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所處理的時期之初，土肥原是日本陸軍大佐，一九四一年升到將官階級，在“九一八”事變前約十八年間居住中國，被視為陸軍部內的中國通。他對於在滿洲所進行的對華侵略戰爭的發動和進展以及嗣後受日本支配的偽滿洲國之設立，都具有密切關系，日本軍部派對中國其他地區所采取的侵略政策，土肥原借著政治的謀略、武力的威脅、武力的行使，在促使事態的進展上擔任瞭顯著的任務。
土肥原當軍部派其他指導者設計、準備和實行將東亞及東南亞置於日本支配之下時，曾和他們保持密切聯絡而行動。
當他的對華的特殊知識和他的在華行使陰謀的能力已無需要時，他就以現地將官的地位來擔當實現他本人曾經參與的陰謀目的。他不但曾參加對中國的侵略戰爭的實行；並且也參加瞭對蘇聯以及對各國，即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曾對其實行侵略戰爭的各國，除法國以外的侵略戰爭的實行……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
土肥原和板垣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二十五名戰犯中被判定犯罪條款最多而最重的兩人。他們兩人罪狀相同，都犯瞭七條“破壞和平罪”，(1)和“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違反人道之犯罪”中最重的一條，即“命令準許違約行為”的罪。遠東國際法庭對這批戰犯拖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判決，土肥原與板垣和其他五名戰犯被判處瞭絞刑。
土肥原，可以說是個完全靠侵略中國起傢的日本軍人，他在陸軍士官學校十六期步科和陸軍大學畢業後，做過日本參謀本部部員，第十三步兵聯隊長，一九一三年起他來到中國，在關東軍中服務，給擔任著許多東北軍閥的顧問的坂西利八郎中將當瞭十多年的副官。他和張作霖的關系特別深，一九二四年奉直戰爭中，他策動關東軍幫助過張作霖，一九二八年關東軍決定消滅張作霖，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的陰謀的主持者，也正是他。不久，他即因功晉級大佐，擔任瞭沈陽特務機關長的職務，從此開始瞭判決書上所述的那些罪行，也開始瞭他的飛黃騰達的時期。判決書裡對土肥原的許多“傑作”都沒有提到，除瞭偽滿的誕生之外，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天津騷動事件、一九三二年熱河戰爭的爆發、一九三五年五月的豐臺事變和冀東偽組織的成立、十一月香河流氓暴動和冀察的特殊政權的出現，都離不開土肥原的策劃活動。可以說，在那段時間裡，土肥原走到哪裡，災難降臨哪裡。大約他的失敗隻有過一次，即在他拉攏之下叛國的馬占山，後來又反正抗日。但這並沒有影響他後來的升遷，他被調走當瞭不多時間的旅團長，又調為關東軍的特務機關長。一直到“七七”事變，日本人要成立的偽組織都成立起來瞭，騷亂、暴動等等手段也被武裝進攻代替瞭，土肥原才脫去瞭白手套，拿起瞭指揮刀，以師團長、軍團長、方面軍總司令等身份，統領著武裝到牙齒的士兵，在中國大陸和南洋進行屠殺和掠奪。就這樣在屍骨和血泊中，他從“九一八”事變起不過十年間，由大佐升到瞭大將。
那時關於他有種種充滿瞭神秘色彩的傳說，西方報紙稱他為“東方的勞倫斯”，中國報紙上說他慣穿中國服裝，擅長中國方言。根據我的瞭解，他在中國的活動如果都像鼓動我出關那樣做法，他並不需要傳說中的勞倫斯的詭詐和心機，隻要有一副牌桌上的面孔，能把謊話當真話說就行瞭。那次他和我會見也沒有穿中國服裝，隻不過一套日本式的西服；他的中國話似乎並不十分高明，為瞭不致把話說錯和聽錯，他還是用瞭吉田忠太郎充當我們的翻譯。
他那年是四十八歲，眼睛附近的肌肉已出現瞭松弛的跡象，鼻子底下有一撮小胡子，臉上自始至終帶著溫和恭順的笑意。這種笑意給人的唯一感覺，就是這個人說出來的話不會有一句是靠不住的。
他向我問候瞭健康，就轉入正題，先解釋日軍行動，隻對付張學良一人，“因為他把滿洲三千萬人鬧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任何保證，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說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隻是“誠心誠意地要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傢”，希望我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很快回到我的祖先發祥地，親自領導這個國傢；日本將和這個國傢訂立攻守同盟，它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全力保護；作為這國傢的元首，我一切可以自主。
