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職典禮之後不多天，我忽然起瞭散步的興頭。我帶瞭婉容和兩個妹妹，坐上汽車，來到瞭“大同公園”。我還沒有看清楚這個小花園究竟是個什麼樣兒的，忽然聽見四處響起瞭摩托聲，接著便看見遊人們有的驚驚慌慌地亂奔著，好像遇到瞭什麼禍事。摩托的響聲越來越大瞭，似乎園子外面來瞭成群的汽車。過不大時間，走道上遠遠地出現瞭日本憲兵、偽滿警察，還有外貌頗似官員模樣的人，紛紛向我這裡走來。原來我這次出遊把日本人驚動瞭。起初他們都不知道我到哪裡去瞭，日軍司令部下瞭全城戒嚴令，到處搜索失蹤的元首，很快地在公園門口發現瞭我的汽車，於是把公園包圍起來，把我找到，勸我回傢。我看這種聲勢不對，乖乖地跟他們走出公園，搭上汽車，回到我的“緝熙樓”來。
執政府內務處的日本人內務官對我解釋說，這是為瞭“執政”的尊嚴和安全。
在“滿洲國組織法”的第一章“執政”裡，一共有十三條文字，都是表明“執政”的權威和尊嚴的：
第一條 執政統治滿洲國；
第二條 執政代表滿洲國；
第三條 執政對全國國民負責任；
第四條 執政由全國國民推舉之；
第五條 執政得立法院之協贊以行使立法權；
第六條 執政統督國務院以執行行政權；
第七條 執政依據法律組織法院以執行司法權；
第八條 執政為維持與增進公共之安寧福利或執行法律，得頒發命令，但命令不得變更法律；
第九條 執政為維持公安或防預非常之災害，於不能召集立法院時可得參議府之同意而頒佈與法律同一效力之緊急訓令，但須於下次會議中報告立法院；
第十條 執政得制定官制、任免官吏，並定其俸給，但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所特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執政有宣戰、講和及締結條約之權；
第十二條 執政統帥陸海軍及空軍；
第十三條 執政有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之權。
如果在每條的“執政”二字下面加上“名義上”三字，這個組織法倒也是真的。事實上，我這個“統治滿洲國、代表滿洲國……”的“元首”，從那次遊公園被搜索回去之後，除瞭經過日本人安排好的以外，我再也沒出過一次大門。“大同公園”到底是個什麼樣兒，我到現在也說不清楚。如果說到我的權力，那就隻有對關東軍的點頭同意權和逢迎諂媚權。假若我竟敢認真地要按照“組織法”行使起那上面的權來，那就等於自己不要關東軍給我裝扮起來的尊嚴和賞賜的安全。
然而，這個顯而易見的道理，我一開始竟有時會忘掉，在得瞭許多教訓之後，才牢牢地記在心裡。
我所以會忘掉自己的尊嚴是裝扮起來的，也許由於是關東軍起初做得太像瞭。首先，我腦中留下的天津七年的印象很深，那七年間，沒有一個日本軍人或官吏不是在我面前畢恭畢敬地呼我為宣統帝；其次，我到東北後，無論是板垣還是本莊繁，當著我的面都是彬彬有禮的，凡需用厲害顏色的時候，卻都經過中國人向我轉達，所以我從沒有直接看見過他們的紅臉。在三月九日那天，“滿鐵”總裁內田康哉的十分恭維的祝詞和慶祝酒會上本莊繁的十分有禮地向我祝酒，又給瞭我一個深刻印象。我竟忍不住地想道：“看樣子日本人是真的承認我這個元首的。陳曾壽和胡嗣瑗他們說得大概不錯，日本人不請我出來不好收拾東北這爛攤子，既請我出來就得對我有所尊敬。他們勸我不要太讓步，可能是有道理的。”
典禮後的第二天，我在興奮之餘，曾向胡嗣瑗和陳曾壽發過誓願說：“我有三願，現在告訴你們。第一，我要克除掉過去一切毛病，陳寶琛說過我懶惰和輕佻，從今誓不再犯，一定振作奮發，勤勞從公；第二，我將忍耐一切困苦，誓必由此開始，逐步恢復祖業，重登大寶；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繼大清基業。此三願實現，我死亦瞑目。”
