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這時候的勞動成績，依然令人氣餒。
我在前面說過，我起初給自己幹的活，暴露出來我的愚蠢和低能，當時給我最大的苦惱還不是自尊心的傷害，而是生怕政府把我看成不堪改造的廢物。在後來的糊紙盒的生產勞動中，我的苦惱又發展瞭一步。
一九五三年，所方和哈爾濱一個鉛筆廠聯系好，由我們糊一部分紙盒。每天下午三時以後，我們幹兩個小時的糊紙盒勞動。誰都知道我過去不僅沒有糊過鉛筆盒，就是使用鉛筆也沒有自己削過。我想不到鉛筆會有這麼多的盒子去裝，不但要用小盒子還要用大盒子。剛一開始糊盒，我覺得這個活很新鮮、很好玩，可是糊瞭不大時間，我就給弄得跟糨糊一樣的糊裡糊塗。別人已經糊瞭好多個，我一個還沒糊好。好容易糊出瞭一個，又和別人糊得不一樣，一時怎麼也研究不出究竟區別在哪裡，如果別人不指出來，我也許要研究到收工，才能明白是把標簽糊倒瞭。
這一天，擔任準備材料、送材料的真瑞到我們的號裡說：“幾個號都贊成搞競賽，你們老頭參不參加？”
我們這個平均年齡最大的號，也一致贊成參加競賽。為瞭提高效率，大傢組織瞭一個流水作業線。使我痛心的是，進行瞭不久，我就被排除到這條線外，原因是有我在，“水”就流得比單幹還慢。
這是我和侄子們分開之後，第二次感到孤寂的無依無靠的苦惱。在偽滿的時候，我有時獨自一個人在屋裡坐半天，念一下午的經，倒沒有這種感覺，現在在鮮明的對比之下，這由於低能而被剔除在生活外的滋味，覺得實在是不好受。假若有一個人給我做伴，另外一起糊糊盒也還好，在和侄子離開之後，我的嶽父榮源還給我洗過衣服，可是不久他就老死瞭。我又不甘心像等著老死的張景惠那樣，倚老賣老，什麼也不幹。我更怕所方誤會我躲在流水線外遊手好閑。我索性單幹起來。不用說，相形之下，我的效率更顯得低下，別人每兩小時平均可以糊三四十個，我卻隻能糊六七個，其中還時常出現廢品。有一次，我覺得很高興，兩小時糊出瞭八個，可是一經檢查，有一個盒子竟打不開蓋子。同屋的老振拿起這個盒子來笑道：“溥先生糊的鉛筆盒，是不打算叫人把鉛筆裝進去的。”
別人的訕笑，倒沒引起我什麼反響，我心中卻在為自己悲哀。我任何財產都沒有瞭，就算把我放在社會上，我連糊個紙盒都學不會，靠什麼活呢？我這時已看過瞭《論人民民主專政》那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說得明白：“對於反動階級和反動派的人們……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看我這樣，政府認為我還能成為新人嗎？
當我終於糊出瞭大體夠格的八個鉛筆盒的那天，我的高興是空前的。我開始看到面前一點兒希望：看來我還能學會幹活。那天，所方把我們的糊盒得到的酬勞，買瞭糖果發給我們，我拿起一塊糖果不禁發生瞭感慨：這塊糖不知是怎麼做的，大概也不比糊紙盒簡單，天底下的東西恐怕沒有不費勁就生出來的。過去我從來沒想過手邊的東西都是怎麼形成的，好像我所用的一切東西，最遠的起源就是長春偽“宮內府”倉庫，如果我還能想得更遠一點兒的話，那至多就是想到換來這些東西的鈔票瞭。這時，我忽然想到這樣一個問題：假如叫我到社會上去自食其力，要花費多大力氣呢？大約要把糊鉛筆盒的紀錄從八個提到八十個也還不夠。我糊紙盒由七個提到八個，我從這件經歷上看到瞭一點兒希望，可是這希望真是太微弱瞭。
