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等“靜園”裡對出行的事商量出一致意見來，日本駐津總領事館的後藤副領事第二天就找上瞭門。他們對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全知道瞭，總領事館表示：他們對我的心情和處境是完全理解的，但是認為最好是慎重從事，現在不要離開天津；他們負有保護的責任，不得不作這個勸告。
從這天起，這位後藤領事不是來直接見我，就是找陳寶琛舅甥或是鄭孝胥父子，進行勸阻。同時，日本駐屯軍的通譯官吉田，卻一再向我宣傳，最好是立刻動身出行，日本軍方是決心支持我上臺的。
我在天津住瞭七年，對日本軍政方面的摩擦、猜疑，多少是有點知識瞭。這時我對於軍政雙方的“發言權”上，也有瞭新的看法，這是和陳寶琛那一夥人不同的。陳寶琛一向認為文人主政是天經地義，所以他的朋友是日本芳澤公使，他的外甥專門和領事館以及東京的政友會人物來往。這時他堅定認為如果東京方面沒有表示，就千萬別聽軍人們的話。我的看法不同，認為能決定我的命運的，現在不是日本政客，而是軍人。我並沒有什麼高深的見解和情報，我是憑著直覺，從當前擺著的事實上看出來的。我看到的是，日本方面在外交上宣稱準備和南京政府通過和平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時關東軍卻一路不停地前進著，攻打著退卻著的中國軍隊。我那時還不太明白，這和蔣介石、汪精衛一邊嚷著抵抗，一邊把國土讓給敵人原都是用以欺世的兩面手法，但我能看出決定問題的還是日本軍人。陳寶琛指出國際列強的曖昧態度可慮，也和我的直覺印象不同。我去過日本兵營後不多天，英國駐津軍隊司令官牛湛德準將忽然來到“靜園”訪問。他對“九一八”事變給我造成的機會，表示瞭“私人的祝賀”，並且說：“如果陛下能在偉大的滿洲重新登極，陛下的仆人牛湛德，願意充當龍旗下的一名士兵。”這話不但使我飄飄然，而且更相信鄭孝胥說的英方袒日的消息。牛湛德來訪之後，莊士敦也突然和我久別重逢，據他說這回是為瞭代表英外交部來和中國政府辦理庚款和歸還威海衛的餘留問題，因此順便前來看望。他為瞭我的“前途”表示高興。他同時請我為他的著作《紫禁城的黃昏》書稿作序文，他說將在這書的最末加上一章，叫做“龍歸故裡”。
劉驤業和佟濟煦先後從東北回來帶來的消息，對我也是一種鼓勵。佟濟煦先回來，說和沈陽的遺老袁金鎧等人見瞭面，都認為時機已至，不必遲疑。接著劉驤業也來瞭，雖然他沒有能見到內田康哉和本莊繁，這有點令人失望，但他見到瞭板垣和金梁，證實瞭羅振玉和上角並不是騙人的。金梁對他說的尤其充滿瞭樂觀：“奉天一切完備，唯候乘輿臨幸。”他也去過吉林，證實羅振玉說得不錯，日本軍隊已控制瞭全省，熙洽等人是隨時可響應復辟的。
除瞭這些之外，當時出現的一些謠言也是促使我急於動身的因素。那時天津的新聞界消息真是靈通，我去日本兵營的事很快就傳到社會上，有的報紙甚至登出瞭我已乘輪到瞭東北。與此同時，“靜園”裡忽然不知從哪裡傳來謠言，說中國人要對我有不利的舉動。因此，我更覺得不能在天津待下去瞭。
但是，盡管我一心想走，我畢竟是日本行政當局的客人，必須和總領事館說通瞭才能行。我派瞭鄭垂去拜會日本總領事桑島，說“既然時機不至，我就不一定一直去奉天，不妨先到旅順暫住。這總比在天津安全一些。”桑島立刻表示，到旅順去也不必要。他叫鄭垂轉告我，滿鐵總裁內田康哉也不同意我現在動身，內田是日本政界老前輩，日本軍部對他也是尊重的，因此我還是慎重從事的好。至於安全，他認為並無危險，願負完全責任。最後說，他還要和駐屯軍司令官香椎交換一下意見。第二天，副領事來找鄭垂說，桑島和香椎商量過瞭，意見一致，都不主張我現在離開天津。
這個消息令我非常糊塗，為瞭弄清真相，不得不把那位司令部的通譯官請來問問。不料吉田回答說所謂總領事和司令官的會商，根本沒這麼回事，香椎司令官是主張我立刻隨上角利一走的。他給我出個主意，親筆寫封信給司令部，把堅決要走的態度告訴他。我在糊裡糊塗中寫瞭這封信。可是不知怎麼弄的，日本總領事又知道瞭這件事，連忙來找陳寶琛、鄭孝胥探聽有沒這回事，那封信是真的假的……
