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舊臣，聞皇上就任執政，疑尊號自此取消，同深悲憤。即曾任民國官吏如曹汝霖、汪榮寶等，亦以名義關系甚重為言。臣以皇上屢次堅拒，及最後不得已允許之苦心，詳為解釋，聞者始稍知此中真相，而終無以盡祛其疑……
這是我就任“執政”一月後，請假回津的陳曾壽寄來的“封奏”中的一段。來自京津的類似的封奏還有好幾件，都曾引起過我的無限煩惱。
按照約定，我當“執政”一年期滿，如果關東軍不實行帝制，我是可以辭職不幹的。胡嗣瑗和陳曾壽早在滿期前兩個月，就勸我催促關東軍履行前約，他們認為關東軍必不肯舍得我下臺，因此是會接受帝制要求的。我沒有照他們的辦法去將關東軍的軍，我早已沒有這樣的膽量，而且萬一關東軍讓我辭職，我能到哪裡去呢？所以煩惱歸煩惱，對關東軍的順從還是要順從。
在將近我就職一周年的一天，出乎我的意料，在一次例行會見中，武藤先向我提起瞭這個問題。他說，帝制的問題現在日本還正研究著，意見尚未一致。據他看，到時機成熟時，這個問題自然會解決的。聽瞭他的話，我自然就更不去想什麼辭職不辭職的事瞭。
比我還著急的人倒有的是。除瞭胡嗣瑗、陳曾壽之外，鄭孝胥、熙洽等人也忘不瞭這件事。鄭孝胥在一九三三年的重陽節寫過一首詩道：“雪後重陽夕照明，高臺縱日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報老翻教歲月輕，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遣遺民見後清。”他不僅要在滿洲行帝制，還想著回燕京，實現“後清”的幻想。熙洽不隻是幻想，而且在我就職一周年時還有實際行動，他支使手下一名心腹叫林鶴皋的，借長春一個小學校的地方召集瞭一個五百多人的會議，到會的有滿族“遺民”，也有前東三省國會議員，在會議上通過瞭一項請求實現帝制的決議。這個會沒開完，叫日本憲兵給沖散瞭。但是關東軍司令長官倒也沒發脾氣，卻找瞭他去解釋說帝制非不可為，不過是時機未至而已。
究竟時機什麼時候來呢？我很想早一點知道。曾陪我到東北來的日本人工藤鐵三郎，我的“侍衛處長”，這時他表示願意為我到東京去刺探一下。我覺得這個日本人對我很好，我在旅順時，有一次發現茶水變色，疑心有人下毒，叫人去化驗一下，工藤拿起這杯茶，一仰脖喝瞭下去，這個舉動使我相信他的忠心，於是賜改他的名字為工藤忠。現在他又提出這樣的主意，我自然十分高興，就把這個刺探時機的任務委派瞭他，並囑咐他從側面去活動，千萬不要說是我派的。他到東京去瞭一趟兒，找到瞭南次郎，他探得來的消息雖非十分理想，也還是樂觀的，據他說日本軍部方面大致上同意實行帝制，實行的日期也不會太遠瞭。
究竟時機是指的什麼呢，我始終也沒弄明白。這年的三月二日，日軍已完成瞭東北四省的全部占領，三月二十四日，國聯通過一項宣佈日本為侵略者的決議，二十七日日本退出瞭國聯，宣稱再不受什麼約束。五月三十一日，長城戰役以塘沽協定宣告瞭結束，劃定長城以南為非武裝地帶，中國軍隊也奉命全撤退瞭。在我看來，這些叫每個真正的中國人都不勝激憤的事件，都是做皇帝的時機，但一個一個的都過去瞭。一直到“時機”真的來臨，繼任的關東軍司令菱刈隆在這年年底突然告訴鄭孝胥說，日本政府可以承認我為皇帝時，我也沒弄清楚“時機”是個什麼東西。我由於過分的高興，也沒有心思研究它瞭。
我當時第一個念頭，就是要準備一套清朝皇帝的龍袍。我把帝制的實現，看做是走向大清復辟的起點。在日軍發動長城戰爭時，我就幻想過由日軍替我把“大清疆土社稷”全部恢復過來，送我到北京重登大寶。後來聽說打到密雲就停瞭戰，心裡很是不滿意。現在我又想，我先把清朝皇帝的架子準備好，將來我必能走進我的紫禁城。誰知這套龍袍剛從北京敦慶隆買來（舊的全沒帶出來），就出瞭岔子。關東軍派瞭人來告訴瞭鄭孝胥，說日本承認的是滿洲國皇帝，不是大清皇帝，因此，皇帝登極不能穿清朝衣服，要穿關東軍指定的禮服，即陸海軍大元帥服。