他的誠懇的語調，恭順的笑容和他的名氣、身份，完全不容我再用對待羅振玉和上角利一的眼光來對待他。陳寶琛所擔心的——怕羅和上角不能代表關東軍，怕關東軍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兩個問題，我認為更不存在瞭。土肥原本人就是個關東軍的舉足輕重的人物，況且他又斬釘截鐵地說：“天皇陛下是相信關東軍的！”
我心裡還有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也得到瞭滿意的答復。我問道：“這個新國傢是個什麼樣的國傢？”
“我已經說過，是獨立自主的，是由宣統帝完全做主的。”
“我問的不是這個，我要知道這個國傢是共和，還是帝制？是不是帝國？”
“這些問題，到瞭沈陽都可以解決。”
“不，”我堅持地說，“如果是復辟，我就去，不然的話，我就不去。”
他微笑瞭，聲調不變地說：“當然是帝國，這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是帝國，我就去！”
“那麼，就請宣統帝早日動身，無論如何要在十六日以前到達滿洲。詳細辦法到瞭沈陽再談。動身的辦法由吉田安排吧。”
他像來時那樣恭敬地向我祝賀一路平安，行瞭禮，就告辭瞭。土肥原走後，我接見瞭和土肥原一齊來的金梁，他帶來瞭以袁金鎧為首的東北遺老們的消息，說他們可以號召東北軍舊部歸服。總之，我認為完全沒問題瞭。
土肥原去後，吉田告訴我，不必把這件事告訴總領事館；關於動身去大連的事，自有他給我妥善安排。我也決定，除瞭鄭孝胥之外，我再不找別人商量。
但是，這樣的事是任何人都瞞不住的。這回消息比上次我去日本兵營傳得還快，第二天報上就登出瞭土肥原和我見面的新聞，而且揭露出瞭土肥原此行的目的。陳寶琛那幾天本來不在天津，得到瞭消息，匆忙從北京跑回來瞭。一下火車直奔鄭孝胥傢，打探消息。然後又奔向“靜園”。這時正好劉驤業從日本東京發來一封電報，說日本軍部方面認為我出山的時機仍然未至。看瞭這個電報，我不得不把會見土肥原的情形告訴瞭他，並且答應即刻和大夥再商量一下。
這天是十一月五日，“靜園”開瞭一個別開生面的“禦前會議”。記得被我召來的除陳寶琛、鄭孝胥、胡嗣瑗之外，還有在天津當寓公的袁大化和鐵良（升允是剛剛去世，否則也會有他一個）。在這次會議上，別人幾乎沒有說話，隻有陳寶琛和鄭孝胥兩人展開瞭針鋒相對的辯論，辯論的激烈，最後竟發展到“傷尊害禮”的地步。
“當前大局未定，輕舉妄動有損無益。羅振玉迎駕之舉是躁進，現在啟駕的主意何嘗不是躁進！”陳寶琛瞅著鄭孝胥說。
“彼一時，此一時。時機錯過，外失友邦之熱心，內失國人的歡心，不識時務，並非持重！”鄭孝胥瞅著陳寶琛說。
“日本軍部即使熱心，可是日本內閣還無此意。事情不是兒戲，還請上頭三思而定。”
“日本內閣不足道，日本軍部有帷幄上奏之權。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說的請皇上三思，不是請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偉扶上去，我們為臣子的將陷上頭於何地？”
“溥偉弄好弄壞，左不過還是個溥偉。上頭出來隻能成，不能敗。倘若不成，更陷上頭於何地？更何以對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見，一輩子等下去。眼看已經山窮水盡瞭！到瞭關外，又恢復瞭祖業，又不再愁生活，有什麼對不起祖宗的？”
在鄭孝胥的飛濺的唾星下，陳寶琛臉色蒼白，顫巍巍地扶著桌子，盡力讓上身接近對面的禿頭頂，冷笑道：“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熱衷。你，有何成敗，那是毫無價值可言……”
一言不發的袁大化，低頭無話的鐵良，以及由於身份夠不上說話，隻能在旁喘粗氣的胡嗣瑗，覺著不能再沉默，於是出來打圓場。袁大化說些“從長計議”的話，意思透出是支持陳寶琛的，鐵良嘟囔瞭幾句，連意見都聽不清楚。胡嗣瑗是想支持陳寶琛，可是說不明白。我在會上沒有表示態度，但心裡認為陳寶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我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圖。對身邊人如此，對社會上更要如此。在這裡我要插敘一下，大約是土肥原會見後兩三天，我接見高友唐的一段事。