從這天起，我真的不再睡懶覺，早早起來便到“執政”辦公室裡去辦公。我那時最忙的“公事”就是接見求見的人。求見的人很多，除瞭各部總長，還有前清遺老，當地紳商。我是有求必見，往往從早晨六時起，到晚上十一時止，除瞭吃飯，我都在“辦公”。這些求見的人有的是來給我請安磕頭，有的送點土產，有的和我敘敘傢世，有的求我給個職業，有的則純粹是懷著好奇心，要看一看我，要談什麼話他都沒準備好。不久，我就發現這些人，包括總長們在內，有個共同特點，就是誰也不是找我談“國事”的。那些總長們根本沒有人向我請示什麼“公事”，隻不過和我閑聊天。當我向他們問起的時候，他們總是說：“次長辦著瞭。”次長就是日本人，他們是向來不找我的。
唯一向我談國事的是鄭孝胥。他每星期按例要來向我報告一次“國務會議”通過的案件，這個國務會議，十足地證明瞭以我為首的這一夥人的身價。
所謂國務會議，“國務院”每周舉行一次，由各部總長參加，主持者名義上是“國務總理”鄭孝胥，其實是總務廳總務長官日本人駒井德三。駒井從前在滿鐵做過事，曾發表過一篇“滿洲大豆論”的文章，在日本得到“中國通”的稱號。他被日本軍部請來擔任“滿洲國國務院”總務廳總務長官之後，日本雜志《改造》稱他為“滿洲國總務總理”“新國傢內閣總理大臣”。每次舉行“國務會議”，都是他給鄭孝胥準備好議案，由鄭在會上照本宣科。國務會議上的通過和鄭孝胥向我報告，完全是走一下形式。在國務會議上沒有人能反對，到瞭我這裡依然是反對不得。據說在第一次會議上，討論到各部各省機構日本人官吏的比率數字表。財政部總長熙洽打開牛皮紙口袋，一看那個準備好的數字，就不高興瞭，居然向駒井德三提出質問：“新政府剛成立，第一次閣議還沒開，這些表格是誰給做出來的？”不料駒井命令道：“別說話！”熙洽一聽，火上來瞭，站起來問：“為什麼不讓說話？連日本軍司令官也沒跟我喊過，你喊什麼？”駒井德三大怒，把桌子一拍：“我叫你別說話，就是不許你說話！這是關東軍決定的，你就得贊成！”
“我不幹啦！”熙洽要走。
“你拿瞭錢，不幹行嗎？你們在座的，哪一個沒拿關東軍的機密費？你們要知道，滿洲國可是日本人拿鮮血換來的！給你吃現成，你們還要想搗蛋，可要放明白點！”
本來有幾個“總長”都很氣憤，隻要熙洽一走，就一齊給駒井亮一下臺看，可是一聽這話，都低下瞭腦袋，連熙洽也乖乖地坐回位子上去瞭。所謂機密費，鄭孝胥最多，是一百萬元，其他各“總長”各拿瞭二三十萬不等。這筆數字是和忠順程度成正比例的。這場風波也就是拿瞭一百萬元的鄭孝胥給圓瞭場，大傢乖乖地通過瞭日本官吏比率表。(3)
我雖然不像熙洽那樣被日本人直接罵過，可是在鄭孝胥面前也聽到不少對元首尊嚴大為貶價的話，這就是每當我對國務會議的議案有所挑剔時聽到的：“這是關東軍決定的！這是不能改動的！”
在不多天前，偽滿的中央銀行行長榮厚，因為說話不慎，被關東軍扣押瞭幾天。駒井拍桌子和榮厚的事提醒過我，為瞭尊嚴和安全，還是不挑剔的好。但有時，另外一種想法又鉆到我心裡：“我總歸是個元首，和熙洽、榮厚不同。難道駒井敢向我拍桌子，關東軍能把我關進司令部嗎？”
在關東軍決定成立“協和黨”的時候，我決定要反對一下。
這是“大同元年”（一九三二年）七月間的事。鄭孝胥在一次例行的國務報告中，提到國務會議通過瞭一項建立“協和黨”的議案。我對於什麼“接受舊海關”“追索關餘”等議案全不留心，唯有聽到這個“黨”字像觸瞭電似的吃瞭一驚，忙問他成立個“黨”是什麼意思。他說，世界先進國傢全都有政黨，所以“滿洲國”也該有一個。“協和黨”的用處是“組織民眾協力建國”，讓民眾樹立“尊重禮教、樂聽天命”的思想，這是“王道樂土”所不可缺少的……
我不等他說完，便忍耐不住地打斷瞭他的“朗誦”，搖頭說：“我不要這個黨！要黨幹什麼？辛亥亡國就是叫亂黨鬧的，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又說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你難道都忘瞭嗎？不要！不要！”
“這是日本關東軍決定的，這是不能改變的。”鄭孝胥冷冷地說，“上頭要是不願意，就直接跟他們說吧。”
