山中將，野中、多賀二少將，田鍋、松平皆在座，頗詢行在情形……
戊戌十三日太田送至神戶登長崎丸。長尾雨山自西京來別。富岡、福田皆來。十一點半展輪……
到偽滿成立以後，強盜已經走近瞭打開的“門戶”，他仍然沒有忘記“共管”的理想，一有機會便向外面宣傳“門戶開放、機會均等”。這猶如給強盜做底線的仆人，打開瞭主人傢的大門，放進瞭一幫強盜，當瞭一幫強盜的大管事，猶感不足，一定還要向所有各幫強盜發請帖，以廣招徠。這自然就惹惱瞭已經進瞭門的強盜，一腳把他踢到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