日本軍政兩界的這種意見分歧和暗中摩擦，令我非常生氣，可是又沒什麼辦法可想。這時二次去東北的劉驤業來瞭信，說是探得瞭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的真正意思：現在東北三省還沒全部控制，俟“三省團結穩固，當由內田請上（指我）臨幸沈陽”，請我暫時在津等候著。既然決定命運的最高權威有瞭這樣的表示，我也隻好遵命靜候瞭。
從那以後，我多少明白瞭一點，不僅天津的領事館與駐屯軍之間意見分歧，就連關東軍內部步調也不太一致。我對某些現象不由得有些擔心：前恭親王溥偉在日本人的保護下祭祀沈陽北陵，遼寧省出現瞭“東北地方維持會”的組織，舊東北系重要人物臧式毅在受著關東軍的“優待”，前民國執政段祺瑞的行蹤消息，又出現於報端。對這些不能和我並立在一個屋頂之下的牌位，日本人正做什麼打算？那時我還不明白，日本人長期豢養著的有各式各樣材料，我這個被尊敬地稱為“陛下”的，不過是其中之一，可不可用，用我還是用別的，還都在主人的考慮之中哩。假如我當時知道日本人曾一度想用段祺瑞（這是最近從一個文史資料稿上才看到的），又一度要用“東北行政委員會”的空架子（這是我到東北之後聽到的），又一度要用溥偉搞“明光帝國”（這是很快就知道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可怕的主意，我的“等候佳音”的心情就更加難受瞭。
我給瞭羅振玉和上角利一“暫不出行”的答復之後，度日如年地等著消息。在等待中，我連續發出“諭旨”，讓兩個剛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侄子憲原、憲基到東北宣撫某些蒙古王公，賞賜首先投靠日本占領軍的張海鵬、貴福等人以美玉。我根據日本武官森糾的請求，寫信給正和張海鵬對抗的馬占山和具有民族氣節另一些蒙古王公，勸他們歸降。我封張海鵬為滿蒙獨立軍司令官，馬占山為北路總司令，貴福為西路總司令，賜憲原、憲基等以大佐軍銜。我預備瞭大批寫著各種官銜的空的封官“諭旨”，以備隨時填上姓名……
特別應當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鄭孝胥的意見，直接派瞭人去到日本進行活動。自從羅振玉遭我拒絕，怏怏離去之後，鄭孝胥一變表面上的慎重態度，越來越和陳寶琛意見相左。他反對再行觀望，主張積極行動瞭。這時他認為在日本和鈴木、南次郎以及黑龍會方面所談的時機已經到瞭，提出要求是時候瞭，同時，他大概也看出瞭有人在和我競爭著，所以主張派人出去到東京活動，甚至不等本莊派人來請，自己就先到旅順去。這種突然變化使我感到的不是驚異，而是十分高興。我於是就背著陳寶琛，采納瞭鄭孝胥的意見，派瞭日本人遠山猛雄到日本，找剛上臺的陸相南次郎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進行聯絡。我根據鄭孝胥起的草，用黃絹親筆給這兩個大人物各寫瞭一封信。後來一九四六年在東京國際法庭上，南次郎曾拿出瞭那封信，給律師作為替他辯護的證據。我因為害怕將來回到祖國受到審判，在法庭上隻敘述日本人的罪狀，而把自己的責任一推幹凈，當場否認瞭這封信，引起瞭一場軒然大波。可惜此信的原文現在沒有得到，隻好暫時從日本書籍上轉譯如下：
此次東省事變，民國政府處措失當，開釁友邦，塗炭生靈，予甚憫之。茲遣皇室傢庭教師遠山猛雄赴日，慰視陸軍大臣南大將，轉達予意。我朝以不忍目睹萬民之疾苦，將政權讓之漢族，愈趨愈紊，實非我朝之初懷。今者欲謀東亞之強固，有賴於中日兩國提攜，否則無以完成。如不徹底解決前途之障礙，則殷憂四伏，永無寧日，必有赤黨橫行災難無窮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統禦璽
今上禦筆
鄭孝胥（簽字）
我就這樣地一邊等待，一邊活動著。這封信由遠山猛雄帶走之後三個多星期，我終於等到瞭這一天。
九月辛酉二十三日（十一月二日）。詣行在。召對。上雲：“商衍瀛來見，言奉天吉林皆望速幸；吉田來言，土肥原至津，與司令部密商，謂宜速往。”對曰：“土肥原為本莊之參謀，乃關東軍之參謀，乃關東軍中之要人，早來迎幸，則不宜遲。”明日以告領事館。夜召土肥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