“好，我就要跟他們說！”我不在乎地說，“你去告訴他們吧，叫他們找我來！”
過瞭兩天，關東軍第四課的片念惠參謀來瞭，向我解釋瞭成立“協和黨”的必要，理由和鄭孝胥說的沒有兩樣。後來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又來向我勸說，橋本回去之後，板垣又親自出馬，但是不管誰來，都沒能說服我。
我的理由越辯論越充足，我覺得連日本人也不該反對。我的最大理由是任何政黨隻會造成國傢的不寧，“滿洲國如果不安寧，對日本也頗不利，故將有礙於邦交”。我認為這樣堅持下去，不會發生什麼危險，所以我決定堅持下去，看究竟怎麼樣。
這次爭論的結果，日本人表面上讓瞭步，把協和黨改名為協和會。後來我聽說，這種更改，主要是因為日本人有瞭新的考慮，要用這個組織容納下全體“國民”，才采用瞭“會”的名稱。“協和會”規定凡二十歲以上的人全得做會員，十五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則組織到“協和會青年團”中，十歲到十四歲的則是“協和會少年團”團員，婦女們另有一個組織，即“協和會”領導的“國防婦女會”。這樣，協和會便成瞭一個網羅一切人口的進行奴化教育、監視人民和組織奴役勞動的龐大的特務性機構。
經過協和會這件事，我有瞭這樣的一個看法：日本人畢竟還是尊敬我的，而鄭孝胥卻十分可惡，他是處處利用關東軍的名義嚇唬我，他竟敢不拿我當主子看待。
接著是發生瞭“日滿密約”的事件。
這個密約的內容，我在前邊已說過瞭。使我難忍的並不在於祖國的領土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喪失，而是它不啻證明我這元首根本沒有發言權和決定權。這個密約是八月七日由鄭孝胥為代表和本莊繁簽訂的，過瞭一個多星期鄭孝胥才拿來給我看，叫我承認。
“為什麼你早不拿來？”
“這都是不關緊要的事。板垣在旅順不是早提出過嗎？”
“什麼早提出過？就算提出過，就不該先問問我嗎？”
“板垣說過，要是早送上來，免不瞭叫胡嗣瑗這些人多嘴添麻煩……”
“我這個執政還算不算哪？”我拍瞭一下桌子，心裡恨透瞭板垣，但我更恨這禿頭。
如果是在紫禁城裡，我這一拍桌子等於是“跪下”的口令。可是現在這禿頭面不改色地冷冷地答道：“這也不是正式條約，等日本的正式大使武藤來瞭還要訂立正式的。本莊這次調職，走得也太急……”
“走開，走開！”
鄭孝胥一走開，胡嗣瑗就來瞭。
胡嗣瑗這時是我最信任的人。胡嗣瑗是“執政府”秘書處長，算是在我身邊為我個人服務的差事，出瞭我的傢門他也沒有任何權力，地位是和鄭孝胥比不上的。他的最大興趣就是要弄倒鄭孝胥和勸我向日本人爭權。在鄭孝胥拿來密約前不久，我們就聽說本莊要調職回國，接替他的是武藤信義，與這消息同時傳來的是日本將要承認“滿洲國”，武藤兼日本大使。這給瞭我很大的希望，認為本莊之走和武藤之來，形勢很可能發生變化，既然日本承認這個國傢，一定能“平起平坐”地談一談。根據胡嗣瑗的意見，我派瞭兩個人到日本，先和武藤以及天津時代的熟人香椎浩平和日本陸軍總參謀長直崎這些軍部人物聯絡一下。這兩個人一個是給張園做過法律顧問的律師林廷琛，一個是叫蔡法平的臺灣人，都是胡嗣瑗給找來的。他們帶去瞭我向武藤等人提出的幾點要求，主要是以下幾條：
一、執政府依組織法行使政權；
二、改組國務院，由執政另提任命名單；
三、改組各部官制，主權歸各部總長，取消總務廳長官制度；
四、練新兵，擴編軍隊；
五、立法院克期召集議會，定國體。
總起來一句話，就是要求用人權和改帝制。這都是胡嗣瑗給我出的主意。據他講，他在東京有個叫徐丙的臺灣籍朋友，和日本軍部要人都有交情，通過這條路線活動，是很有希望的。正好我和鄭孝胥發過脾氣，胡嗣瑗就來告訴我，林廷琛和蔡法平來瞭信，消息非常之好，甚至帝制問題都大有希望。我於是更認為一切壞事都是鄭孝胥幹的，除瞭板垣，別的日本人並不壞。我的腰硬起來瞭。我又接受瞭胡嗣瑗的意見，決定免去鄭孝胥國務總理職務。