那幾天要求見我的人非常多，我認為全部加以拒絕的辦法，隻能證實報紙上的推測，那是對我更不利的，尤其是這個高友唐更不能不見。他以前也是張園的客人，張園把他看做遺老，因為他是清朝仕學館出身，做過清朝的官，後來辦過幾種報紙，這時是國民黨的監察院委員。他曾自動為我向南京要求過“歲費”（沒有結果），我想他可能透點什麼消息給我，所以接見瞭他。沒想到他是給蔣介石來做說客。他說國民黨政府給他來瞭電報，叫他轉達，希望我不要到東北和日本人攪在一起，國民政府願意恢復優待條件，每年照付優待費，或者一次付給我一筆整數也可以，請我提出數目。至於我住的地方，希望我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國也可以，或者由我提出除瞭東北和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
我聽瞭他的話，心裡氣上來瞭。我冷笑說：“國民政府早幹什麼去瞭？優待條件廢瞭多少年，孫殿英瀆犯瞭我的祖陵，連管也沒有管，現在是怕我出來丟蔣介石他們的人吧，這才想起來優待。我這個人是不受什麼優待的，我也不打算到哪兒去，你還是個大清的舊臣，也不必替他們說話！”
高友唐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還很願意用遺老身份，以完全為我設想的口氣，說國民政府蔣總司令的條件對我是有利的，並且說：如果我不相信這些條件，可以由外國銀行作擔保。對民國過去一向不講信用，他也表示不滿意，他說：“不過如果外國人作保，蔣介石這回是絕不敢騙人的。”他甚至頗似懂我心理地說，恢復優待條件，當然帝號也要恢復，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
我對他的話並不相信。我早聽說蔣介石的手腕厲害，又聽說他為瞭和英美拉攏而娶宋美齡，連他的發妻都不要瞭，根本不講信義。我認為這人專欺軟怕硬，因為他怕日本人，現在看見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麼條件都能答應，等我離開瞭日本人，大概就該收拾我瞭。就算他說的都算數，他給瞭我一個空帝號，又哪比得上土肥原答應的真皇帝呢？他能給我的款子，又怎麼比得上整個的東北呢？蔣介石再對我好，他能把江山讓給我嗎？想到這裡，我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說下去瞭。
“好吧，你的話我都知道瞭，這次談話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我沉思之後說瞭這麼一句，卻誤認為事情有希望，連忙說：“好，好，您再想想，等過幾天我再來。”
“嗯，再來吧。”
他滿懷希望地走瞭。後來我聽說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動之後再回來，正好遇上“天津事變”，日租界戒嚴，他被截在租界外邊，等他設法進瞭日租界，我已經不在靜園瞭。
那兩天裡陸陸續續還來瞭些探聽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瞭不少的來信。人們對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愛新覺羅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傢，勸我不要認賊作父，要顧惜中國人的尊嚴。我已經被復辟的美夢完全迷瞭心竅，任何勸告都沒有生效。我決定對外絕不說真心話。有個天津小報的記者，叫劉髯公的，也是張園和靜園常來的客人，常在他的報上寫文章恭維我，他這時也跑來打聽我有沒有要出關的意思。我極力地否認瞭，他於是在報上又替我盡辟謠的義務，正是在同一天，報上登出瞭這段新聞，我登上瞭去營口的日本輪船。
不用說，對於高友唐的活動，“靜園”陳寶琛這一派人的反對，社會上給我的各種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瞭情況，作出瞭估計。否則的話，就無法解釋他為什麼又使用上最後的“道具”——就是在陳寶琛對鄭孝胥大發雷霆的次日出現的特殊禮物。
那天我正在唾星噴射之下聽著“進講”：“勿失友邦之熱心，勿拒國人之歡心……此乃英雄事業，絕非書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瞭！”我的“隨侍”祁繼忠慌慌張張進來說，“炸彈！兩個炸彈！”
我嚇得從沙發上連站也站不起來瞭。在混亂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剛才有個陌生人送來一份禮品，附著一張原東北保安總司令部顧問趙欣伯的名片。來人放下瞭禮品就揚長而去。祁繼忠按例檢視瞭禮品，竟在水果筐子裡發現瞭兩顆炸彈。
在靜園上下驚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軍司令部的軍官拿走瞭炸彈。第二天，永遠缺不瞭的吉田翻譯官來向我報告說，那兩個炸彈經過檢驗，證明是張學良的兵工廠的。
