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交上瞭這份自傳，心中並不寬松，因為我知道光憑我的公開歷史，也足夠我戴上頭號漢奸的頭銜。我在等待著起訴。
我們監房的鐵欄門外面，有一個崗臺，整天有一名哨兵在那裡站立著。監房前後欄外，各有一條甬道，看守人員不時地從甬道上走過。我一會兒偷看看崗臺上的哨兵，一會兒偷看看走過的看守員，努力想從他們臉上看出點什麼氣候來。如果來瞭所方的管教人員（這是慢慢才分辨出來的，他們不像看守員輪流換班，經常坐在甬道的一頭，而是偶爾出現的），就更加緊張和留意。
在提心吊膽之中，我不斷地絞著腦汁，尋思著討好所方的辦法。在當時，犯人想討好、想表現自己也是普遍心理，途徑也離不開兩條，一條是學習上裝進步，另一條是在值日勞動上充積極。那時已經恢復瞭報紙的供應，最初的學習是讀報，表現的方法也就是大聲地讀。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輪到誰讀，誰就盡力放大嗓門，這個監房讀得響，那個監房就更響，表現積極就成瞭比賽嗓門，越喊越響，好像一大群蟈蟈似的嚷成一團。直到看守員不得不過來幹涉，人們才讓自己緩一口氣，暫時放低瞭聲音。可是過瞭一會兒，又逐漸變成瞭喊叫。
值日勞動，在撫順的時候我沒有幹過。從我侄子們和我分開房間之後，我忙自己的事已夠頭昏眼花的，加上我從心裡看不起勞動，伺候別人我更不願意幹。所以，在所方剛一規定這種制度的時候，我簡直非常為難。這天，剛要輪到我來收拾屋子、掃地擦桌子瞭，所方的賈科長來到瞭我們的監房裡，向同屋的犯人說：“溥儀他有病，值日的事不必叫他幹瞭。”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說。每頓飯吃完，我連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偽大臣，對我還有一定的尊敬，雖然已不叫我皇上，還稱我為先生，他們替我收拾碗筷，也沒有意見，我也覺得理所當然。
到瞭哈爾濱，賈科長沒有來說我有病，我也自動幹起活來。這與其說是我自己過意不去，倒不如說是為瞭給所方看看。“新中國是勞動人民的國傢”，這句話我從報紙上看到多次瞭，知道瞭在所方眼裡，勞動是衡量人的標準。我們這個監房連組長老夢一共五個人，也就是每五天輪一回洗飯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遞鐵欄外送來的飯菜。這種活兒其實不算重，我在裡面也是比較年輕的，可是初幹起來，覺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別是頭一天，我在偽大臣們面前總不免有些落價之感，後來一想到這關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顧不得許多瞭。
一開頭頂使我苦惱的是，我在這方面表現出的成績，不但沒能使我在同犯之間顯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來越顯出瞭我比別人更無能，更無知。
我們的學習，到哈爾濱有瞭變化。在讀報紙之外，我們在所方管教人員領導下開始學“什麼叫封建社會”。每次先由領導學習的李科員講一次，然後由各監房的小組自己討論。我對“主觀”“客觀”還沒弄清楚，又啃“封建主義”，感到十分困難，理解上也就比別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寫學習心得。我從前在毓慶宮念瞭十一年書，至多不過是對過對聯，從來也沒有向老師交過作文。我在宮裡隻給“皇後”和“淑妃”寫過些無聊的信，寫過幾首莫名其妙的詩，還從來沒寫過正經文章。現在為瞭使所方認為我學習得好，非幹這苦差事不可，沒有別的辦法，就隻有抄書。我東抄西抄，抄書抄報，常常抄得同房的犯人都笑個不停。有時為瞭一篇心得，急得我做夢也在抄。好容易抄出瞭一篇心得，交瞭上去，卻毫無下文。寫過幾篇心得之後這才知道，我算是白費瞭力氣。
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勞動上顯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現得很狼狽。自從和侄子們分開住以後，我每天都處在忙亂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來還令我感到羞恥。我從出生到四十多歲，一天沒有離開過別人的伺候。在蘇聯的時候，無論吃飯、穿衣、疊被、打洗臉水，以至洗腳、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勞。侄子們離開瞭我，除瞭一度擔心他們變心之外，最大苦悶就是說不出的那麼不方便，似乎連吃穿睡這些事也亂得找不出頭緒來瞭。衣裳穿不好，覺也睡不著，而且天天是眼淚鼻涕一起流的。
