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津日本租界七年的影響和遺老們十幾年的教育的基礎上，又有瞭到東北後不到一年的訓練，我已被造就成瞭一個完全的軟體動物，已弄到瞭離開日本人就不能生存和思想的程度。為瞭虛假的自欺欺人的尊嚴，為瞭保住一條性命，為瞭“重登大寶”的幻想，我隻有依附在關東軍的皮靴上。一九三二年國際聯盟派瞭一個調查團到東北，曾經引起鄭孝胥父子發生過把東北變成國際共管的幻想，我卻連這種幻想也沒有過。
“九一八”事件發生後，蔣介石一再致電張學良，指示瞭“為免事件擴大，絕對不抵抗”，九月二十二日又在南京全市國民黨員大會上說要“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辱含憤，暫取逆來順受態度，以待國際公理之判斷”。所謂“國際公理”，照他說就是在國際聯盟這兒。九月二十一日國聯接到南京政府代表提出的“立即采取辦法，使危害國際和平之局勢不致擴大”的請求，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或譯理事會）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南京政府又提出由國聯派中立委員會到滿洲調查的意見。國聯在開瞭許多次沒有結果的會之後，十二月十日，在日本人同意下，決議組織一個調查團，到東北調查“中日糾紛”的實情，並向行政院提出報告。這個報告自然要包括解決“糾紛”的意見，也就是蔣介石所宣傳過的要等待的“公斷”。
調查團由五國委員組成，即英國的李頓爵士、美國的佛蘭克洛斯·麥考益少將、法國的亨利·克勞德中將、意大利的格迪伯爵、德國的恩利克希尼博士。團長是李頓，所以當時又被稱為李頓調查團。與調查團同行的除瞭一批秘書人員和專傢之外，並有中日雙方各派委員一名協助工作，日本派的是駐土耳其大使吉田，中國是前外交總長顧維鈞博士。
一九三二年二月三日，調查團出發瞭，先到日本，又到上海、南京、漢口、九江以及湖北的宜昌和四川的重慶，四月初到北平又停瞭十天，四月二十日才進入東北，到長春時已是五月。在這期間，南京政府宣傳著等待“公理之判斷”，而日本軍隊卻占瞭錦州，發動瞭淞滬戰爭，逼著蔣介石簽訂瞭不得駐兵淞滬的協定，同時也制造出瞭“滿洲國”的既成事實。究竟這個調查團到中國來是打算幹什麼，蔣介石希望的又是什麼，我都被鬧得糊裡糊塗的。
五月三日這天，我和調查團的五位委員進行瞭十分鐘的會見。在這十分鐘內，他們向我提出瞭兩個問題：我是怎麼到東北來的？“滿洲國”是怎麼建立起來的？在回答他們的問題之前，我腦中閃過瞭一個念頭，大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這五位紳士的彬彬有禮的風度讓我回憶起天津時代我和他們同國人的交往。閃過我心裡的念頭就是：他們的那些同國人，特別是調查團長李頓爵士的同胞莊士敦，曾向我說過倫敦的大門為我打開著，如果我現在對他們說，我是叫土肥原騙來又被板垣威嚇著當上“滿洲國元首”，並且要求他們把我帶到倫敦，他們幹不幹呢？這個輕微的念頭剛一閃過，我就打瞭一個寒噤，因為我想起來身邊還坐著關東軍的參謀長橋本虎之助和高參板垣征四郎。我不由得地向那青白臉瞄瞭一眼，然後老老實實地按照他事先囑咐過的，念我的臺詞：“我是由滿洲人民推戴才來的。滿洲國是滿洲人民自願建立的……”
調查團的五位委員一齊對我點頭微笑，然後我們一同照相，喝香檳。他們走後，板垣的青白臉上泛滿瞭笑容，贊不絕口地說：“執政閣下的講話響亮極瞭，風度好極瞭！”
引起我那個想入非非之念的，除瞭上面說過的天津時代的影響之外，還有我對日本人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影響和情緒，我發生瞭投靠其他洋人的幻想。但這個幻想和鄭氏父子比起來，是太微弱瞭。
早在旅順的時候以及調查團和我見面之前，鄭氏父子就幾次說過：“別看日內瓦、巴黎開會開得挺熱鬧，其實哪一國也不打算和日本硬碰。現在有點力氣碰得動日本的，隻有美國，可是美國頭一個就不熱心。美國雖然不是國聯的會員國，國聯可是要聽美國的。”精通英日兩國文字的鄭垂還告訴我，美國的不少代表官方意見的報紙，時常登出一些袒護日本行為的輿論，甚至還告訴過我一件不知他從哪裡聽說的消息，說美國和日本曾經有過密約，美國對日本在東北的行動表示過諒解。鄭孝胥還說過，美國早在“九一八”以前就勸過中國政府，索性把滿洲賣給日本，因為這樣不但可以省掉許多麻煩，而且還可以讓日本去對付蘇聯，於中美都有好處。這些情報都是令我半信半疑的。