“宣統帝不要再接見外人瞭。”吉田忠告我，“還是早些動身的好。”
“好！”我說，“請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請陛下也不要對不相幹的人說。”
“不說。我這回隻帶鄭孝胥父子和一兩個隨侍。”
後來聽說，第二天北平晨報上就登出瞭炸彈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記得看到這張報。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瞭這張報，那也是由於緊接而來的其他驚險事件把我嚇昏瞭。那兩天我接到瞭不少恐嚇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辭卻很嚇人。有一封隻有這一句話：“如果你不離開這裡，當心你的腦袋！”更有驚人的，是祁繼忠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據祁繼忠說，對方是我認識的維多利亞餐廳的一個茶房，他警告我這幾天不要去那裡吃飯，因為有些“形跡可疑的人”到那裡打聽我。這個關心我的朋友還說，他看見“那些形跡可疑的人衣服裡面藏有電刀”，更奇怪的是，他還認出那些人都是張學良派來的。
那個茶房是怎樣的人，我已說不出瞭，但關於祁繼忠這人值得介紹一下。他是我從北京帶到天津的男仆，宮裡遣散太監後，他來到宮裡，那時候還是個少年，很受我的喜歡。在天津時代，他是我最寵信的隨侍之一。在偽滿時，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學校培養，可是後來我發現瞭他是“內廷穢聞”中的一個，我又氣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說明，正巧聽說他在日本和同學吵架，就借瞭破壞日滿邦交的題目請日本把他開除出校。後來他經日本人介紹到華北偽軍當上軍官，以後又搖身一變為國民黨的上校，解放後因反革命案被鎮壓。我離開天津去東北，他是隨我同去的三個隨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親信的，我的舉動他無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過來，日本人和鄭孝胥對我當時的動靜是那麼清楚，對我的心情掌握得那麼準確、及時，而演給我看的那出戲——雖然演員們相當笨拙——但效果又那麼好，祁繼忠實在是個很有關系的人。
緊接著炸彈、黑信、電話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發生。日本人組織的漢奸便衣隊，其首領之一，是從前那位北京警察總監張璧。他們十一月八日這天對華界大肆騷擾，這也是土肥原導演的“傑作”。日租界宣佈戒嚴，斷絕瞭與華界的交通。靜園門外開來擔任“保護”之責的鐵甲車。於是靜園和外界隔絕起來瞭。當時能拿到通行證的，隻有鄭氏父子二人。
後來我回想起來，土肥原這樣急於讓我到東北，如果不是關東軍少壯派為瞭急於對付他們內部的反對派，而僅僅是怕我再變瞭主意的話，那就把我的外界影響估計得太高瞭。事實上，不但我已下定決心，就連陳寶琛影響下的胡嗣瑗、陳曾壽等人，從我和土肥原會見那天起，態度上也起瞭變化。他們已不堅持坐著觀望，也開始想主動和日本進行些接觸，不過是擔心和軍人接觸靠不住，仍認為還是找日本政府為好。這些人的變化，心理和我一樣，是怕錯過瞭機會，同時，又害怕羊肉沒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這些人對於和日本人交涉的條件，也各有自己最熱衷的地方，我最關心的是能不能當皇帝，他們關心的是能不能當上大官，因此主張“用人權”必須在我，至於什麼民族榮譽、經濟權利等等，是完全可以當做換取自己地位的代價送出去的。陳曾壽在我會見土肥原後立刻遞上奏折，代表瞭這種心情：
奏為速赴機宜，以策萬全，恭折仰祈聖鑒事。今日本因列強反對而成僵局，不得不變動東三省局面以自解於列強，乃有此勸進之舉，誠千載一時之機會。遇此機會而無以赴之，則以後更有何機之可待？唯赴機若不得其宜，則其害有甚於失機者。今我所以自處之道，可兩言而決：能與日本訂約，酌讓路、礦、商務之利，而用人行政之權，完全自主，則可以即動，否則萬不可動，如是而已。現報紙喧騰，敵人疑忌，天津已有不能安處之勢。欲動則恐受賺於日本，欲靜又失此良機，進退兩難，唯有請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與其政府及元老西園寺等商洽，直接訂約後再赴沈陽，則萬全而無失矣。臣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祈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