鄭孝胥也知道瞭我的打算。他先采取瞭以退為進的辦法，向我告老辭職。我心裡明白，這是奕劻從前對付我父親的辦法，但我有瞭東京的“好消息”，並不怕他。我說：“你也到瞭休養的時候，我也不好留你，那麼，你推薦誰來繼任呢？”
禿頭的臉上變瞭色，我心裡非常得意。不料他看我一點兒不挽留他，又變瞭話：“孝胥的意思，上頭沒有明白，是請上頭給幾天假……”
我想，你請假也好，你一走，我就派別人頂你。
我準瞭鄭孝胥的假，立刻派胡嗣瑗去找臧式毅，授意給他，要讓他當國務總理。這位臧式毅比我和胡嗣瑗聰明得多，他知道我這執政的命令的價錢，沒有關東軍說話，他答應瞭我隻有找麻煩，就拒絕瞭。為瞭拉住他，我又叫他去代理國務總理，可是不等他表示態度，鄭孝胥趕忙銷瞭假，回到他的總理辦公室去瞭。
我還沒想出進一步的對策，他的兒子鄭垂找我來瞭。他沒有提他父親的事，卻先從更叫我生氣的問題談起。
“聽說上頭等武藤來，就要提出由滿洲人主事，各部權力歸滿人，這件事要三思呵！”
“這有什麼三思的？日本人都同意瞭，你倒不同意？”
“不是鄭垂不同意，隻怕日本人不同意。”
鄭垂見我不高興答理他，笑瞭一笑，接著說：“如果真的把權力全拿到滿人手裡，就怕各部長官駕馭不瞭吧？”
我聽瞭這話，心中大怒。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說，從他父親起到各部總長隻不過聽命於日本人，而不是我這個“真龍天子”。
“你說的是……什麼話！”
我憤然站起來，走出我的“執政辦公室”，不想再看見他那張可惡的笑臉。
我回到瞭“緝熙樓”，晚飯擺上來瞭，我不想吃，隻是氣憤地在地上來回走，尋思著攆走鄭氏父子的方案。我沒有想出任何辦法來，隻有把希望寄托在和武藤的會面上。
九月間，武藤來瞭，比武藤早到一步的是去東京活動的林廷琛和蔡法平。他們帶來的消息還是那樣美妙，說除瞭取消總務長官問題尚待研究之外，其餘都不成問題。因此舉行瞭日滿議定書簽字儀式之後，我單獨和武藤會面的時候，我抱著很大希望正式地把那幾項要求提瞭出來，在改組國務院那一條，我要求首先把鄭孝胥免職。
武藤是日本大正時代晉升的陸軍大將，做過參謀本部次長、教育總監、軍事參議官，第一次世界大戰率日軍占領過蘇聯的西伯利亞。他這次以大將資格來東北身兼三職——關東軍司令長官（從前都是中將銜）、關東廳長官（“九一八”事變前日本設在遼東半島的殖民總督）和“駐滿洲國大使”，到任不久就晉升為元帥，是這塊土地的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滿洲國”的太上皇。日本報紙稱他為“滿洲的守護神”。在我的眼裡，這個六十五歲的白發老頭確實像一個神似的那麼具有威靈。當他十分有禮貌地向我鞠躬致敬時，一種得天獨厚、求必有應的感覺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等我把話說完，他很禮貌地回答道：“對於閣下的意見，我必帶回去認真地加以研究。”
他帶走瞭胡嗣瑗寫的那幾條要求。可是一天一天過去，不見他的研究下文。
按規定，我每月有三次和關東軍司令兼大使的會見。第二次會見時，我催問他研究的結果，他仍是說：“研究研究。”
研究的最後結果，駒井德三拿瞭一百萬元的酬勞費下臺去瞭，但另一個日本人坂谷希一又接替瞭他的職務，官銜雖然由總務長官降低為總務廳長，名義上位於各部長之下，而實際權力和從前一樣。國務總理也仍然是鄭孝胥，隻不過他的兒子鄭垂被免去國務院秘書官之職，給瞭個航空會會長的名銜。此外，可以說是一點兒沒有變化。
過瞭不久，胡嗣瑗被“升”為參議府參議，實際是把他從我身邊調走。後來，日本人索性請他退休，連生活也弄得非常困難，我隻好每月供應著他。胡嗣瑗這一調走，我立刻又想起瞭熙洽和榮厚的遭遇，就再也不敢向武藤詢問他的研究結果。從此，每次和武藤見面，隻有陪他談佛學、講天氣；每次聽鄭孝胥的國務報告，就隻有點頭、“裁可”。我又明白過來：這是保持尊嚴和安全的最好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