當時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我那樣邋裡邋遢，忙忙亂亂的。鬧瞭笑話，人傢在笑，我還不知笑什麼，總是事後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剛要洗臉，一個同犯說瞭：“你怎麼不疊被？”原來人傢把被疊得好好的，我是胡亂卷起來的，人傢不指出，我也看不出這個區別來。於是，我去疊被，疊來疊去，好容易疊好瞭，再去洗臉，水又沒有瞭。或者漱口的時候，牙刷上蘸好瞭牙粉，才想起沒有弄漱口水。
有一天，在院子裡散步，所長過來和幾個犯人說話，忽然對我上下打量起來，弄得我心裡直嘀咕。原來所長對我的服裝發現瞭問題。
“溥儀，你的衣服是和別人一起發的，人傢穿得全整整齊齊，幹幹凈凈，你的怎麼就折折囊囊的成這樣子？”
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別人，確實像所長說的，差別很大。我無法回答所長的話，也不知道怎麼回事。所長一直是笑著，又說：“這裡面可有學問哩，你不妨研究一下。你總比別人又忙又亂，這兩個問題可以一塊兒研究。”
所長是個很風趣的人，和藹而幽默。但是我從來不敢把他的話當做笑話，而且事後每次的經驗都證明，他也從來沒對我說過一句沒有意思的話。我聽瞭他的話，不得不開始留心，想瞭很久，終於有一天我得到瞭問題的答案。這天晚上臨睡的時候，我發現瞭別人的一個與我不同的舉動——順便說一句，他們那時對我已不像剛來、更不像在蘇聯時那樣客氣瞭，他們敢於批評我不衛生，並且一定叫我頭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機會看清他們躺下之前的這個舉動——就是他們都把自己的衣服疊好，壓在枕頭底下。我這才明白，我每天脫下衣服從來沒有疊過，都是團成一團兒扔到一邊。怪不得有人說我穿的像“八大市”（哈爾濱賣破爛的地方）瞭。
每逢我剪腳指甲或手指甲，總要在旁邊先準備好一撮牙粉，因為自從自己的事自己辦以後，十回有九回要剪瞭肉的。如果忘瞭牙粉或者傷口太大，就不免要到醫務室去一次。所以，醫生和護士們對我生活上的能力，全都是很清楚的。
生活上自己是這樣，值日勞動的笨拙就不用說瞭。我為瞭這些事很憂愁，我憂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會好。
交上瞭“自傳”之後，想要表現一下的思想更強烈瞭。這一天，我又想起瞭在蘇聯用過的故技——獻珠寶。可是，我的珠寶都是偷藏著的，怎麼好拿出來？而且黑皮箱裡剩下的都是最精選的，實在舍不得。如果隻拿一部分，在這鐵籠子裡，也沒有辦法背著人去挑選。想來想去，想起瞭我手頭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璽，這是用一塊田黃石精雕的由三條鏈子連在一起的三顆印，是我很心愛的東西。入獄時所方檢查行李也看見過它，看來，現在隻有拿出這樣東西來瞭。
作出瞭決定之後，我又考慮最好找個地位最高、最能負責的首長，直接交給他，可是我能找到誰呢……
這一天，我正按著我的老習慣，坐在鋪上半閉眼睛，默念經文禱告平安的時候，樓梯上的響聲把我驚醒。原來上來瞭幾個參觀的人。這幾個人服裝整齊，在所長陪伴下慢慢走來。中間有個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長，他看看建築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欄桿前停下瞭。
“溥儀，你身體好嗎？”
我忙站起來，忽然認出，這個人我在沈陽東北公安部樓上的大廳裡見過。記得我在那裡發神經的時候，他還說過叫我不要太緊張的話。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級首長。他站在我面前問瞭幾句話，轉身要走的時候，我連忙抓住這機會，把要獻出乾隆田黃石印的願望說瞭。他卻未置可否，隻回答道：“你可以找所方談這個問題。”
我略為感到一點兒失望。在他走後，我隻好還是找所方。我提筆寫瞭一個報告：
所長先生：
我請求
所長轉代呈請我們人民政府，我希望將我傢存的寶貴的古物田黃石精致雕刻的圖章三件（連鎖結成一個）和另一件田黃石圖章，獻給祖國，做博物館的陳列品，供給各界人民的觀覽。如蒙
政府采納，我非常覺得光榮和感謝……
報告送上去瞭，田黃石的乾隆印也獻上去瞭，所方也收下瞭。可是關於反響，依然看不出來。我想，這可真是石頭扔到大海裡去瞭。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沒有一點兒審訊的意思，也沒有追究“自傳”寫得對不對，所方談話中仍是再三要我們好好學習、改造。這時，抗美援朝的勝利消息接二連三地傳來瞭，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漸相信瞭，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既然坐定瞭，大概就不會對我們這些人操之過急。我逐漸又放松瞭心弦。我想：石沉大海，總比驚濤駭浪要好。
但是一年後，海裡真正起瞭驚濤駭浪。這個“海”不是所方，而是我原先認為已經風平浪靜瞭的小傢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