“調查團到咱這來幹什麼呢？”鄭孝胥在通知我將要會見調查團時說：“他們在咱們滿洲建國前不來，建國後才來，可見他們不是打算否認新國傢的，他們根本也不打算制裁日本，他們希望的是機會均等、門戶開放。他們在東京跟內田（此時內田康哉已調任日本外務相）談的也是這個。他們同時關心的是希望日本替他們打俄國。這也不是跟咱們過不去，對咱沒壞處。”
鄭垂搖頭晃腦地給我講瞭個比喻。他說，英國有位學者曾說過，英國的紳士們有如豪豬，因為是同類，所以相聚，又因為各個身上有刺，所以又都保留著一個距離，鄭垂說：“我看列強也就是豪豬。用中國人的話說，他們是冤傢，又是親戚，既是親戚，咱就得認他們是姑舅。”
事實上，喜歡吹牛的鄭氏父子並沒有撒謊。在當時的《東方雜志》上，就可以找到《紐約論壇報》和《紐約日日新聞》等報紙上的袒日言論的譯文，比如前者有這樣的話：“日人軍事行動為對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政策所不能免之反響”，後者：“日本繼承俄國在滿洲開發，至於今日，其功績之偉大，為世人公認。”國聯通過派遣調查團的決議，確曾遭受到美國的反對，理由是“此種行動足以刺激日本國民的情緒”，國聯在一次會議上，打算做出要求日軍退出滿洲的決議時，美國國務卿凱塞爾就公開表示，對此並未附議。這些事實的記載可以從當時的許多報刊上看到。後來美國國務院發表瞭一些秘密文件，其中有個《一九三一年美國外交文件》一書，公佈瞭那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美駐日大使福白斯交給日本外務大臣幣原的一份密書，透露瞭美國政府當時“曾勸中國政府采取妥協步調”。至於日美秘密對東北問題的談判，則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號的《國際事件》（International Affairs，一九三五Dec．）上據西·萊特的一篇文章《美國人對遠東問題的觀點》（Q．Wright：American View of the Far Eastern Problem）中揭露瞭出來。
雖然我當時不大註意《東方雜志》之類的報刊，可是調查團對於“機會均等”“門戶開放”的關心，我也能很快就知道。這年10月，我從日本的《中央公論》上發現瞭駒井德三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滿洲國是向全世界宣稱著》，寫的是他和調查團的會見。文章說第一個提問的是李頓，問他“滿洲國的建設不稍嫌早些嗎？”他回答瞭一大套“非但不嫌其早，且嫌其晚”的“道理”。然後——
其次麥考益將軍問：“滿洲國宣揚著門戶開放主義，果真實行瞭嗎？”
我立即回答說：“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是滿洲立國的鐵則。門戶開放政策，在昔圍繞著中國的諸國中，美國是率先所說的精神。但這主義政策是列國之所倡，中國本身是抱著門戶閉鎖主義，我們在中國的何處可以看到門戶開放的事實？我們以極強的鑰匙使滿洲國門戶開放，我們隻有受諸君感謝的理由而沒有受抗議的道理……不過我須附帶聲明的就是關於國防事業斷不能門戶開放，即在世界各國亦斷無此例。”
李頓再詢問著說：“滿洲國實行著機會均等嗎？”
我略不躊躇地說：“機會均等，貴國在中國已有其先例，即前清末葉，中國內政極度糜爛，幾全失統一之際，羅浮脫·赫德提議於清廷說，倘然長此以往，貴國將完全失其作用於國際間，故此際不如依賴西洋人，即單是海關行政，亦有確定之必要。於是清朝立即任命羅浮脫·赫德為總稅司，海關行政方得確立。在這海關上，使用著許多的英、法、日等國人，這海關在中國是被認為最確實的行政機關瞭。因此而列強借款給中國，中國遂得在財政上有所彌補。英國人亦以海關為施行機會均等者。但是我們日本人，要想做這海關的事務員，則非受等於拒絕的嚴格的英語試驗不可。”
“……卻說我們滿洲國，是滿洲國人和日本人協力而建設的國傢，因之新國傢的公文，均以滿洲國語和日本語而發表的。所以任何國人，倘能完全使用滿日兩國語言，並能以滿洲國所給與之待遇為滿足，則我們當大大地歡迎。這就是我所說的機會均等。”
我繼續著問：“你們各位還有旁的詢問嗎？”
旁的人都說：“此外已無何等詢問的必要瞭，我們已能充分理解瞭滿洲國的立場，愉快之至！”
國聯調查委員在離開新京時，我送到車站上，那時候李頓握瞭我的手小聲地說：“恭祝新滿洲國之健全的發達！”同時用力地握瞭下手就分別瞭。
