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聯的五年拘留生活中，我始終沒有徹底放下架子。
從赤塔到伯力，從伯力市郊到城裡，我始終是和弟弟、兩個妹夫、三個侄子和一個傭人在一起的。我們這“一傢人”住處是和別人分開的。到伯力之後，收容所裡沒有蘇聯姑娘做服務員，就由傢裡人給我疊被，收拾屋子，端飯，洗衣服。不過我還算有點自知之明，不讓他們再叫我皇上瞭，他們就用“上邊”兩字代替瞭那個稱呼。
剛到伯力郊外的時候，有一天我從樓上下來，想在樓下散散步。樓梯底下椅子上坐著一個人，見瞭我眼皮也不抬一下，這人我認得是偽滿的一個大臣。我心裡很生氣，為什麼連個禮也沒有瞭？從此，我就不想下樓瞭，終日在樓上泡，吃喝拉撒睡全不下來。我每天大部分時間用在念經上，一念便是整部的《金剛經》《般若波羅蜜多心經》，還有大悲咒，飯前的往生咒，等等。
我自己不但不幹活，還不願意我傢裡的這些人給別人幹活。我的弟弟和妹夫有一次吃飯時，給大傢擺臺子，叫我給禁止住瞭。我的傢裡人怎麼可以去伺候別人！
後來，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間，我傢裡的這些人被送到同一城市的另一個收容所裡去瞭，剩下我一個，被調到跟其他漢奸一起去住。我感到瞭很大的不方便。蘇聯當局還很照顧我，容許我單獨吃飯，可是誰給我端飯呢？我的嶽父自告奮勇，願意伺候他的女婿。於是，我們這兩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地湊到一起瞭。更丟人的是，我連衣服也讓嶽父來洗。後來，自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兒，自己也洗一點兒衣服，但他依然要搶著代勞。在蘇聯的五年，每逢過舊歷年包餃子吃，第一碗還是要先盛給我吃……
總而言之，我的架子總是放不下來，我的生活方式總是和別人不能一樣。那時，蘇聯的工作人員，曾誘導這批寄生蟲做些輕微勞動，先從自己管理自己，從打掃住處講衛生開始，但並沒有要我也去做。我為瞭討好，有一次也自動拿起瞭拖把，拖起瞭地板，一個蘇聯人員看見瞭，笑道：“好啊，連溥儀也幹活瞭！”我聽瞭，很得意。如果我能更自覺一些，還能更多放下點架子，這對我思想是會有好影響的。但是我的動機既如此不純，架子又是如此放不下，洗起衣服來又是如此不情願，所以，我傢裡的人一從另外的收容所轉送回來，我又是依然如故，把架子完全恢復起來瞭。
收容所在我們院子裡劃出瞭一些地塊，給我們種菜。我和傢裡人也分瞭一小塊，種瞭青椒、西紅柿、茄子、扁豆，等等。看著青苗一天天在生長，我很覺得新奇和高興。每天提個水壺接自來水去澆，也很有趣味。這種趣味，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但主要的興趣，還是在於我很愛吃西紅柿和青椒，因此，有時也很著急，埋怨青椒和西紅柿為什麼不快點長起來，還常常想，這到底不如從菜鋪買起來方便。這就是我的“勞動觀點”。可是不管怎麼說，這一段短短的種菜生活，在我身上埋下瞭我所意識不到的種子。雖然是非常微小的種子，畢竟是一顆好的種子，對我後來回到祖國進行改造，是有一定好處的。但那時我不懂得在這方面感激蘇聯，我感激的隻是沒讓吉岡把我帶到日本去。
收容所當局還給我們一些中文書籍，供我們學習。有一個時期，叫我的弟弟和妹夫給大傢照著本子講《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佈）黨史》。講得莫名其妙，聽得更是無精打采，糊裡糊塗。我自己心裡隻是納悶，這和我有什麼關系？假如不讓我留在蘇聯，一定把我送回去，我就是能背下這兩本書，大概也救不瞭我的命吧？
“學習”這兩個字，那時對我說起來，還不如青椒、西紅柿現實一些。每次學習，我都坐在一個特殊的座位上（在講桌旁邊），一邊聽著“教員”結結巴巴地講著聽不懂的什麼“孟什維克”“國傢杜馬”，一邊胡思亂想：“如果能住在莫斯科，或者倫敦，這些珠寶首飾夠我用幾年……蘇聯人不吃茄子，這回收下的茄子，怎麼個吃法……”
講課的地方是個走廊，走廊盡頭的門外有蘇聯士兵巡邏。為瞭讓他不至於看出我胡思亂想，我還能裝得很像用心聽的樣子。但有的人卻打起呼嚕來。等我的妹夫把“國傢杜馬”和“克倫斯基”一講完，這個大廳才又出現瞭活氣。特別是晚飯後，更是人聲嘈雜。幾張桌子上有人噼裡啪啦地打麻將，麻將牌有的是用木頭自己做的，也有的是從東北帶來的。我很奇怪，他們被捕的時候，還有心從傢裡帶一副麻將牌走。在走廊另一頭靠窗的地方，有人向窗外天空合掌，大聲念著“南無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樓上日本的戰犯那裡傳來“嗚嗚……”的日本戲的調子，樓下的對臺戲是一把二胡和青衣小嗓，更稀奇的是有人擺起測字攤，四面圍著一群人，問什麼時候可以回傢，傢裡發生什麼事沒有。還有些人背著蘇聯收容所當局，在宿舍裡偷著扶乩，問的大都是有關回傢的問題，鬧得烏煙瘴氣……總而言之，無奇不有。最初幾天，門外的蘇聯哨兵被吵聲驚動，曾經十分驚奇地瞅著這群人，直搖腦袋，後來連他們也習慣瞭。
我在這種時候，就像遊魂似的，東轉轉，西望望。麻將、京戲、撲克我全不會，我也放不下架子和他們一起玩，結果還是回到自己的屋子，搖我的金錢課，念我的《金剛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