我這時又忘瞭日本人批準的皇帝身價，忘瞭日本人所以要實行帝制，不過為瞭好利用“皇帝”的名義更省事地統治這塊殖民地而已。我的腦子隻顧發熱，就不知天高地厚地一定要鄭孝胥給我向關東軍去交涉，非得穿清朝服制不可。陳曾壽這時曾提醒我說：“皇上要爭的不該是衣服，倒是應該把君主實權和關東軍說好，如果有瞭實權在手，就是學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也未嘗不可。”可是在腦子發熱的時候，清朝袍褂——我從小看慣穿慣的服制，就像童話裡的法寶似的那麼代表權威，好像有瞭它，什麼實權、威風就會一齊來到我身上一樣，因此別人的話我全聽不進去。
結果，挨瞭關東軍一個硬釘子，關東軍堅決表示，登極典禮是非穿指定的制服不可，這是沒有什麼商量的。最後，隻允許在祭天的時候，穿一次清朝袍褂。我看實在沒辦法爭瞭，才又有點清醒過來，明白瞭皇帝的稱呼本是人傢賞的，再爭下去說不定連皇帝也當不成瞭，也隻好答應下來。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這天，在長春郊外一個叫杏花村的地方，在臨時壘起的一個土壇——代替天壇，舉行瞭告天而後即位的祭天古禮。我總算穿瞭一次龍袍，過瞭一次癮。
舉行過登極典禮之後，日本天皇派來瞭他的弟弟秩父宮雍仁為代表，前來祝賀，並且給瞭我日本大勛位菊花頸飾和菊花大綬章，給瞭婉容一個寶冠章。真是“山河好改，本性難移”，日本人的這些舉動，又讓我飄飄然忘其所以。如果這是我的情緒的起點，那麼，到一九三五年四月，我到日本回拜天皇時，則是到瞭高漲的頂點，也是我的美夢最濃的時刻。在這個美夢裡，我把自己看做是和日本的裕仁的兄弟輩，認為開始“時來運轉”瞭。
其實這次訪日，全是關東軍安排出來的。他們說，為瞭答謝日本天皇派禦弟秩父宮來對我“即位”的祝賀，也是為瞭對“日滿親善”的躬親示范，需要這樣辦一辦。
日本政府以樞密顧問官林權助男爵為首組織瞭十四人的接待委員會，派瞭戰艦比睿號來迎接，白雲、叢雲、薄雲等艦護航。我從大連港起航時，又有球摩、第十二、第十五驅逐艦隊接受我的檢閱，到達橫濱港時，又有百架飛機編隊的歡迎……記得我在這次暈頭轉向、受寵若驚的航程中，寫下瞭一首諂媚的四言詩：
海平如鏡，萬裡遠航。
兩邦攜手，永固東方。
在航行的第四日，看瞭一次七十艘艦艇的演習，又在暈船嘔吐之中寫瞭一首七言絕句：
萬裡雄航破飛濤，碧蒼一色天地交；
此行豈僅覽山水，兩國申盟日月昭。
總之，還未上岸，馬屁先拍過去。因為我不僅對日本所示之威力深感驚異，我還把這看做是對我真心尊敬，真心幫助。過去的一些不愉快，隻怪自己誤會瞭。
到瞭日本東京，裕仁親自到車站迎接我，為我設宴，然後又是向我住所回拜。我接見瞭日本元老重臣，受他們的祝賀，同裕仁一起檢閱瞭軍隊。我也跑到他的傢廟“明治神宮”去參拜，給他父親“大正”上墳。我到日本陸軍醫院慰問那些侵略中國挨瞭打的傷兵傷官，又到裕仁的母親那裡，獻獻殷勤。日本報紙曾報導過我和她散步的情形，說有一次上土坡，我用手攙扶瞭日本皇太後，這和我在長春宮內府中，攙我父親上臺階是一樣的心情。其實，我還從來沒有攙扶過自己的父親，如果問到我扶攙裕仁的母親的心情，坦白說，那純粹是為瞭巴結。
最後一天，雍仁代表他哥哥裕仁在車站向我送別，他致歡送詞說：“皇帝陛下這次到日本來，對於日滿親善，是有重大貢獻的。我國天皇陛下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務請皇帝陛下抱定日滿親善一定能做到的確實信念而回國，這是我的希望。”
