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放不下架子，又不肯學習，我的思想根本不起變化，認罪自然更談不到。
我知道，在法律的面前，我是犯有叛國罪的。但我對這個罪名和可能得到的懲罰，隻看做是一種命運的偶然性的安排。“強權就是公理”和“勝者王侯敗者寇”，這就是我那時的思想。我根本不去想自己該負什麼責任，當然更想不到支配我犯罪的是什麼思想，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什麼思想必須改造。
為瞭爭取擺脫受懲辦的厄運，我采取的辦法仍然是老一套。既然在眼前決定我命運的是蘇聯，那麼，就向蘇聯討好吧。於是，我便以支援戰後蘇聯的經濟建設為由，向蘇聯獻出瞭我的珠寶首飾。
我並沒有獻出我的全部財產，我把最好的一部分留瞭下來。在獻寶之後，我的侄子替我把留下的那部分藏進一個黑色皮箱的箱底夾層裡，後來還剩下一部分，無法再裝進去，弄得不知怎麼辦是好。我對蘇聯人說過我獻出的是我的全部財產，我恐怕蘇聯人發現我說瞭瞎話，又怕別的拘押者知道瞭我的秘密。再藏吧，實在沒處藏瞭。連肥皂裡都已經塞滿瞭。最後我決定，把它扔掉。
有一天，蘇聯的翻譯和一個軍官走進瞭我們的房間，手裡舉著一個亮晃晃的東西向大傢問道：“這是誰的？誰放在院子裡的廢暖氣爐片裡的？”
大廳裡的人們都過去看，看出軍官手裡的東西是一些首飾。有人便說：“這上面還有北京的銀樓的印記呢，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我立刻認出來，這原是我叫侄子們扔掉的。這時他們都在另一個收容所裡，我也就不去認賬，連忙搖頭道：“奇怪，奇怪，這是誰擱的呢？”
不料那翻譯手裡還有一把舊木梳，他拿著它走到我跟前說：“在一塊還有這個東西。我記得，這木梳可是你的呢！”
我慌起來，連忙說：“不是不是！木梳也不是我的！”
弄得這兩個蘇聯人沒辦法，大概他們認為不便給我拆穿，怔瞭一陣兒，最後隻好走瞭。他們可能到現在還沒弄清，我這個人到底是什麼心理。其實我隻有一個心理：我怕這件事引起對我有什麼猜疑來，不如一推幹凈少麻煩。我推得竟這樣笨，不由得他們不發怔瞭。
我不但扔瞭一些首飾，還放在爐子裡燒瞭一批珍珠。在臨離開蘇聯之前，我叫我的傭人李燾把最後剩下的一些，扔到房頂上的煙囪裡。我有這種糟蹋偷盜祖國人民的珍寶的行為，怎麼談得上認罪呢？
我對日本鬼子是怨恨的。蘇聯在向我調查日寇在東北的罪行時，我以很大的積極性提供瞭材料。後來我被召到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也痛快淋漓地控訴瞭日本鬼子。但當我每次談起那段歷史，從來都不談到我自己的責任，而是把罪過全放在日本戰犯身上去，盡力使自己擺脫出來。我怕的就是自己受審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