到我進步到已能糊到十個紙盒的時候，進入瞭認罪階段，勞動停止瞭。認罪之後，第一次勞動是美化園庭，我參加瞭平整院中土地、拔草的活兒。在拔草的時候，我心中僅有的一點兒信心和希望又受到一次打擊。
那次拔草，我被分配給一塊花臺。我覺得這是一件最容易的工作，比我再笨的人也會做，不料我剛拔滿瞭一把草，在我附近砌磚塊的蒙古人老正，忽然氣急敗壞地向我嚷：“老溥，你，你拔的什麼？”
“我拔的不是草嗎！”
“你看這是草嗎！”他把我手裡的草奪過來，把其中又粗又長的植物一下子挑出一半來，一伸伸到我鼻子尖，“你連草和花都分不出來嗎？你啊，你啊，你真是個廢物！”
過瞭不久，這天吃包子，我覺得它特別香，要求多給幾個。王看守員問我：“你喜歡韭菜嗎？”
“韭菜？我不知道。”
“你不是說好吃嗎？你吃的不是韭菜餡嗎？”
我這才知道這是韭菜。王看守員很奇怪，問我：“韭菜長在地裡你沒看見過？”
我說沒有看過。
“那麼，麥苗呢？”
“我就看見過玉米。”
當時我還沒聽說過“拿著麥苗當韭菜”的笑話。事實上，這個笑話裡的知識分子比我強得多，他到底還知道有個韭菜呀！
我想起瞭另一個笑話。一位王爺在孫子吃飯的時候要考考孫子的常識，問他知不知道飯是哪裡來的，孫子竟回答不上來，他的貝勒父親覺得丟人，責備他道：“你連飯是米做的都不知道嗎？”王爺一聽生瞭氣，對貝勒嘆氣道：“你也別說瞭，連你也不知道米是太倉裡來的！”這個故事有人聽瞭覺得是虛構的，可是對我卻是真實的。我自己以及我的弟弟妹妹們，在偽滿垮臺以前誰都沒進過廚房，連飯菜在做熟以前是什麼樣子都沒看見過。
在勞動中感到的苦惱，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開始種菜以後，漸漸減少瞭。雖然像紮瓜架子、移苗這類比較細致的活我一幹就出岔子，可是鋤土掘地抬水之類的活我卻出瞭風頭。因為我到底比別人年輕，力氣自然也足一些。而且似乎越幹力氣越足，越能持久。我索性專挑粗活來幹。
後來到瞭每星期抬一次煤的時候，更出乎同犯們意料，也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能力竟和比我年輕的侄子們相近瞭。過去幹細活時的苦惱都被幹粗活的成績沖淡瞭。這天抬煤，臨結束時我和老憲又多抬瞭三筐，所長到院子裡看見瞭，笑著問我：“你最近飯量怎麼樣？”
“每頓三大碗！”
“身體呢？”
“胃病也不犯瞭。”
“睡覺呢？”
“躺下就睡著瞭。”
看守員們、同犯們都呵呵地笑個不停。我覺得非常高興。後來看見所長詢問那些會幹細活的人，其中也有李燾，我心中又閃過這個問題，“為什麼我幹不瞭細活呢？我原來天生是個老粗嗎？我怎麼就這麼笨呢？李燾為什麼這麼聰明呢？”李燾過去連學也沒上過，不過在天津念瞭幾年私塾。現在，在學習會上發言也比我強，看他寫的檢舉材料，比我這念過十三經的還通順。
在明白這個問題之前，我是苦惱的。我為自己的愚蠢、笨拙苦惱，我為自己無論在生活知識上、學習上、生活檢討會上和勞動上表現的無知低能、看不見進步、總是受到訕笑而苦惱。我處處從所方怎麼看我這問題著眼，我擺脫不開這方面的包袱的累贅。
我不知道這些苦惱，對我正如解病的苦藥一樣。除瞭這服苦藥之外，還有一服苦藥，是生活檢討會。