這篇文章使鄭孝胥父子感到瞭極大的興奮，鄭垂甚至還估計國聯很可能做出一個國際共管滿洲的決議來。過瞭不久，即這年的十月，調查團的報告書公佈瞭，果然叫鄭垂猜中瞭。首先，調查團的報告書中所代表的國聯，正是以鄭氏父子所希望的那種中國的管理者的態度出現的。報告書明白地說：“目前極端之國際沖突事件，業經中國再度要國聯之幹涉……中國遵循與國際合作之道，當能得最確定及最迅速之進步，以達到其國傢之理想。”其次，這位管理者確認它的同行“日本，為謀滿洲之經濟發展，要求建設一能維持秩序之鞏固政權，此項要求，我等亦不以為無理”。但是，這位管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唯有在一種外有信仰內有和平，而與遠東現有情形完全不同之空氣中，為滿洲經濟迅速發展所必要之投資始可源源而來”。這就是說，要有列強各國共同認為的那種“信仰”才行，這就是鄭氏父子所向往的由各國共同經營、利益均沾的局面。
鄭氏父子關於反蘇問題的估計，也得到證實。調查團說，它理解日本稱滿洲為其生命線之意義，同情日本對“其自身安全之顧慮”，因此，“日本之欲謀阻止滿洲被利用為攻擊日本之根據地，以及為在某種情形之下滿洲邊境被外國軍隊攻擊時，日本欲有采取適當軍事行動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認”。不過調查團又認為，這樣做法日本的財政負擔必大，而且日本在滿軍隊受時懷反側之民眾包圍，其後又有包含敵意之中國，日本軍隊能否不受重大困難，亦殊難言。因此，可以考慮另外的辦法，則“日本甚或又因世界之同情與善意，不需代價而獲安全保障較現時以巨大代價換得者為更佳”。調查團於是提出意見說，問題的解決，恢復原狀和維持現狀都是不能認為滿意的辦法，認為隻要“由現時（滿洲國）組織無須經過極端之變更或可產生一種滿意之組織”，這就是實行“獲得高度自治權”的“滿洲自治”，由各國洋人充當這個自治政府的顧問；由於日本人在東北的權益大些，日本人比例也大些，但其他外國也要有一定比例。為實現這個新政體，“討論和提出一種特殊制度之設立，以治理東三省之詳密議案”，要先成立一個由國聯行政院掌握最高決定權的，由中日雙方和“中立觀察員”組成的顧問委員會。調查團並且認為“國際合作”的辦法不但適於“滿洲”，也適於對全中國使用。其根據理由也是鄭氏父子屢次表示過的，是因為中國隻有勞動力，而資本、技術、人才全要靠外國人，否則是建設不起來的。
這個報告書引起日本的反應，是令鄭氏父子很失望的。調查團盡管再三談到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甚至把“九一八”事變也說成是日本的自衛行為，日本人對它提出的這種列強分肥的想法，仍然表示完全不能接受。日本的外務省發言人隻表示同意一點，就是“調查團關於滿洲的建議，大可施於中國與列強間的關系而獲得裨益，如制訂國際共管計劃”！至於對“滿洲”本身的共管方案，根本給個不理睬。所以鄭氏父子和蔣介石政府以及連聲為報告書叫好，稱之為“世界之公論”的胡適博士，都不免垂頭喪氣瞭。鄭孝胥後來的失寵和被棄，也是因為在對“門戶開放，機會均等”問題存在幻想上。一九三五年，他在自己辦的一個“王道書院”裡演講。宣傳瞭這個理想，結果是日本人請他退休。他退休後，因為日本人不讓他往北京遷移，存在銀行裡的那一百萬元“機密費”又不給他兌現，一九三八年一氣之下喪瞭生。至於鄭垂的失寵和去世更早，是一九三三年年初暴卒的，究竟怎麼死的，至今還是個謎。
在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發表之前，我也確曾有些想法，假如真的像鄭氏父子希望的那樣，將東北歸為國際共管，我的處境必定比日本獨占情形下好得多。但是，我還有兩點不同的考慮，一是怕“共管”之中，中華民國的政府也有一份，如果這樣，我還是很難容身；另一點是即使民國管不上我，國際共管也未必叫我當皇帝，如果弄出個“自治政府”來，那還有什麼帝制？更重要的是，日本的橫蠻，在國際上居然不受一點兒約束，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使我相信，自己是絕對逃不出它的手掌心的。因此，事後我一想起瞭調查團會見時我心裡閃過的那個念頭，不禁暗想道：“幸虧我沒有傻幹，否則我這條命早完瞭……現在頂要緊的是留下這條命，說不定日本人還讓我當皇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