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四年底結束的認罪檢舉運動，在某種意義上說，是促成瞭我從回國以來為保護自己而建起的防線的最後崩潰。這是僅次於偽滿洲國垮臺的一次崩潰。崩潰是由我這個封建小傢族的變化而開始，到我對它的影響完全消失而結束。這次崩潰後的絕望程度也不下於上一次，使我最懊喪的是，我一直想站穩“自動坦白”這個陣腳，可是最後，還是在檢舉材料面前變成“被迫承認”的俘虜。我對未來的審判更失掉瞭任何樂觀的想法。
一九五五年元旦那天，所長見到我就問：“認罪完瞭，新的一年又開始瞭，你對今後怎麼打算？”
我垂頭喪氣地說：“唯有束身待罪，等候政府和人民的處理。”
“太消極瞭。”所長大不以為然的樣子，“這個態度解決不瞭什麼問題。最重要的還是要爭取改造，要好好學習，重新做人。”
改造？學習？——我心裡想，不說判我個死刑，就算判個無期徒刑吧，我還改造個什麼呢？所長就像聽見瞭我肚裡的話，他又說：“在我們國傢裡，對於接受改造表現好的罪犯有減刑的，也有免予起訴的。所以，問題還在於自己是不是有決心重新做人。”
我對所長的話，隻能是半信半疑。雖然幾年來的事實，證實著所長說的話，從來不曾騙過我，可是所長隻是管教犯人的管理所長，他的話能代表最高司法機關的意思嗎？
對這個同一問題的關心，也不隻我一個人如此。觀測政府意圖的氣象，早已成瞭所有犯人最為操心的一件事（這些人都比我聰明和敏感得多瞭）。例如認罪開始前，報紙停發瞭，“聰明人”立刻斷定是有瞭嚴重的事情在等待著我們。又如認罪後，又來給我們量棉衣的尺寸瞭，他們立刻判斷出政府一時不會對我們處理。給我們註射霍亂防疫針瞭，所方人員給我們講夏季衛生瞭，他們又首先流露出舒暢的心情，當然，這不是由於健康上有瞭保證或者是因為長瞭什麼衛生知識。冬天用舊報紙糊窗戶縫時，有人從一九五一年舊報紙上看到瞭張海鵬被鎮壓的新聞，也有人看到瞭同犯老佑的傢產被沒收的消息，於是一九五五年有幾天好的氣候，又被一九五一年的晴雨表弄得陰雲滿天。
總之，無論是“聰明人”和不聰明的人，或者說無論是神經過敏的和神經遲鈍的人，全都喜歡觀測氣候，而測氣候時所註意的征兆，空間范圍不僅限於所方，時間范圍也不僅限於眼前。
一九五五年剛過春節不久的一天，全體偽滿戰犯又得到一次氣象大觀測的機會。
這天中午，劉看守長推開門叫我：“溥儀！換衣裳！”
全屋的人都明白這句話的意思，這是有政府首長要找我談話瞭。為什麼要說換衣裳呢？雖然我已學會瞭一點洗縫，但是在服裝整潔方面還是居於末位，衣服穿在身上的樣子還不能把在哈爾濱得到的“八大市”稱號取消。因此，有一天全組一致商量好，強叫我專門留出一套衣服，平常不許穿，以備必要時（比如見首長、開大會）使用，免得給大夥丟臉。看守員也知道瞭這回事，所長就把“換衣服”當做“見首長”的代用語瞭。同犯們每聽瞭這句話，總有人幫我拿衣服換裝，甚至有時還會囑咐一句：“好好聽聽首長的指示教導！”他們這種殷勤並非沒來由，原因是希望我在首長面前不要為瞭表現自己而喋喋不休，以至占去所有時間，不給首長說話的機會，而首長對我講的每一句話，他們都看做是觀測氣候的最好根據。在哈爾濱，每逢我向鐵欄桿外面的首長說個沒完的時候，其他犯人在暗地都不斷生我的氣，事後我總得到這種埋怨：“你少說幾句不行嗎？你多說一百句也頂不上政府首長一句話有用！”