我就又用瞭那種巴結的心情回答道：“我對這次日本皇室的隆重接待和日本國民的熱誠歡迎，實是感激已極。我現在下定決心，一定要盡我全力為日滿的永久親善而努力。我對這件事，是抱有確實信心的。”
臨登船出發時，我向擔任接待的林權助又講瞭一遍，臨瞭，我請他代向日本天皇和裕仁母親致謝，提到裕仁母親，我居然兩眼含滿瞭無恥的眼淚，而且這樣一弄，把那個老頭子也給逗哭瞭。回想起來，一點兒中國人味也沒有瞭。
總而言之，日本皇室這次對我的招待，使我頭腦更加發熱，感到自從當瞭皇帝之後，連空氣都變瞭味。我腦子裡出現瞭一個邏輯：天皇與我平等，天皇在日本的地位，就是我在滿洲國的地位。日本人對我，當如對其天皇者同。
在這種飄飄然中，我回到長春，立即請來新任的關東軍司令長官南次郎大將，向他發表瞭我的感想。次日（即四月二十九日），又到南的住宅，興高采烈地參加瞭裕仁的生日慶祝會；再次日，我便急不可待地下諭，把在長春的所有簡任職以上的官吏，不論中國人日本人全召來，聽我訓話，發表訪日感想。我在事先全沒有和日本人商議，我也沒預備講話稿，人到齊瞭，我便講開瞭。我講瞭訪日的經過，繪形繪聲地描述瞭日本天皇對我的招待，講瞭日本臣民對我的尊敬。最後我說：“為瞭日滿的親善，我一定拼命去幹。因此，我認為：如果日本人有不利於滿洲國者，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陛下，如果有滿洲人有不利於日本者，也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的皇帝；如果有不忠於滿洲國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有不忠於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於滿洲國皇帝……”
不料這些話講過之後，“大臣”們單獨來見我的，越來越少，終於成為絕跡，除瞭日本規定的例行官樣文章的“上奏”和年節行禮之外，我再也見不到他們瞭。
早在我去日本之前，關東軍司令官菱刈隆就和我說過這樣的話：我應當養“君之德”，所謂“君之德”，就是不要過問什麼事，不要“察查為明”，一切都讓“下邊”辦去就行瞭，他同時演出形象來，捂一下耳朵，捂一下眼睛，又捂一下嘴，說：“就這樣子，我們當司令官的，也是如此。”這些話，我並沒有十分註意。後來南次郎來當司令兼大使瞭，他倒簡單，沒有說這些話，也沒做什麼形象動作，我從日本回來發表瞭那篇演說之後，索性禁止瞭“大臣”們和我見面瞭。
從此以後，我除瞭和關東軍指定的人見面之外，就不能任意地會見任何人。我辦公的“勤民樓”也不去瞭，因為既無人可見，也無公可辦。關東軍要我辦的公事，不過是要我在現成的文件上畫上一個“可”字，這件事在我臥室、廁所裡就都可以辦瞭。
關東軍指定我會見的人，除瞭每周一次向我報告“國務”的總理大臣、參議府議長之外，其餘的“大臣”們隻有逢年過節舉行大典時見見面，當然說不上話。到瞭太平洋戰爭發生後，限制得更嚴，我的親屬除瞭在長春的妹妹、妹夫和留在“內廷”念書的侄子們之外，關內親屬隻準關東軍指定的幾個人來看我。任何人如果想偷著來會見我，那根本辦不到，因為“帝宮”裡住著幾個日本憲兵，來往人是瞞不過他們的眼睛的。這幾個憲兵穿著非日非“滿”的特制的墨綠色制服，他們的屋門口有一個木牌，沒頭沒腦地寫著三個字“憲兵室”。
最重要的是，一個過去有事才來、無事不來的關東軍參謀吉岡安直，有瞭一個“帝室禦用掛”的新官銜，成瞭每天有事無事必到的關東軍代表，我的一切舉動都必須在他的指導下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