這回又叫我換衣裳，這是認罪後第一次見首長，我不用他們囑咐也下定決心，一定要克制一下“表現欲”，多聽聽首長說什麼。
和我同去的還有溥傑（他平時總是整整齊齊，用不著換裝，可是現在就不如我神氣瞭）。我們進瞭所長的大會客室，一眼看到擺成一個大U字的十幾張大沙發差不多全坐滿瞭，大都是帶金晃晃肩章的。這麼多的將軍哩！他們看我做什麼呢？我心慌意亂地向所長那個方向鞠瞭個躬。憑經驗，我猜想坐在所長附近的必是一位最大的首長，雖然那裡坐著的一個唇上留胡子的人，並沒穿軍裝。溥傑也行瞭他那個日本式的挺胸的軍人鞠躬禮。有人向我們招招手，示意我們坐下，我又向招手的人鞠個躬，坐下瞭。
“首長們想瞭解一下你們學習的情況。”所長說。
一看見將軍們面容都那麼和善，還帶著微笑，於是我的難於克制的表白自己的欲望又發作瞭。我忘瞭要聽聽首長怎麼說的想法，也忘瞭身邊的溥傑，立刻滔滔然說起來瞭。我說的些什麼，現在都不記得瞭，大致不外是敘述瞭過去的罪惡經歷（當然比認罪前的內容豐富多瞭），我如何感激政府的寬大和人道待遇，我現在的學習情況，等等。
記得在哈爾濱時，有一次見首長。談學習時，把我似懂非懂的名詞都用上瞭，首長問瞭我一句：“什麼叫正義的？什麼叫反動的？”我被問得一時愣住，底下談的再接不上話。但這回這麼多的首長，並沒有人提出叫我說不下去的問題，隻有在談到東京法庭上我拒絕承認給南次郎寫信時，有人問瞭一句：“為什麼不承認呢？”當我老實地說出我害怕將來中國政府懲罰的時候，將軍們都笑起來。因此，我談得更沒有瞭拘束，把同犯們的忠告忘得幹幹凈凈，不但嘴裡滔滔不絕，連眼睛也敢於東張西望瞭。
我忽然發覺那位留胡須的首長很面熟，極力想回憶在哪裡看見過他，這就更分散瞭精神，忘瞭註意聽他說話，一直到結束瞭談話，所長說我們可以回去，這時候我才猛然想起來瞭。從會客室出來，在甬道裡我問溥傑，“那位留胡子的首長好像是一位元帥吧？”“怎麼一位，有兩位元帥哪！”原來賀龍元帥、聶榮臻元帥都來瞭。
回到監房，他們一聽有兩位元帥來過，便一擁而上打聽首長說瞭什麼。
“問瞭我學習和生活的情況，我說我……”
“別說你啦，你說說首長。”
“首長沒說什麼，都是問話。”我說瞭這話，很怕又引起他們的埋怨。
“臨末瞭還會不說幾句嗎？一定說的。”有人又追問我。
我把賀龍元帥最末說的幾句話說瞭。我真沒料到，老振立刻興奮異常。
“這不是很重要的話嗎？恭喜你，保瞭險啦。”
“什麼保險？”
“首長說叫你好好學習改造，好好鍛煉身體，還說你看得見社會主義，這還會殺你嗎？”
叫他一分析，我也不禁大喜過望。這一屋子的人個個也都非常興奮，為我祝賀。當然，他們實際上是為自己祝賀，我死不瞭，他們還會死得瞭嗎？
由於首長的這一句話，這天真成瞭我們這個組的節日，甚至別的組的人也有過來湊熱鬧的。從認罪以後，各監房白天不再鎖門，在自由活動時間串串門子的事也有瞭。這也是被我們引證那個樂觀論斷的根據之一。認罪以後，我們這裡更加像個“學校”瞭。文娛體育活動比以前熱鬧，增添瞭室外各種球類，又有瞭俱樂部，添瞭不少樂器。夥食也統一瞭，不論年輕年老，都提到原來較高的那個標準上來。由於日本戰犯們的啟發，我們也有瞭演戲活動，我還登過一次臺……
從這天起，過去聽過所長說瞭多少遍的“爭取改造”的話，又回到我的心裡。如何爭取？這又成瞭我不斷思索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